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解读中国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4 次 更新时间:2006-07-12 08: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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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哈特-兰兹伯格   保罗·伯克特  

  

  [美]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 ),保罗?伯克特(Paul Brukett),美国著名左翼学者。

  「标题注释」文章选自《中国的社会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1章,载于美刊《每月评论》2004年7-8号。

  「译者」庄俊举,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实习研究员。

  

  「内容提要」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得新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都视中国的发展为一种模式。在新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着以萨克斯为代表的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和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左翼新自由主义,关于中国模式,他们存在着策略上的分歧和原则上的共识。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进步主义者也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无论左翼和右翼,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形成完全共识,中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清除腐败,才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关键词」中国模式/新自由主义/进步主义

  

  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进步主义者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经验表明,在现存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存在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进步主义者的广泛认同,但是许多主流的经济学家还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模式。

  对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庆祝是以基本事实为依据的,然而,我们探究中国经验的标准的同时,首先应该思索中国经验所带来的全球性和历史性的变化,这一点很重要。这将澄清我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困惑,也将有助于我们克服各种挑战,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的工程。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中国

  

  1989年苏联解体后,前苏联东欧各国采用了以“休克疗法”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并且延续至今。这些挫折对于主流的发展思想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这激起了关于新自由主义改革适当的速度、顺序以及制度性需求的讨论(麦金农,1993)。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如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对休克疗法所导致的政府腐败以及缺乏可信承诺的改革进行了谴责;左翼的新自由主义者如斯蒂格利茨则对迅速的、大规模的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产生了置疑。左翼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对于事关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民众的信心方面的改革要深思熟虑,细密谨慎,在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它们,而非自由贸易和短期的资本流动。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新自由主义者的两个阵营在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的最终目标方面是一致的。相应地,他们都把出口竞争以及FDI 作为发展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主流的关于发展的争论是在对休克疗法的灾难的警醒之余,对新自由主义共识最核心的内容进行澄清。

  其次,假定“别无选择”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观念还占据主导地位,后苏联的崩溃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新自由主义成功事例,进而树立榜样以便其他国家效尤。以韩国为例,尽管在对待贸易和FDI 方面,它明显不遵从自由市场的政策(渐进的或激进的),但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自由市场的国家。机会主义者对这一战略所作的说明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是,除了韩国以外,没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显具有此类特征(兰兹伯格,1993)。因为到1990年代时,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由于FDI 和制造业的出口的驱动导致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时,韩国作为跨国资本所推动的出口导向的模范国家,其经济反而迅速衰落,紧接其后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这就促使人们寻求新的示范国家(poster countries),寻求的结果就是中国。中国的发展经验反映了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策略性的分歧和原则性的共识(伯克特、兰兹伯格,2000)。

  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对于东亚债务危机的反应是极具有机会主义色彩的。他们将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实际上几周甚至几天前还将这些国家视为自由市场成功的范例——视为毫无指望的、腐败的“裙带资本主义”政权。同时,为了对其政策的好处进行辩护,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墨西哥。1990年代墨西哥的发展模式被认为是源于东亚,其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也被认为是由于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导致的。然而,在1996-2000年间,墨西哥依然保持积极的经济增长,成为新的发展模式的国家,并且可以与东亚的发展相媲美。墨西哥刚刚赢得的名声证明是昙花一现,2001年墨西哥陷入经济衰退,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经济当时也陷入衰退,然而,即使美国经济经过了不是很强的复苏后,墨西哥经济依然持续萧条,这是由于中国的工资水平更低,出口生产商将他们的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兰兹伯格,2002)。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所做出的最初反应是对墨西哥的腐败和消费的有效性以及自由市场的改革不彻底提出批评,接着,他们以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作为新自由主义力量的证据,特别是“毫不动摇地对改革所作的承诺”(罗奇,2003)。世界银行认为,在墨西哥失败的地方中国却成功了,是因为中国“在从一个缺乏友善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更有效地转变”,“在贸易和吸引FDI 进而融入全球化方面”更具有坚定性(魏尚进,2003:13)。

  左翼的新自由主义者对东亚金融危机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他们对危机发生国国内的金融制度的不完善、欠成熟以及跨国的短期资本流动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尽管他们对危机的分析还有些肤浅。他们忽视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如由于FDI 导致了竞争的加剧;以FDI 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导致了进口的紧张;地区和全球性的生产过剩;资本市场的内生性导致了这样或那样的出口增长的矛盾(伯克特、兰兹伯格,2000)。但就当前的目的而言,左翼新自由主义者对东亚危机的分析的重要之点是它也造成对中国有利的描述,这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没有多大差别,这一核心原则就是“全球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对于穷人而言是有巨大潜在益处的”(普雷斯,2002:13)。

