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01 次 更新时间:2016-12-05 10: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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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惠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似乎人到了这个年纪就会世事洞明,行动果决了。我刚好相反,接近四十的时候,我开始进入人生的黑暗期,要通过长长的、狭窄的隧道,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光,才能重见天日,从此行走在青天朗月之下。

   一九八〇年代的后半期,我的台湾同胞,不论本省籍还是外省籍,突然开始痛恨“中国人”,一面咒骂、毁谤中国,一面声称自己不是中国人。这带给我很大的痛苦,因为我是当时台湾极少数的、非常真诚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一九八九年七月我第一次踏上海峡对岸大陆的土地,实现了“回归祖国”的梦想,但我却愕然发现,在这块大地上,知识分子似乎都极端厌恶当时的政府,极端向往美国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生活。那种厌恶与向往之间的截然对照,让我一时陷入“失语状态”,无法跟他们交谈。虽然此后我常到大陆去,但在知识分子之间好像找不到朋友,而我也没有主动交朋友的欲望。

   帮我打破这种局面的是贺照田。在认识我之前,照田已经结交了许多台湾朋友,包括钱永祥和陈光兴。照田想要通过光兴和我见面,但我对他的态度相当冷淡,他好像有点受伤。但他锲而不舍,我最终接受这个朋友。经由他,我先后认识了孙歌、张志强、江湄和冯金红。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小我十余岁的这些人好像是可以交谈的,也就是说,他们都不是我非常不喜欢的、崇拜美国的自由派。我发现我以前的顽固与错误,以更开放的心情来接触初次见面的大陆朋友,即使他们多多少少还保留了一些自由派的观点,我也不会那么生气了。我慢慢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派的信念已经很难说服许多善于思考的大陆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都处于思索与变动的状态,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种状态。这是无法把握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最终能找到什么答案。这就好像滚动的球碰上另一个滚动的球,这种对话有时候很痛苦,甚至令人生气,但有时候又相互激发,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在经过六、七年的不断接触、不断扩大交游圈,我终于形成自己的看法,从长期的黑暗中逐渐走了出来。

   我和我的大陆朋友都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评价现在的中国政权?未来应该怎么办?是怎么样的过去导致了现在的状态,因此必须面对似乎无解的未来?换句话说,中国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要否定这个革命,还是要加以肯定?如果要肯定,应该如何肯定?同时也要解释目前为什么是这样,而将来又应该如何走?可以说,“拨乱反正”后的改革开放,让有心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得不问:中国要怎么办?这是大家共同的宿命。

   但,非常奇怪的是,在这十几年的探讨过程中,我和照田却很少有讨论或争论的机会。这可能是因为,在朋友聚会的场合,人人都想讲话的时候,照田往往保持沉默。如果只有我们两人,不是我讲他听,就是他讲我听,很少有对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但因此,长期以来我一直不太能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最近几年,他写了几篇文章,朋友都认为,很能表现他的思考方向,因此我建议,他把这些文章交给人间出版社来出,我承诺为他为一篇序。他很高兴就同意了,还为此花了一段时间,把长期未能完成的一篇文章赶写出来。我希望借着这个机会仔细阅读这些文章,理解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顺便也谈谈我的一些意见,就算是我们两人交往十余年来的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

   读完了本书中的文章,再回忆以往他曾经说过的话,我终于能理解,照田是如何思考中国问题的。照田思考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文革后期遇到了危机,所以才有了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初期,不论是当政的共产党,还是当时的主流知识界,都没有真正的掌握到这一危机的本质,不论在政治上(共产党),还是在认识上(主流知识界),都没有产生正确的引导作用,所以后来才会发生那场风波。风波发生后不久,商品大潮淹没了一切,以前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完全崩毁,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虚无主义弥漫于整个社会。照田的最主要问题是,当前中国大陆的虚无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应该如何克服?

   跟大陆知识分子接触多了以后,我觉得他们大致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是纯粹的专家,认真的搞自己的本行,此外的事都不管。第二类,表面上也是很好的专家,平常还是非常认真的从事自己的本行,只有在聊天时才会知道他们其实非常迷惘。第三类,每天发牢骚,课堂上也发牢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他们认为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一切就没有希望,这类人很多。第四类,脑筋很清楚,知道中国该做什么,他自己该做什么,这种人最少,通常都会成为知识界的领袖,如甘阳、刘小枫和汪晖。像照田这样的人好像是一种例外,他的“专业”就是要直接面对这一虚无与迷惘,非把这个问题解决不可。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一直在思考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从大陆之外的知识界来看,照田是当代中国“精神史”的专家,但从他自己本身来看,他本人就是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危机的一个特殊的“案例”。因为他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精神危机非常敏感,始终无法忘怀,总想找到问题的来源和解决的方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话是他最好的写照。他的求索历程可谓艰难无比,而这一切也反应在他极其独特的文体中。这一点,铃木将久先生在他的序文里,已有详尽的分析,我就不多说了。

   照田和大陆主流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肯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贡献,而不像其他人那样根本否定革命,从而对现政权充满了怀疑。本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就是谈论这一问题的,这篇文章完全针对李泽厚的名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的文章为“拨乱反正”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的主调,成为一九八〇年代新启蒙思想的“宣言”。他的论证可以简化为: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在中国面对生存危机时,被“救亡”的急迫任务所压倒,在李泽厚看来:

