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向红 陈亚州: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途径、机制与能动性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0 次 更新时间:2016-12-15 13: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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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   陈亚州  
尽管共意性抗争政治享有较广泛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比冲突性抗争政治在实现社会变迁目标上更具优势,也不意味着其动员规模相对较大。(史华兹、保罗,2002:239-240)其中的原因在于,制度支持和成员支持是两种不同的进程,因此会产生不同的动员效果。具体而言,从现有机构(例如政府、商界和媒体)动员资金和基础设施等资源,与动员有意愿投入精力参与抗争政治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彼此独立的方式开展。造成资源动员与成员动员之间分离的主要原因在于,共意性抗争政治因为能从多种渠道获取资源,所以不需要尝试把持普遍支持态度的成员转换为有责任感和积极的行动者。③相反,冲突性抗争政治则需要扩大动员规模和地域范围,以弥补其资源不足造成的缺陷。正因为如此,共意性抗争政治往往会陷入外部机构所施加的约束之中并易趋于衰落,这使它很少能向其成员展示这样一种前景,即通过一系列的运动进程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变迁。为了避免自身的衰落,共意性抗争政治往往蜕化为一种利益群体,同时放弃大规模动员方式,甚至通过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妥协以实现其利益诉求。(史华兹、保罗,2002:250-254)

   相反,另一些学者如麦卡锡和沃尔佛森等认为,共意性抗争政治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巨大潜力,因而对抗争政治来说,它是一个理想的工具。(史华兹、保罗,2002:232)从以上分析来看,与共意性抗争政治相比,冲突性抗争政治最明显的优势是能够促使成员参与到抗争之中,而非使其对抗争行为的支持仅停留在态度上。其中隐含的假设是,动员人数较多的抗争政治比动员人数较少的抗争政治更有利于实现社会变迁。然而,仅立足于动员人数的多寡去判断抗争政治的前景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冲突性抗争政治动员人数较多但支持率较低、共意性抗争政治动员人数较少但支持率较高。如果不从动员规模而从民意基础上来看,共意性抗争政治即使放弃大规模的动员方式,也能使政府无形之中感受到来自民众的强大压力。面对强大的民意,政府有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融入民众的诉求。

   (二)策略选择与抗争政治的能动性

   在抗争政治策略上,选择哪种策略更有利于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自盖姆森在《社会抗议的策略》一书中提出这一问题以来,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Giugni,1998:371-393)以盖姆森、麦克亚当、塔罗、蒂利等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为,使用暴力或破坏性策略能提高运动目标实现的概率。(朱格尼,2002:5)皮文和克洛沃德(Piven & Cloward,1979)也坚定地支持这一说法,他们认为,正因为抗争政治缺乏制度内的手段,所以破坏性策略是其达成目标的最强有力的策略。与此相反,以苏迈克(Schumaker)为代表的其他学者认为,破坏性策略对抗争政治实现目标毫无益处。他认为,有效使用破坏性策略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抗议者和他们的抗议对象有直接对抗的时候;二是当抗议者与某一怀有敌意的阶层有零和要求的时候。他坚持认为,使用破坏性策略可能引起公众的敌意,因而其成效不如温和策略。(朱格尼,2002:6)除了单纯讨论策略选择与抗争政治结果的关系外,一些学者尝试寻找策略发挥效果的条件。例如巴顿(James W.Button)认为,当冲突局限于抗议团体及其目标时,选择破坏性策略更有利;而当大量民众开始卷入冲突时或冲突的范围扩大时,破坏性策略会降低运动成功的可能性。(Giugni,1998:378)

   可见,目前学者对这一问题仍未达成共识。从21世纪抗争政治在全球的表现来看,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暴力冲突,但整体上,非暴力或温和策略是社会运动采取的主导策略。这或许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非暴力方式比暴力方式具有以下诸多优点:第一,非暴力抗争在有效改变现状的同时,也可将人员伤亡率控制在最低限度;第二,非暴力抵抗更能激起人们对公正事业的同情与支持;第三,在解决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公方面,非暴力方式比暴力方式更具持久力;第四,在非暴力抵抗过程中,单个的民众能够形成强大的合力,进而提高了镇压的成本以抑制政府镇压的意愿或迫使安全力量保持中立;此外,非暴力方式易于在当局与抗议者之间建立沟通桥梁等。不过,也应该看到非暴力策略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它并不能解决某些根深蒂固的冲突。而且,当抗争政治实现既定的目标后,平民主义有可能沦为各党派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真空或纷争有可能会增加外部势力干预的概率。(Merriman,2009:17;Rojas,2006)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非暴力策略与暴力策略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在跨阶层动员形成和军队精英分裂的条件下,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抗争政治则会向内战演变。

   (三)组织化程度与抗争政治的能动性

   抗争政治在何种程度上能实现其声称的社会变迁目标,还与抗争政治的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抗争政治组织和其它组织一样,一经形成,维持其自我存在或生存成为首要目标。只有在生存得以确保之后,抗争政治才会追求其它更高层次的目标。(McCarthy & Zald,1997:1226)在此,我们仅关注什么样的组织特征影响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目前,对这一问题论述最为系统的学者是盖姆森。他在综合分析1800-1945年期间美国发生的53次抗议运动后,得出了以下结论:诉求单一的组织比诉求多元的组织更易于成功;选择性激励措施与抗争政治成功之间具有明显的联系;在组织结构上,科层化程度高、集中性特征明晰和内部未分裂为小团体的组织更易于实现其目标。在盖姆森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论证科层化、集权化、理性化的组织是否确实有利于抗争政治目标的实现,成为抗争政治研究者讨论的核心问题。

