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毅鹏:单位制与“工业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9 次 更新时间:2016-12-15 13: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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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单位制的研究成果,虽然多选择由国有工业企业入手的研究路径,但却对单位制起源、形成进程中“工业主义”这一重要面向重视不够,更多地强调了单位制的“组织”、“统治”、“控制”、“整合”、“福利”等功能及其社会革命的含义。事实上,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要素,从单位制起源和发轫期开始,“工业主义”便从思想观念、制度规范和组织模式等层面深深地嵌入到这一进程之中,深度地影响着其发展演进。单位制是基于工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双重原则而建立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改造方案,既体现了现代性,同时又在“去资本主义化”的前提下,表现出其范型的特殊性。作为一种以激进方式推进工业化的模式,单位制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却无法使其发展持续化,进而抑制了工业主义的发展,表现出其与工业主义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预示出单位制走向变革的必然性。

   关 键 词:单位制/工业主义/起源与形成/现代性

  

   自单位研究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勃兴以来,便似乎与工业企业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迄今为止,国内外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单位组织展开的。如较早进入单位制研究的国外学者华尔德和国内学者路风、李路路、李汉林等,都主要将单位研究的重点锁定在“国有企业”,这对后来的“单位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日后人们每提及单位,便首先想到国有企业。

   从国有工业企业入手研究单位制,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单位制在其起源、形成及变迁的过程中始终浸透着“工业主义”的元素。就单位制起源的社会背景而言,它实际上是现代中国政治精英直面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回应西方列强现代性挑战所做出的组织重建和制度重构。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位制又是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制度实践的重要部分而出台的。故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单位制实际上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作为社会主义工业社会建构的重要步骤而推出的。因此,我们仅仅将单位制看作是一种“统治体制”,或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将其视为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组织,都是不全面的,具有明显的偏狭性。

   从社会主义工业社会建立的视点重新审视单位现象,我们会对单位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产生新的认识。法国社会学家阿隆在谈及工业主义对欧洲的影响时曾提出:“一切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都呈现相似的特征。”①威廉斯也强调“正如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法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尽管变革方式不同,其性质却相类:通过某种变革模式创建一个新型社会。”②但从类型学意义上看,非西方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的变迁轨迹却有所不同。作为工业主义主导下的社会重组方案,单位制既体现和彰显了现代性,同时又在“去资本主义化”的前提下,表现出其范型的复杂和特殊之处;故我们应探寻工业主义与单位组织之间的复杂关联,注意探寻:以工业主义和社会革命原则构建起来的现代单位组织和制度体系如何从革命根据地的军事主义中汲取养分,又是如何由工业企业组织发端,并逐步向其他行业和领域拓展,从而为整个现代单位制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范本。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单位制与工业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的过程中所应给予特殊关注的,亦是单位制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

  

单位制起源进程中的“工业主义”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多将单位制的起源置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背景之下,并注意强调以“延安道路”为代表的“根据地经验”对于单位制度建构所具有的特殊意义。③认为正是民主革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实践,铸就了单位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研究者却对单位制起源进程中“工业主义”这一重要的面向重视不够,更多地强调了单位制的“统治”、“控制”和社会革命的含义。事实上,单位制度的起源和形成,不是“社会革命”的独奏,而是“工业主义”与“社会革命”的“双重变奏”。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要素,“工业主义”从单位制起源和发轫期开始,便从思想观念、制度规范和组织模式等层面深深地嵌入到这一进程之中,深度地影响着其发展演进趋向。

   (一)以“工业主义”改造中国传统社会的“涣散性”

   从“长时段”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演进的进程,我们可以将先秦以来的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简略地表述为“封建—郡县—单位”三个阶段。④所谓“封建阶段”,是指秦以前以宗法分封为特征的政治社会统治体制;“郡县阶段”,则是指秦以来建立的以皇帝为核心,以郡县制和家产官僚制为主体的一种统治类型。从表面上看,郡县社会时期中国社会这种带有“大共同体本位”⑤特点的统治体制似乎具有超强的纵向控制力,但实际上此种体制在其强大外表的背后却存在着明显的涣散性。尤其与欧美现代民族国家相比,其社会动员能力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于是,近代中国思想精英掀起了对传统社会激烈批判的否定思潮。他们认为中国社会要想克服其涣散无力之固有弊端,必须建立一种具有超强组织力和凝聚力的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单位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就是上述思潮发展演化的最终结果。

   1.对传统农业社会涣散性的批判

   大约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中国思想精英逐渐在中西比较中意识到中国社会“散漫性”问题的存在。如梁启超认为国人知家族而不知国家,涣散至极。孙中山也断言中国人因崇拜家族主义而“势如一盘散沙”。⑥在梁漱溟的笔下,中国社会也是一个松散的社会,中国人缺少集团生活。故改造中国社会应从乡村入手,实现社会重建。⑦社会学家潘光旦更是强调:人们常说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我不同意,我比它作一团面粉,由于滴水和虫蛀形成了一个个虫蛀的小团,连沙子都不如,不能再有一点用处。⑧这虽然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却代表了思想界多数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传统社会之所以如此涣散,主要是因为:

