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法学强人的书生事业与“思想三峡”

——许章润教授《汉语法学论纲》辩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 次 更新时间:2016-12-12 15: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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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论是主体性还是人的尊严,从来就不该仅仅是理论逻辑上的,毋宁就是现实人生随时随地能够感觉到的。尤其是在现实生活中缺乏起码的权利,个体尊严根本无从谈起。传统儒家哲学“尊德性”之道德主体,其实只有跟“道问学”挂起钩来才能成就君子的尊严,小人们是连道德主体的资格都不具备的。既然道德权利跟芸芸众生没关系,又遑论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呢?剩下的就唯有“读书做官”一途,只要做上官那就什么权利也都来了。因此,破解中国自主与发展的瓶颈,关键在于公共性,这个公共性既包括经济与政治更包括社会与个体精神的独立发展,否则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永远就是一句空话,并且文化再自觉法学也很难说得了汉语。

  

   而这,是寻求历史人文主义路径所无法解决的,假如不说是缘木求鱼的话。当然不是说,许氏对此等重要关键问题不意识,而是说其意识到了之后出于历史主义立场以及问题框架,常又陷入一般性议论却少于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如:“晚近以来,整个中国逐步从革命的时代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世俗化的常规时代……置此情形下,全民向钱看,经济学家以及冒充经济学家的各色‘炒股人士’,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专家,如关注婚姻家庭问题、研究毒品犯罪问题和非法强制拆迁问题的学者,获得了更多关注,自在情理之中。即便如此,闪烁其间、不可忽视的一干身影,就是法学家和公益律师这样的法律从业者,说明法律人并不存在你所说的‘退守’问题。”[44](这还绝对是事实,律师群体甚至为此还成为了当下中国最尴尬也最英勇的群体,而作为法学家的许氏自己在《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一书中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关注与强烈关怀也是证明)又如:“资本主义早期和后发国家早期都一律朝‘经济社会’发展,旨求国民财富的极大化、个人财富的极大化。‘钱、钱、钱,命相连;干、干、干,拼命赚’,是这一时段的生活伦理,好像也是生命哲学……有了钱之后需要消费,消费形成的全民和乐、耽溺于世俗享受的社会景象,叫市民社会。但看中国今日全民‘搓麻’、‘搓脚’,街巷里弄都在‘健美’、‘健身’,可知小资麻麻的诗性生活来了,一度消失的市民社会重回人间矣。曾几何时,全民‘斗私批修’的伪公共形态,经不住大潮的冲击,挡不了商品经济的洗刷,一朝坍塌了。”[45]准确说其所指应是市井社会,传统中国并不存在市民社会概念所由恢复的不过就是市井生活,是中国式的“私人领域”或者“民间社会”而已,“伪公共形态”虽然坍塌了,却从不存在“真公共形态”,因此市井里面的“市民”顶多就是俗称“小市民”罢了。

  

   与此同时,许氏准确而深刻地意识到:“市民社会意味着在容忍和保卫私性生活的同时,满足人性中的利他冲动与公共需求,以市民的共同体的自我组织化生存,在市民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形成一个间架性结构,既为其缓冲,又为其联结,而恰成一道促进各受其分的屏障,最终致力于可欲的公共生活。否则,即便是单纯耽溺于俗世享乐的生活格局,面对强大权力,实际上也时刻处于自身难保的局面,长远而言,可能连俗世享乐的享有亦且不保,终究是早晚的事。”[46]而这,还恰是许氏引述康德的“奉守法律的自我立法者”与“自我立法的守法者”的基本前提,中国几千年所缺的从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间架性结构”,而从来都是由“官场与民间”或者“庙堂与江湖”组成的板结性结构,讲的从来就是“进退”而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缓冲”和“联结”,立法与守法的事情因此就成了一笔糊涂账。直至当下,一样如此。可惜在于,许氏在有着诸多精致的意识之后,在常常有着一番深刻精到的议论之后,又把这些重要关键从笔底轻轻漏过,或者一样感到了现实的诸多制约与艰难,如:“西方人从最早的城市自治、行业协会开始,同时有一千多年游刃于协商性民主技艺的宗教传统,这些可能都为立宪民主提供了可得依恃的政治习惯,中国过去没有,政治习惯的形成又不是一时能养成的,只好在时间和世间的砥砺中,慢慢来吧。”[47]

