欧阳康 石德华 钟林:社会公正的复杂性与当前中国社会公正的特殊性

——国家治理的科学依据与合理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6 次 更新时间:2016-12-20 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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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康   石德华   钟林  
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趋于公正的状态。进一步而言,社会公正总是与社会发展的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既表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程度,也表现在社会公正可能达到的高度。因此,就社会公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复杂的辩证的逻辑关联,产生了一些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

   1.人类社会发展最终是要走向平等还是走向不平等?从人类社会整体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体发展而言,都是以不平等作为出发点的,这是一个基本前提。然而,人类社会发展最终是要走向平等还是要走向不平等,这看似是一个不需要争论的问题,因为一般而言,我们总是把公正、平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然而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不可能是永恒的,公正、平等总是具体的,在特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下会有具体的公正、平等内容,人类不可能达到一种绝对的公正,公正、平等之中伴随着不公正、不平等的内容。

   2.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推动文明进步的到底是平等还是不平等?梳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每一次历史发展都是打破已有的平等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已有的平等基础上出现了分化。由于某个社会阶级和集团得到了更多的资源、获得了新的技术和新的武器等,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就不会满足于已有的利益分配秩序,可能会挑起一场战争,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个社会,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这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建立往往是以原有的平衡态被打破为基础的。而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当然这种进步又伴随着巨大的不公正。人类社会发展就是处在从平等到不平等,再从不平等到平等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之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到底是平等还是不平等?如何能够让人类文明大道变得更加容易让社会中的各个阶层接受,以至于使其成为一种进步而不是一种倒退?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3.如何看待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平等与不平等的合理度?每个个体都从属于某个社会的某个阶层,从事着不同的工作,拥有不同的社会财富和地位,个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距?如果将这种差距视为不平等,那么这种不平等到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这种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的域限在哪里?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就社会整体而言,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这有限的社会资源如何分配?这就涉及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难题。比如,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时候,是否需要设立一个底线?即保障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效率又该如何体现?这都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四)社会公正与价值评价的相对性。社会公正是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伦理生活实践中彰显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哲学价值论的视角来审视社会公正,它又是一种价值问题。“社会公正本质上属于一种价值现象,是一个与利益分配、制度安排联系在一起的价值问题,也是与一定的文化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观念问题。”(马俊峰等,第8页)进一步讲,社会公正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它一直是一种理想社会状态,是人们评价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尺。社会公正的价值评价反映着社会公正的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之间的关系,包涵着一种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性意义,并作为一种评价标准来起作用。由于社会价值评价具有相对性,对社会公正的价值评价亦是如此。(参见欧阳康,1994年)

   首先,社会公正的价值评价主体和价值客体是自我相关的。一方面社会公正价值客体是非中立和多元的,另一方面社会公正价值主体的利益分化和价值取向是多样的,这必然造成社会公正的评价主体和社会公正价值客体的自我相关。其次,社会公正的价值评价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歧义性。社会公正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不仅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时间段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而且即便是同一民族、同一阶级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如经济地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等,对社会公正的价值标准的把握和理解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再次,社会公正的价值评价存在合理度的差异性,即社会公正的评价结果不是处于完全公正与完全不公正这对立的两极之间,非此即彼,而是在于公正与否的合理度。

  

三、当前转型期中国社会公正的特殊复杂性

   处于转型期的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极为复杂,社会公正问题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凸显出来,彰显出一种特殊的复杂局面。这种特殊的复杂性可以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视域加以阐释。

   (一)历史视域:对社会公正的误解与纠偏。社会公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更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追求。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联系在一起的,并以社会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以此展现出社会主义的感召力和优越性。然而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失误以及社会公正本身的复杂性,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社会公正问题上走了一些弯路,犯了一些错误,结果搞成了“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的观念,很容易使人把社会公正简单地理解为缩小甚至消除社会的贫富差距,平均分配社会的物质财富。结果,压抑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消减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活力,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造成了普遍的贫穷。实践证明这种简单化的社会公正思想和价值判断是不合理、不现实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伟大变革,是在生产方式大变革的基础上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重新建立一套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秩序,重新塑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整套价值规范和制度模式。我们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原有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公正、平等,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政策,并明确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导向,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极大进步,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问题,出现了巨大贫富差距。