  斯蒂格利茨由此指出,由于对资本控制的政权及其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因而中国免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斯蒂格利茨,2002:125-126)。基于这种比较的基础,斯蒂格利茨描绘了中国一幅更为广泛的蓝图,中国“是作为一个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场而拒绝华盛顿共识传统理论的国家的榜样”(普雷斯,2002:13)。根据这种分析,“中国已经采取私有化和降低贸易壁垒……但是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借此防止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出现崩溃。它很少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在其达到较高的增长率的同时,减少了贫困。”(普雷斯,2002:13-14)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中国在私有化和重组观有企业之前创造出竞争、新的企业和工作。然而,中国认识到宏观稳定的重要性,永远不会混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它从来没有把和通货膨胀的斗争走向极端。中国认识到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避免大规模的失业,而只有重新改造企业,才能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中国的自由化进程必须是渐进的,所采取的方法必须确保下岗的劳动力能够再就业进而产生更大功效,而非导致无谓的失业。(斯蒂格利茨,2002:184)

  实际上,“1998年,斯蒂格利茨在中国演讲认为,在迈向市场经济方面,中国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低收入国家’。”(劳,2000:11)

  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是低消耗的、一帆风顺的,这种描述有些理想化。然而,这却使得斯蒂格利茨和其他左翼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一方面,市场化的短期和中期政策要受到监督;另一方面,还要忠诚于市场,自由贸易和吸引FDI.简言之,参与全球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才是经济发展的惟一可行之路。尼克尔斯?拉迪(Nicholas Lardy)对新自由主义适用于中国的这一核心原则做了有益的概括: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强劲势头。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20多年来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所积累的功效。更为重要的是,价格渐进放开的过程持续至今,以至于市场现在已经似乎决定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样重要的是,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竞争,不仅在制造业,而且在建筑业和服务业方面也是如此。市场决定物价的深入开展以及竞争性的市场对资源的分配效率方面有了改善……国内市场由于外部因素作用而使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这是非常重要的,而所有的这一切过去常常被低估了。(拉迪,2003:2)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示范国——中国的形象,至少目前是如此。

  

  进步主义模式的中国

  

  苏联和东欧对据称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拆除,使得许多左翼学者与其处于对立面。左翼经济学家开始对中国感兴趣,至少表面上如此,尽管他们直接反对新自由主义。与俄罗斯东欧国家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向它们那样,在意识形态和结构性转型的同时伴随着俄罗斯类型的“休克疗法”,中国政府一直声称其改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其渐进主义的改革政策出台迅速而且能够保持经济的增长。

  中国改革的特点即权力下放和市场导向的改革提高了许多左翼新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兴趣,特别是在学术界。长期以来,主流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是缺乏效率的,东欧各国政府反对社会主义,赞同资本主义,这似乎证明了上述看法的正确性。在许多左翼人士看来,中国的改革政策最初显现的是介于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坚持国有企业为核心地位的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减少经济的中央指令性计划,增加地方政府的权威,创造出企业的各种新形式(包括小型私人企业以及集体企业和村办企业),通过以效益和产量为基础的激励机制,提高了企业的效率,这其中也包括国有成分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这些“市场社会主义”的政策能够免于中央计划经济标准的批评,因为在新自由主义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界中,它们更加容易用主流的市场分析理论来反击这一批评。

  在1990年代早期,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一些进步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写文章,坚信市场社会主义的有效性及其优越性。尽管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未来还持谨慎态度。例如,M.J.戈登(Gordon)写道:自1978年来,中国发展经验表明,其政策的特点表现为“市场社会主义”,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成功的选择……但这些改革不能是一种模式,不能为其他地方复制,它只是表明了一条中间道路的可行性。(戈登,1992:53)

  同样,维克托?利佩特(Victor Lippit )利用中国的经验置疑“冷战的终结表明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论调。

  中国的经济成功使我们更加认真地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中国的公共政策是要建立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这一制度就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共存的混合所有制。如果这种混合模式能够被坚持,如果能够建立起一种对该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受欢迎的或民主的管理,那么就极有可能表明,目前只是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相反,如果资本主义企业能够超过国有和集体企业,那么,现在就将是资本主义的转型时期。问题是这一点还没有决定,并且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可能的。因此,对中国发展的探索将使我们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胜利从新的视角进行思索。(利佩特,1993:128-129)

  简言之,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明显的成功使左翼人士重新燃起了希望,即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它重新诠释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勒默尔,1993,1994)。

  对中国的理论分析和意识形态的反应不仅停留在学术理论的层面上,在实践中也有所反馈。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越南和古巴对中国模式也有浓厚的兴趣,古巴政府也由最初的缄口不语到公开承认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模式。这里假定的中国的改革进程是在牺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加强了市场的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迈斯纳,1996)。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由于改革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那些视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左翼人士的数量自1990年代后也开始下降。但这一趋势还不足以对进步主义者构成挑战,进步主义者依然认为中国在发展的策略方面是一个积极的模式。

  那种视中国为发展模式的思想活力正面临明显的资本主义复辟,在左派看来,这种复辟是由于中国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共同作用而使历史思想左倾变化的结果。那些依然抱有社会主义态度的人认为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这将不能够分析中国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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