  

   坦率地说,这是“慢慢不来”的,已经“慢慢”了两千多年了。何况,中国传统中也并不是就没有自治传统,知识界津津乐道的“皇权不下县”就是,更重要的甚至还有自宋代以降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尽管元、明以后专制程度有增无减,直迄清代封建王朝政制高度发达,“天下人的天下”梦想不绝如缕,直至孙中山的民国建构时重提“天下为公”。这个传统甚至跟许氏论述的“游刃于协商性民主技艺的宗教传统”一样古老,也一样有一千多年。更不用说,晚清以降,中国甚至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又如何能说我们既没有这方面的传统也没有习惯呢?这个问题之所以不能轻轻地放下乃至于漏过,实在事关自我立法之守法的关键。当然不是说中国相关传统与习惯就像某些自居鸿儒者所声称的那样美仑美奂,而是说我们必须特别警醒,中国古代的“共治天下”的传统和中国现代的“共和”传统,究竟是在何种情形、何种意义上被修改、篡改直至完全被规避的?因为无论是传统中国的“共治天下”还是现代中国的“共和”以及“人民主权”理念,说到底本意都是权力的公共性诉求关键。如果权力始终得不到任何限制,政府权力永远就是巨无霸,自治就永远是个美丽的幻影,即便是“皇权不下县”的以乡绅为主导的“村社共同体”,一样有名无实,因为其是牢固编织在“五伦关系”的基础上的共同体,而绝非是自我组织化的共同体。没有真正的自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而卢梭-康德意义上的“立宪民主”只有在社会的独立发展基础上,才有真正的现实意义,同时所谓自由也才可以提到真正的议事日程。尤为可怕的是,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衡的后果,还不仅仅是巨无霸状态,而是形成一种无孔不入渗入到了社会各领域方方面面的毛孔甚至血液,其对人性的残酷扭曲甚至比任何一种严酷的宗教迫害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生存结构和生存语境里面,不说从“自规则源头掌握命运”,即便“规则的历史成长进程”也是常常胎死腹中,满目所见就是“官场潜规则”成几何级数般历史成长。一边是正当的生活规则总是被扼杀在摇篮,另一边是见不得人的潜规则变本加厉地肆虐疯狂,你又如何可以指望慢慢来而来得了的呢?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极不可欲的潜规则盛产和盛行的结果,还不仅仅是造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斥的仅满足“需求”意义上的“猪的城邦”,甚至是中国特色的“猪狗的城邦”。在这样的城邦居住,围绕情感与欲望的东西就只能是升官发财,而不可能是价值与尊严的相互承认,跟理智有关的许多东西也常被视为无用乃至多余,比如:自由在国民大部分人群中并不真被需要,只要有钱就好;尊严更是无所谓,只要能得到好处甚至甘愿被奴役;德性就更谈不上了,只要不是那么无耻大多还是在可接受或者见怪不怪的范围。尊德性从来就是儒者们的专利,而且主观性道德本身就像黑格尔所说既能作善也可以作恶[48],因而制度德性比起个人德性重要得多,用制度约束作恶的可能性比“慎独”和“致良知”之类可靠得多。因此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与社会,公共性均是关键。而如何让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能像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更是关键的关键。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何以为人或者“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做出全新的理论预设。没有理由肯定也没人会相信,中国人真的个个愿意像条狗或像只猪那样活着,更不会愿意自觉组合成为“猪狗的联邦”。那是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统治史造成的,同时也跟传统儒家哲学思想有着极大关系,因为尊尊亲亲的伦理性政治以及“五伦关系”的社会建构是不可能让个人具备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和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指望这样的“中国人”能够形成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自主的主体,亦即相互承认的个人才能完成自己的政治联合”,其相距间岂仅霄壤而已,简直是南辕北辙。问题确实在于几千年的中国特色的制度养成,因此:说到底,一切有利于建构中国具体个体精神独立发展与人性良性生长的无论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源,便都有用,否则也就都无用。传统儒家哲学如此,即便“卢梭-康德”理路也并不例外。我们几乎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即便提出全新的理论预设,其实也一样要受到具体历史进程的限制。