   在抗争政治研究中,资源动员理论比其它范式更强调抗争政治组织的重要性。资源动员理论将抗争政治组织视为获取和控制资源的重要渠道,并认为采用科层制的组织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因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更易于实现其目标。为了提高组织的科层化水平,资源动员理论认为应该根据成员为抗争政治组织贡献的时间与精力的多寡架构其组织结构,成员的安排应从高到低依次分为:骨干人员(cadre members),他们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或一部分时间投入到与抗争政治组织相关的事情上,并参与抗争政治组织的决策过程;专职人员(professional staff),他们对抗争政治投入充足的时间,但不参与组织的决策过程;工作人员(workers),断断续续地投入时间的人员。此外,抗争政治组织还需设有临时团队(a transitory team),他们由完成某一具体任务的工作人员组成,受骨干人员的直接领导。临时团队直接参与抗争政治组织的事务,他们通常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这样的参与中,这些工作人员会受到彼此团结的激励。(McCarthy & Zald,1997:1227)

   但是,抗争政治组织是一把双刃剑。抗争政治组织内部也可能会出现寡头化及其导致的资源配给不均与内在支持分解等破坏抗争政治进程的因素。具体来说,正式抗争政治组织的建立可能导致形成寡头团体。寡头团体一经形成,他们则会将维持组织自身的存在视为一种比实现社会变迁目标更重要的价值。在此背景下,抗争政治只能牺牲其发展潜能以尽力确保组织的生存。而要维持抗争政治组织的长期运转,则需要从分配给抗争政治参与者的资源中抽取部分资源,这会导致用于发起抗争政治的资源减少。为了弥补资源不足的情况,抗争政治就需要从外部获取资源,而这又会导致资源供给者在社会运动事务上扩大控制权。如果抗争政治未能以与赞助者的利益和目标相一致的方式利用资源,那么资源供给链有可能会被切断。在此情况下,继续开展抗争政治就变得困难重重。此外,外部联系的建立可能促使抗议者将外部赞助者的意志上升为抗争政治优先追求的目标,从而大大降低抗争政治追求社会变迁的动力。另外,寡头化也会带来内部支持的分解。抗议者日益寻求培育与外部支持者的联系,也会使组织内部成员间的联系趋于脆弱,进而使组织内部原本有效的团结激励机制失灵。而正是这一机制,为早期大量的潜在参与者加入抗争政治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吸引力的减弱势必限制抗争政治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抗争政治规模的扩大,进而制约抗争政治的活动范围和能动性。(McAdam,1982:54-56)

   (四)要素组合与抗争政治的能动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仅从抗争政治内部任何一种要素的某一方面出发,考察其在实现社会变迁目标的过程中所起的是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所得出的结论都具有不确定性。事实上,在抗争政治的运行过程中,抗争政治的参与者、策略、话语、组织等其中的任何一种要素的作用效果都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考察抗争政治能动性的过程中,需要区分抗争政治内部主要要素的组合方式。事实上,在抗争政治的“常备剧目”中,与话语等其它要素相比,社会动员、策略选择和组织化程度这三个要素对抗争政治的能动性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因为社会动员、策略选择和组织化程度直接涉及抗争政治的参与者、手段与抗争政治组织,它们是抗争政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这三种要素的组合影响抗争政治的能动性,如图2所示。

   图2 抗争政治能动性示意图

   在上图中,三条射线OA、OB、OC分别表示抗争政治的动员规模、组织化程度与暴力程度,它们沿着箭头所指方向逐渐增强。抗争政治的能动性可视为四边形OABC的面积(上图仅表示一种理想化情形)。本文认为,假定其它因素为常量,如果四边形OABC的面积越大,则抗争政治的能动性越高。为了更清晰的分析与比较抗争政治的能动性,需要对抗争政治动员规模、策略选择(暴力程度)与组织化水平做出比较准确的衡量,在具体衡量时可参考表1所列举的各项观察指标。

   总之,抗争政治的能动性是抗争政治的动员规模、策略选择与组织化程度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需要强调的是,一般而言,抗争政治的能动性与抗争政治目标的实现程度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能动性较强的抗争政治比能动性较弱的抗争政治在实现社会变迁目标上更具优势。但是,抗争政治的能动性仅指抗争政治在推动社会变迁时具有的能力的大小,所以,能动性较强的抗争政治不一定意味着其能够完全实现其目标诉求。抗争政治的内部因素是影响抗争政治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本文重点考察了当前抗争政治研究中一个亟须认真研究但过去尚未深入探讨的问题——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作用。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呈现”、“塑造”、“分配”与“变革”四种主要形式。它们是对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心理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资源分配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做出的不同回应,具体体现在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和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这四种较有代表性的抗争政治类型上。此外,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受到抗争政治动员规模、策略选择、组织化程度等社会运动内部诸要素的影响。尽管如此,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抗争政治的动员规模、策略选择与组织水平中任何一种因素,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囿于篇幅,仅仅从理论层次上提出了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一些机制与模型,并未进行实证检验。如果可能,可以就上述尚未深入展开的问题进行研究。总之,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抗争政治的能动性及其局限。

  

①抗争政治显然并不属于“传统行为”,即“一种含糊的对于习惯性刺激以重复其固有的态度作出的反应”。(韦伯,2005:33)由于抗争政治一般具有明显的意图性特征,因此,除了“传统行为”外,抗争政治的特征同样符合社会行为的一般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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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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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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