   (1)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公私关系错位。戊戌时期梁启超从公私和家国等观念分析入手,认为秦以后中国数千年来帝王以“国家为彼一家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⑨但在名义上,历代帝王却一直对外宣称自己的王朝是“公”的代表,将王朝称为“公门”、“公家”,这实际上是以一己之私来冒天下之公,导致公私关系的严重错位。⑩故中国社会的散漫而无凝聚力,与社会内部公私关系的错位有着密切的联系。

   (2)传统社会的涣散性主要源于农业主义的分散性。如果说工业主义是团结的,那么,农业社会则是涣散的。中国自古建基于农业经济之上,其社会必然具有涣散性。“农业经济的社会本质,则是保守安定,少变化,少进步。近百年来,海禁大开,国际通商的局面既立,农业经济的社会基础逐渐变质,固有的社会组织未能及时调整来适应新情势的刺激,遂日趋动摇。”(11)“在古代或旧式的社会中,血缘与地缘是具有极大的维系力量;到今日则日趋消沉,而职缘、政缘成为新社会或近代化国家的特征。”故增强中国社会组织力的重要途径是“扩大集团生活,获取一个具有展开性的维系力。这须要走政缘及职缘的途径。再推而至于文化缘当然更好。”(12)“目前中国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组织改变的问题,须以现代的集团生活的方式,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个人或集团的比赛标准,抑制自己乃至于牺牲自己,以为集团努力拼命的道德条件,事业才会有办法的。”(13)工业组织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统合性,主要是因为工业组织的管理“不单是指现在作工场而言,实包括全体经营之组织化和体系化,必须把各部门相互联络,有秩序地分工合作,才可以把事业维持延续。”(14)

   (3)礼治社会的涣散性。在传统的礼治社会里,社会是松散无力的。“礼治精神须寄放在社会各个人身上,保留着各个人之平等与自由,而趋向于一种松弛散漫的局面。”(15)

   2.以工业主义整合社会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曾发生“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争。论争中,“以工立国”的观点始终占据着上风,他们认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舞台上,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在工业主义和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以农苟安则可,以农立国则不可;中国要立国,只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向工业迎头赶上去。”(16)“我们要把中国从根救起来,必得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迎头赶上去。”(17)而且,工业化“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整个政治经济的问题。”(18)学界在论辩中深化和拓展了对工业主义的理解,认为工业化不仅仅是建立工厂,制造工业品,而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革命和组织变革,“工业化运动并不限于都市与工业区,而且要推进到广大的农村,使农业生产逐步机械化。”(19)“工业化是以工业建设为中心,创立一种企业进取组织管理的精神和习惯,成为社会人群生活活动的标准。而使一切文物制度思想,依着这个中心标准精神而同化。”(20)总之,工业化就是“进一步地运用科学技术的原理,改造我们的社会组织,更新我们的生活态度”(21),以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

   (二)“军事主义”与“工业主义”的亲和

   研究单位制的起源,还有必要从“军事主义”与“工业主义”之间复杂的亲和关系入手来理解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军事主义与工业主义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这主要表现为:

   1.在历史上,现代工业主义的成果直接打破了前工业时代各王朝国家孤立分散的状态,建立起现代世界的交往体系,使得工业文明自身所具有的扩张性空前彰显,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工业主义与军事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强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力。武力应该由国家来组织与控制,经济力自然亦应受同样的组织控制。现代工业所发生的力量为经济力源的主要部分,可以影响一国之强弱盛衰,正与武力相同。正与武力相同,要组织了,才能发生有用的力量。要管制了,才能将这有用的力量导赴一定的方向,达到预定的目的。(22)由此,工业主义开始渗透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的变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吉登斯主张将现代性制度看成是一个“组织丛”,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权力和监控构成了现代性制度的诸多维度。(23)

   2.军事纪律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厂经营提供了理想模范。(24)韦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大型工厂诞生的历程时曾指出:“军事纪律是所有纪律的母体。对于纪律的第二个伟大的教育者,是经济上的大规模经济。”(25)“训练有素的军队之纪律,在战争进行中扮演的角色(尽管有大有小),对于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却有着最为长远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并不是那么明确。纪律,作为实战的基础,是种种体制的母体。”(26)“军事纪律可与全然相异的各种经济条件携手并进。只是,军事纪律往往会对国家体制、经济体制、甚或家庭制度造成某种影响。”(27)揆诸历史事实,在近代工厂制度建立的初期,其组织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军事主义作为其制度供体的。很多工业企业的制度规范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形成了一种“准军事化”的社会组织范型。

3、军事共产主义形态为现代工业社会组织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范型。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主要是指在战争状态下而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总称。一般说来,军事共产主义最为重要的特质表现为“非常性”和“临时性”。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及组织范型的运行及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非常时期”。因为军事共产主义的具体实践,往往会激发出惊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使得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人物容易产生一种将军事共产主义常态化的想法。故在历史上,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存在着一个由“变态”向“常态”,由军队逐步向地方推行的过程。波格丹诺夫曾通过对俄国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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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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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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