   “中国共产革命长时间的艰苦军事斗争经历本已不利于现代价值在这革命中的扎根、生长,而这革命斗争不得不依赖农民,不得不在落后的农村环境生存,更使得这革命远离现代,越来越被农民深刻影响,从而使这个在起点上本是被现代前沿知识分子所发动的革命,最后被改造成了一个被农民身上的封建性和小生产者特性深刻浸染的革命。毛时代的诸多弊病,特别是文革的爆发,正是以这革命中的现代性被封建性和小生产特性深刻侵夺为前提的。”

   革命的目标原本是要让中国进入“现代”,但为了救亡,为了长期的军事斗争,不得不依赖广大的农民,这样,农民的封建性和小生产者特性反过来“浸染”了革命,使得为了“现代”的革命完全变质了。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后完全背离了现代化的原始目标,讽刺性的被小农的封建性所裹胁,原本应该成为革命对象的封建性,最后完全窒息了“现代化”革命。

   照田非常尖锐的指出,李泽厚的观点完全是知识分子本位的观点,也是五四初期启蒙型知识分子的观点。五四运动以后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向国民党,但经过几十年的国共斗争,证明知识分子高高在上指导革命的方式是无效的。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充分了解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跟广大民众相结合,革命根本找不到真正的动力。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员干部,在跟群众长期合作的过程中,终于掌握到了结合最大多数群众的方法。刚开始他们诉诸于工农群众在经济上的被压迫和被剥削,在阶级斗争和抗日救亡的实践中,他们找到了“既立足于阶级、又能跳脱出阶级”的运动模式,把更广大的中国民众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人民”这一概念,吸引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取得反封建和反帝的双重胜利。照田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性质的分析,无疑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他说:

   “中国共产革命最富思想、实践灵感时的阶级认识、阶级斗争实践,在充分虑及各社会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还大量虑及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诸方面问题,从而把本来主要着眼社会经济不公问题的阶级斗争实钱,同时变为对时代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情势的积极回应。”

   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形成了一种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从而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反而更积极、更昂扬、更舒畅,愿意为了民族的新生咬紧牙关,刻苦奋斗。孙中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此目的,须唤起民众”,孙中山所期望的这一任务,其实是由共产党所完成的。

   照田所说的这种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不只在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过程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建国以后的国家建设中,更发挥了无法估计的影响。

   新政权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能够独立自主,也就是说,不但要让帝国主义不敢再侵略中国,而且还要让中国的经济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设厂,都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工,来赚取巨额的利润,所以,新政权就毫不客气的没收外资工厂,冻结它的股票,而且拒付赔偿或利息。这样,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跟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权必然形成对立,发达国家当然要撤人撤资,让新政权独自去面对没资金、没技术、没人才,难以发展的窘境。所有团结全国人民、以反帝国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面对这种困境。如果它们选择跟外资妥协,最终革命成果仍然会被外资庞大的力量所吞噬掉,如果选择排斥所有外资,就会变得无钱、无人、无技术,最后寸步难行,经济反而会比革命前还糟糕,如非洲的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

   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美国对新政权的拒斥),中国的新政权不得不选择与苏联合作,由苏联提供设备与技术人才帮中国发展经济,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对中国采取围堵政策,期望以此困死中国。19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把他们的设备和人才都撤走,中国只能“自力更生”。关于经济不发达国家如何自力更生,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曾引述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列昂季耶夫,说到:

   “这些国家(按,指欠发达国家)必须积累起国民收入的30%到40%才能实现自力更生的发展。列昂季耶夫还强调说,要达到这种积累,必须采取“意义重大的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变革”,其中包括‘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全球分裂》875页,商务,1995)

   这意思也就是说,全国老百姓,不分阶级,每个人都要过苦日子。如果旧社会中的地主精英阶级、城市知识分子和各种技术人员都还过着以前那种优渥的生活,即使全国农民都支持新政府的政策,政府也无法控制国民收入的30%─40%,这样,就无法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自力更生。因此也就必须号召全国所有的群众一起来过苦日子。一方面要让全国农民都愿意把高比例的农业生产上缴政府,让政府凭借农业剩余(这是经济落后国家最大的收入)来搞工业和国防建设,另一方面,也要让城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接受低薪政策(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水平虽然降低了,比起分配到土地的农民还是好多了。)可以说,新中国前三十年全体民众都一方面为国家建设而卖力,另一方面还要过着恰好温饱的苦日子。而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往这个目标迈进,靠的就是照田所说的那一种中国人民全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中国人民积极、昂扬、舒畅,根本不会在乎那一点点苦。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建立的生命共同体,不但让新中国能够建立起来,而且还让新中国在建立后的三十年之中,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中,奠定了足以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根本就无法执行。

然而,对新中国的建立发挥了那么大的历史作用的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在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论述中,却因为他们的封建性和小生产者特性,而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拌脚石。按照这种推理,改革开放就只能抛弃群众,换由深具启蒙精神的知识分子来领导,才能重新把中国带上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这种思想,以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观点来看,只能定性为“极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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