   (二)现实境遇:社会公正价值的多元化。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在这条道路上,成就举世瞩目,社会公正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仍然面临着极其复杂的价值状况,“今天的中国社会内部有着极为复杂的价值要素和价值结构,它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问题,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世界上所有国家迄今为止没有遇到过的最为复杂的困难和最为严峻的挑战。”(欧阳康,2011年)就拿所有制和经济制度来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我们的所有制当中,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公有制中包含着国有/集体和股份制等,私有制中既有外资经济、独资经济,还有合资以及各种形式和比例的混合所有制,等等。与之相应的分配制度无疑也是多样的,劳动、资本和知识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比例参与到分配之中来。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来看,既有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矛盾,亦有意识形态多元化带来的主流价值的迷失和弱化问题。所有问题的背后都是价值观念问题,价值观念的碰撞成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这种特殊而复杂的价值格局使得处于转型期之中的中国面临着特殊的相对性和复杂性,使我们的社会公正理论和实践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四、国家治理的科学依据与合理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3页)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新境界,“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成就辉煌,但也面临新的挑战,时至今日,各行业相互支撑,各领域相互协调,各环节相互衔接,各群体和谐相处,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问题,需要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要求极强的国家治理能力。为此,必须从全局上加以谋划,从制度上加以建设,从整体上加以推进。”(欧阳康,2014年)

   社会公正是推动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和源泉动力,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原则和价值目标。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公正“根本地和主要地讲,便是国家治理的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便是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道德原则”。(王海明,第61页)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一个复合的价值体系,其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这诸多价值要素中最核心、最富挑战性的就是公正。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的价值观念,在国家和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的价值导向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既要把社会公正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又要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落脚点,这就把社会公正置于最优先的地位。

   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这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承认社会公正的相对性和复杂性,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国家、民族、社会的价值多元性和复杂性,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更高的程度上理解“善治”并探寻其可行的路径。如何在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指引下探寻国家治理的科学依据与合理途径?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形成和实现最大公约数或最大合理度,建立相对公正平等的国家治理体系。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型”时期,呈现出利益多元化、诉求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格局,社会公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整合多元化,进而达成社会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或最大合理度,让所有社会成员或绝大多数能够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安居乐业,这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难的问题。

   1.认真分析中国现有的所有价值“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临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等时代大潮带来的深刻变化;我们学习、借鉴了世界现代化的几乎所有模式,把各种价值要素都吸纳进了社会发展系统之中。为了应对各种价值要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须对这些“元”作出系统的价值分析。要分析它们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分析它们各自的合理性,其合理性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要进一步分析各个“元”在中国社会当中占多大的比例是合适的。比如,所有制中的公有和私有,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二者需保持怎样的比重、平衡?这都是必须认真处理好的问题。

   2.形成一个最大公约数或最大合理度。关于社会价值问题,最核心的就是合理性问题,这是一个定性判断。在定性判断的基础上,还需要有量的判断,这就是合理度的问题。最大公约数,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最大合理度。各种社会价值“元”在什么程度上是可以被大家所接受的?在什么意义上是社会可以支持和保护的?在什么意义上是社会应当加以限制和引导的?如何包容多样性、差异性,使多样化的“元”能够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和社会体系中和谐相处?如何通过科学治理和调控,把多样化的社会整合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这是极大的挑战。因此,必须通过观念的、制度的和政策的力量建立一种协调机制,通过这种协调机制形成一个最大公约数或最大合理度,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认同与接受。这是中国未来走向健康发展的关键。

(二)建立和健全制度保障,提升社会公正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制度是社会公正的根本保证,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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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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