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向红 陈亚州: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途径、机制与能动性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0 次 更新时间:2016-12-15 13: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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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   陈亚州  
可视为一种混合型抗争政治,其中或掺杂着民众长期累积的愤懑情绪,或包含着民众对民主、自由等价值的追求,或寄托着民众期望社会资源向自身倾斜的愿望。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上述三种抗争政治中。但是,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无疑是抗争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此类事件的一再发生表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一旦发生,将会给一国国内政治带来深刻影响。同时有可能向外扩散,进而影响地区稳定与地区发展方向。例如2003-2005年前苏联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2010年底席卷西亚北非的中东变局等,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外溢效应”。因此本文将其与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并列,共同作为抗争政治的基本类型。需要指出的是,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与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果这三种类型的抗争政治得不到有效处理,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发展演变为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

   就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过程而言,上述四种抗争政治具有相似之处。如图1所示。

   图1 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一般过程

   社会变迁可能导致各方面的社会问题。其中,社会心理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资源分配危机与政权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社会危机类型,同时也是容易引发抗争政治的社会危机。如果它们未能得到妥善处理,且民众感觉到通过制度化途径解决这些危机的希望渺茫,那么民众有可能选择抗争政治作为改变自身不利处境的一种方式。作为对这些社会危机的反应,首先,或是出于对特定社会危机的消极应对,或是为了动员民众参与抗争政治以实现其集体诉求,参与抗争政治的社会群体需要构建或制定出一套针对不满现状的替代性方案,不论这种替代性方案是在抗争政治发生前还是在抗争政治进行中发展形成。就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而言,它们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可分别概括为“新价值”、“控制框架”和“想象团结”。需要指出的是,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发生由于主要受到情感因素的驱使,因此这类抗争政治或者没有提出自身的替代性方案,或者只是表达了一种模糊的替代性方案。换言之,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参与者意识到了某一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并为此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反应,但在抗争政治过程中往往未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其次,为了将替代性方案成功转变为社会现实,抗争政治或者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者寻找其他可以借助的力量。不论抗争政治独自实现其目标,或联合其他社会力量以促进其目标的实现,这些力量均可视为推动抗争政治运行的“动力基础”。再次,抗争政治主要依赖其“常备剧目”(the social movement repertoire)作为推行替代方案的工具或手段,具体包括公开集会、依法游行、示威、请愿、声明、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等。(蒂利,2009:4-6)

   不过,由于不同的社会危机引发的抗争政治的类型不同,因此不同类型的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存在一定差异。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各自代表了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一种特定形式,它们各自影响社会变迁的形式可分别概括为“呈现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与“变革模型”。需要指出的是,这四种形式是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而非全部形式。

  

三、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模型构建

   (一)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呈现模型”

   广泛的社会变迁能够引起人们内心的焦虑、孤独、剥夺感、怨恨等负面情绪,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正是以宣泄或抒发这些感情为直接目的。这种源于社会个体的情感体验在社会群体中扩散后,往往能够引发其他社会个体的共鸣。随着社会消极情绪经历集体磨合(milling)与集体兴奋(collective excitement)阶段,进入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阶段时,抗争政治的发生率会大大提高。(赵鼎新,2006:28)这种过程类似于于建嵘(2010:163-169)所说的“情绪感染”。“情绪感染”是指这样一种情境:情绪激动的人的举动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人群的聚集,借此场合,一些抱有借机发泄心理、逆反心理、英雄情结、盲目从众心理或法不责众心理的旁观者很容易受此感染,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此外,由于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的爆发一般受到触发性事件的刺激,因此这类事件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不过,“情绪感染”与触发性事件二者并不存在固定的先后顺序,一方的发生均有可能引起另一方的发生,或导致抗争政治升级。

   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具有呈现问题的功能。哈珀(C.L.Harper)在分析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时指出,抗争政治能将社会问题呈现出来,并创造出新的社会问题。(Sherry Cable & Beth Degutis,1997:121)这种呈现机制相当于洛克艾尼•L.多蒂(Roxaanne Lynn Doty,1996)所谓的“呈现性实践”和我国学者孙吉胜(2009)提出的“呈现性力量”(representational force)概念。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体现出较强的呈现功能,能将社会问题展现于社会大众之前。呈现功能看似只将社会问题暴露出来,距离问题的解决尚存一定差距。其实不然。在现代社会,呈现是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新闻媒体的介入能够使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呈现功能进一步放大。不仅如此,媒体介入抗争政治后,充当“居间联络”(brokerage)媒介与“界限激活”(boundry activation)机制,②运用语言、文字、图片和影像等多种手段对其进行呈现,促使抗争政治升级,甚至能够促使其发展成为影响巨大的网络抗争政治。(吕德文,2012:142-146)

