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喜欢贫困。历久以来，各国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常常把反贫困作为一面旗帜来高举。不过口号归口号，愿望归愿望，能不能实际做到，是另外一回事。要是拿效果来衡量，欲大幅降低贫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究竟什么事情最重要？
从我略知一二的一段历史经验讲起吧。1978年中国农民差不多全部是贫困人口。官方统计报告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好像只有130多元——那是把公社分给老乡的粮食和柴草之类通通折价算进去的，现金收入每人每年不过几十元而已。我自己下乡的地方，属于国营农场还好一点，因为好歹每月开现金工资。不过走进老职工的房子，连接大、小两盘火炕的地方能放上一个刷了红漆的木板箱子的，就算富户了。农场周围的老乡，远要苦得多。“人民公社是金桥”唱了20年，家徒四壁的所在多有。东北可是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所以正常年景种地的还可以吃上饭。全国情况就没这么好，当时约2.5亿农村人口常年缺粮。
怎么弄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招是“休养生息”，就是降低国家征购农产品的数量，城市需求的不足部分，动用外汇进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农民“减负”——横竖政府少拿人家10斤，农民就多了10斤。是新政策，因为多年来统购统销压得农民没有喘息余地，“卖油娘子水梳头”，种田人吃不饱饭。
外汇有限——没有今天直逼10000亿美元的储备——港口粮库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在减少征购的同时，国家决定提高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是最早的“两轨制”：征收任务内低价，超任务部分加价。这一招重要，因为与单纯的“减负”不同，提价有刺激农民增加生产的作用。当然也是收入分配的调整——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财政要给尚领低工资的城镇职工发食品补贴。
第三招就是包产到户，废除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不错，提升粮价可以刺激增加生产的意图。但农民要对价格信号做出增产的反应，非通过生产体制不可。如果你想多干，但多劳不能多得；别人磨洋工，却照领报酬，你还会保持增产的意图吗？不幸的很，人民公社就是这样一套不刺激增产意图的生产体制。结果是，一头市场迫切需要粮食和农副产品，另一头农民更迫切需要增加收入，可是中间架上了公社这座“金桥”，就两头满拧，怎么也不搭调。
早就知道问题所在，否则为什么最早的包产到户在1956－57年就出现了？为什么后来几起几落，怎样“斗争”也无从根除？无奈那僵化得比化石还要硬的死教条，活活捆住几亿农民的手脚。非弄到天大旱、饥荒和死亡的威胁迫在眼前，才逼着农民采取秘密行动。这是1977年安徽等地农民故事的背景。谢天谢地，这一波来自底层的包产到户，遇到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上层建筑”——“实事求是”成为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凡事可以先试验再定夺。
从此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以我的第二故乡黑龙江为例，“粮豆总产300亿斤”喊叫了多少年——任什么办法也用过了，包括让昔阳大寨干部接管省地县农业指挥权，也包括“用无产阶级专政办农业”——硬是在包产到户之后才达标。全国看，粮食年增产量翻番，农民增收，“希望的田野”就是那个时候唱起来的。
依托这个实例——上世纪80年代初几亿农民大幅度提高收入、显著减轻了贫困——我们可以讨论本文的问题：究竟什么最重要？我看到的经验说，大规模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但决定性的一招是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
不是说治标不重要。给定当时的历史条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压得那样苦，不立竿见影地调整一下，缓一口气，真翻了大船，就什么也不要谈了。问题是，仅靠“减负”所能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即便完全减除农民的负担——当时根本不可能做到——农民还是很穷。根本问题是农业生产率低，而数量巨大的人口又被城乡隔绝体制强制在低生产率农业部门“就业”。不改变基本构造，提升生产率，从何大规模提高农民收入？
有没有让农民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可能空间呢？有，很巨大。最明显的，就是粮食、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工业化几十年了，只容纳2亿城镇人口，还每家每户发了粮本和五颜六色的票证。后人所谓“短缺经济”，首当其冲就是食品短缺。我小时生活在上海，妈妈要在阳台上养鸡，受到干预后，就把鸡养在壁橱里！这是说，潜在的农产品市场容量巨大，只要生产出来，农民就可以增收。
奇怪的是，就是不让农民靠他们的力气增产农副产品来致富。其一是统购价格过低，其二是公社生产体制吃大锅饭。加到一起，农民要自食其力也施展不开。于是，穷困不但与生俱来，而且仿佛永远难以改变。每年的扶贫款、救济粮，把农村干部忙的一天世界。
先让人家把可以赚的钱赚到手不好吗？区区在下总算当过十年农民，知道很多普通的农民群众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根本就不愿意靠救济和补助过日子。自食其力在哪里都给劳动者带来莫大的愉快。没有劳动能力的是另外一件事，凡有谋生能力的，第一位的要求不是给点救济，而是给致富的机会。真正把机会之门打开，到底谁是“弱势群体”还未可预知哩！
实在是匪夷所思的逻辑：一手紧闭机会之门，一手扶贫救济帮困。也是那个年代，我和同道去过一个“老、边、少”地区调查，那里产的木材、药材、矿产——都可以在市场卖大钱的——全部被低价统购，或者干脆就是国家垄断专营，本地老乡不得染指。同时，年年自上而下拨付大量款项，分配再分配，干部忙得不亦乐乎。记得调查报告有一个概述，叫“一手白拿，一手白给”。
很幼稚地想过，白拿100，再白给100，当地人民是不是就没有吃亏？或者更慷慨一点，白给大于白拿，那个地区岂不就发了？后来才知道错、错、错！道理是，让当地老百姓在市场上挣他们可以挣得的钱，除了挣得当期收入之外，还有能力的提高、信息的获得、以及契约关系的培育——下一步登堂入室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这在“白拿”体制下全然不见了。至于“白给”，要把补助发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里，又谈何容易？别的不提，一晃差不多20年过去了，那个地方官员坐骑之高档和新潮（进口的日本越野汽车），至今历历在目。
不曾回应关于起点平等、过程平等、机会平等的议论，因为我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人们的一种愿景（vision），还是对现实的记录和陈述？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对不起，我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于是我的愿景就只好实际一点：无论起点、过程和机会的不平等怎样难以避免，给普通人多增加一点机会吧。无论今天还是将来，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是扶贫的第一要务。
（2006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