  

   有意思的是,许氏许多意气风发的论述总是十分正确的,可一旦遭遇中国现实就可能跟传统儒家一样无法做出真正的哲学承诺。如对有关“社会”的“时间的丛集”讨论,便是如此:“经由百多年的奋斗,‘经济社会’初步建成,‘市民社会’初见雏形,‘伦理社会’屡受重创有待渐次复原,‘公民社会’仍在途中,至于‘政治社会’,则还没有进入大多数国人的思想意识。而它们均为中国‘富强’所需,更是营建理想和惬意人间的必备要件。”[49]经济社会初步建成的说法已经让人存疑,市民社会初见雏形也是过于乐观,特别是伦理社会的有待“渐次复原”绝非好事:假如复原的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社会,又该当如何成就公民社会乃至“政治社会”呢?至于出于社会性质的“伦理评价”而引申出来的所谓“良善社会”和“正派社会”概念,更是只有理论意义并无基本现实意义。我们知道,传统中国除了有司法而无立法的先天残缺(其使得臣民们的“守法”几无可能,他们只能通过寻找各种关系来形成力量对比的博弈网络,暗箱操作与权力寻租便必然成为常态,至于县官断案之类的“人文精神”其实跟“个体精神”也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是符合传统“五伦关系”的常理与常情罢了[50])之外,还存在“有财政而无经济”的先天残疾,尤其是现代国家重建以来一直有“国家经济”而并无“国民经济”,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引入了市场经济,也在后来“国进民退”的巨大浪潮中被打回了原形,也即经济社会还没能及时形成就被扼杀于襁褓之中。这样,现代立法与国民经济作为社会重建的最为重要的两极,其实一直并未真正进入中国现代性进程,公民社会就永远只能是愿景,政治社会甚至就是个梦想。

  

   法学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科学中的社会科学,既关涉立宪的公法,特别是宪政的技艺,更是关涉私法在广阔的社会领域能够真正起到促进和保障优良秩序的循环,也即法学实在事关整体性秩序的型构和中国的全社会变革。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公法在中国始终是个无法真正解决和有效实施的领域,同时其对私法的侵吞与全面覆盖又是自然而然乃至势所必然的事情。在这样严峻的中国问题不能真正厘清的前提下,去探讨社会的各种理想状态就似乎有点缘木求鱼。因此中国问题最关键的首先还是政治正义与经济正义的各自可能性,只有通过有效的法治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通过分权的方式对权力做出有效的制衡,独立而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才可能真正出现,否则任何社会的变革可能性都将夭折。因此,除了立法与立宪的真正落到实处,还要真正确立“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也即把“国家经济”的发展适当予以悬搁和改革,才能把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发展的可能性解放出来。也便是在此意义上,法治国的目标比任何的自然法假定或邦国情怀都可能来得重要。

  

要让法学真正说汉语,立法与守法显然是关键,同时显然也是法治国的关键。因此秉持历史主义的人文立场,可能会跟法治国的目标失之交臂,或许向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全面开放与发展,不仅法治国目标会逐渐清晰,而且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德性,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承诺和政治承诺[51]。如果关注的中心变了,不是过于关注所谓“文化自觉”而是适度加强关注“人的自觉”,人们就不会老是把过多关注搁在顶层设计而少于操心底层设计,老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个领导人身上,然后常常就出现一厢情愿的希望与绝望的心理落差,最后干脆绝望与希望一样虚妄。然后徒叹奈何,世道人心怎样,天理国法如何如何,接着应该如何收拾人心,等等。人们是如此健忘,居然忘了人心哪怕是人性是如此靠不住,人家好处得到就行了,猪格狗格无所谓,就你们一帮知识分子吃饱了撑的非讲什么人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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