   抗争政治的呈现作用的表现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架构”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呈现形式,并已发展成为一种理论范式。架构活动“通过选择性地突出人们过去和现在所处环境中的某些客体、情境、事件、体验和一系列的行动并对其加以编码,从而对‘人们面前的那个世界’进行简化和压缩”。(David A.Snow,et al.,2007:385)新颖巧妙的“架构”不仅能使已经乏味的社会议题重新激起人们参与抗争政治的热情,而且有助于抗争政治诉求的实现。如果公众较少关注某一问题时,那么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偏离公众的偏好。因此,将某一问题直接或创造性地呈现给公众,能促使公众调整其偏好,并与公共政策保持一致。(西德尼•塔罗等,2002:40-41)抗争政治也正是通过呈现模式以增强某一问题在公众面前的突出性,促使政府在其议事日程中将该问题前移,进而间接影响国家决策。

   (二)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塑造模型”

   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具有塑造社会观念的功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能够修正或改造人们的某种价值、偏好、规范、思想、态度、信念、认同、文化等观念,进而在公众中树立起抗争政治所倡导的某种新的价值规范。例如保罗•伯斯坦(Paul Burstein)认为,抗争政治能塑造或改变公众的偏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抗争政治往往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改变公众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偏好的分布状态;其二,重新确定问题,即改变偏好是关于什么的。(塔罗,2002:39)谢里•凯布尔(Sherry Cable)和贝斯•德古迪斯(Beth Degutis)(Cable & Degutis,1997:130-132)从不同层次出发考察了抗争政治的塑造功能。他们认为,在个体层次,个人参与抗争政治的过程也是个人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会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培养并产生新的政治态度等;在社区层次,参与抗争政治能够增进社区内部民众之间的团结与认同。除了上述影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抗争政治会促进社会文化的变迁,大多数关注抗争政治和文化的研究者都将抗争政治视为文化变迁的工具。(塔罗,2011:62-64)因为“抗争政治又特别指向了关涉国家的集体诉求行为”,(黄冬娅,2011:217-218)所以抗争政治在与国家的互动中,不仅仅被动地接受国家对其形态的塑造,而且也能主动塑造国家的政治文化。尽管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对社会文化具有塑造功能,但在某个较短的时期内,社会文化的改变通常非常缓慢,而且难以察觉和识别。

   尽管抗争政治意欲塑造的观念具体形态各不相同,但其中都隐含着对某种价值的推崇,而且也都将这种新价值的确立视为抗争政治追求的目标。为了使新的价值成功地内化为公众普遍接受的观念,抗争政治需要一系列有利的条件。

   首先,新价值的出现是对既存价值的一种挑战。因此,既存价值或规范在某一群体或大部分民众间产生认同危机往往是新价值创建的前提。在现代社会,全球化不仅使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成为可能,而且导致了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傅腾霄、陈定家,2003:208)这使文化认同危机成为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产生后即成为塑造新的价值规范的一种重要方式。其次,新价值能否被社会初步认可,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对受众群体产生“移情效应”(empathy effect),移情是促使民众态度转变的一种重要的资源。(Batson et al.,1997:105-106)观察抗争政治是否产生了移情效应的主要方法,是衡量抗争政治倡导的新价值是否与人们的审美、思想、情感等观念相契合,以及接受新价值后民众是否与价值倡导者产生了大致相似的心境。为此,抗争政治就需以一种创新性的框架(frame)将新价值呈现出来。如果该框架得到了人们经验上足够多的证据支持(经验的可信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经历的可测量度)以及与人们头脑中现存思想观念相吻合(观念的重要性),那么该框架引起共鸣的程度就高。如果该框架在经验的可信度、经历的可测量度和观念的重要性三个因素中起作用的因素越多、程度越深,那么框架产生的共鸣就越高,反之,新价值可能从一开始就失去吸引力。(Benford & Snow,2000;Snow et al.,2007;Snow et al.,1986;斯诺、本福德,2002:151-177)

   不过,移情作用是新价值传播的条件而非机制,社会化才是新价值得以普及的主要机制。在新价值出现后,人们对其或赞扬(按照价值的规范行动),或反对(不按照价值所倡导的方式行为)。但不论面临何种反应,在公众表达关注的过程中,新价值既可能得到传播,也有可能渐渐消失。如果新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得以内化,那么新价值也进入“社会化过程”。(芬尼莫尔、斯金克,2006)通过社会化机制,抗争政治所倡导的新的价值规范才有可能被社会接受。但是,社会群体接受新价值的程度与范围如何,还取决于其能否与民众置身其中的文化—制度背景相适应。最后,为了使抗争政治倡导的价值最终确立起来,抗争政治除了采用一般的行动策略外,很有可能采取明显的“不适当”行为,如绝食、袭击政府等极端行为。故意的“不适当”行为,尤其是那些可能导致社会排斥和法律惩罚的行动,可以成为价值倡导者发出信号的有力工具。(卡赞斯坦等,2006:306)然而,并非所有的新价值都会成功实现社会化,很多新价值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提出后不久就告夭折。

   (三)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分配模型”

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具有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功能。抗争政治虽然往往需要付出成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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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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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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