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90 次 更新时间:2016-12-05 10: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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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惠  
现在却成为一九八〇年代知识界的主流思想。而主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体制,为了对抗文革残余的“极左”思潮(群众路线的最终表现),只能容忍这样的思想潮流,才能取得意识形态上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深受文革时期社会主义理想主义影响的世代,思想上不感到迷惘、困惑、甚至幻灭,那才奇怪呢!关于这一些,照田在《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潘晓讨论”与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这一长文中,已经作了极为细致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的理想主义已经逐渐崩解,从此以后共产党政权必须一再的为他的统治的思想基础重新进行解说,而其解说的有效性却一直被主流知识界所质疑。用西方政治学的观点来讲,这是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危机”,而这也就是照田“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的真正涵意。

   就是在这个时刻,我才第一次踏入大陆的思想界。到那时为止,我关心台湾政治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已将近二十年。在二十年的阅读和苦思之中,我得到一个极肤浅的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集体的力量自力更生,从而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的第一步。下面要怎么走,现在还看不清楚,但无疑的,第一步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其成就可谓不同凡响。我偶然阅读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发现他的看法和我极为类似,我非常高兴。

   然而,当我进入大陆,接触了大陆知识界,我却非常震惊。因为当时的主流知识界普遍认为,大陆政治的第一要务就是进行体制改革,讲白了就是要实行所谓的“政治民社、经济自由”的西方体制。再下来的发展,就是“告别革命”,并进一步否定过去的革命,认为中国走这一条道路是走错了。了解到这种情况,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我真是“气结不能言”。也就是说,照田在本书中所论证的,正是我进入大陆思想界的起点。

   因为我并未生活在大陆,没有被卷入群众运动的大潮中,我就不会像我同年龄的大陆同胞那样,对现实的变化反应强烈;又因为我一向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当代社会的发展(对于台湾问题我也是这样看的),所以,当时我只能得出下面几点看法。

   首先,革命的群众运动时期不可能持续太久,总要在某个时间点结束。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说明新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我没有足够的知识来解释这一变化,但能理解历史上的革命都有类似的发展,譬如,法国大革命从雅各宾专政到热月政变。但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完全不同于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改革开放退回到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那么,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就会付之东流,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路线是绝对必要的。苏联政权的垮台,以及苏联政权跨台后俄罗斯的一片乱象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实在很幸运,因为八九年之后的两年内苏联就跨了,这个惊心动魄的现象震醒了相当一部分的大陆知识分子,让他们清楚看到,所谓体制改革其实是一种反方向的“革命”,结果完全不可预期,反而会导致社会的大混乱。因此,不少知识分子从激进变为保守,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良好现象。

   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现代化,一方面以改善生活和“致富”来吸引群众,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前三十年一直在努力的经济建设与国家建设,如果成功的话,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国,那就是以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为基础的一次大跃升。大陆的部分知识分子和所有西方观察家都认为,以现有的共产党体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只能导致现有体制的崩溃。这种推论我是完全不相信的,因为他们想象的道路只能是西方走过的道路,而中国已经按自己的方式走了三十年,怎么可能把这一切都抛弃而从头来过呢?无论我们如何评价邓小平,我认为邓小平必然考虑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只能非常焦虑的看着大陆面对着接连而来的一个一个转型的困难,“相信”它可以一个一个的克服,最后赢得现代化的成功。一句话,我每天都很担心,但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成功。

   就是在得到这些体认的时刻,我开始和照田、张志强、江湄、冯金红等人密切来往。江湄和张志强在回顾他们那个世代的心境时,这样说: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文革后期,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从上大学起,就习惯于用想象中的西方先进标准批评中国与中国人之种种,深受后革命时代普遍幻灭虚无情绪的影响,自感生活于革命以至“文革”后的文化废墟,其中似乎只有残破传统的蛮性遗留,难免自惭形秽。在我们的周围,从批判现实走向蔑弃现实,靠着蔑弃现有中国的一切以保持优越感和孤愤感的人,不乏其人。”

   这一段话可以和照田在《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一文所分析的青年的虚无感相互应证。照田认为,如果国家(共产党政权)和主流知识界(李泽厚等人)当时能够敏锐的察觉到青年的困境,而往正确的方向疏导,这种困惑和幻灭就不致于成为一种强大的虚无感。这实在是过度期望了。国家一心一意的扑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上,无力顾及思想建设,即使做了,也没人会接受和相信(如清污运动);而主流的知识界,又一面倒的想搞启蒙和西化,反而让青年更加厌弃“残破传统的蛮性遗留”;国家和主流知识界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江湄所形容的那种状态我是很清楚的。  

   我当时唯一抱持的信念是,如果你不相信中国的文明传统,又不相信共产党过去及现在的领导,你将一无所有。你只能相信,而且必须相信,而且还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中国就会成为现代化的大国。我就是靠着这种信念,才没有掉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中。或者说,正是因为我的台湾同胞纷纷否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才更加坚定我的中国情怀,而这就成为我没有溺毙的唯一一根浮木。江湄和张志强曾经这样回忆我们多次长谈所得的感想:

   “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无论带给你光彩和荣耀,还是失望和耻辱,并不重要,甚至中国的复兴是从此一帆风顺还是要再经坎坷,也并不重要,它都是我们必须热爱并承担的自己的命运,都是我们自己精神生命的根源命脉所在。这样的‘中国情怀’,更进一步要求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和这个更大的历史命运结合起来,以一种深切的道德情感,去理性地反求历史,以求启示和指点,以求自我理解、自我承担和自新的能力。”

   他们说,这是我对他们影响的结果,我绝对愧不感当。但和他们两人相处的经验,让我信心倍增,让我相信比我小十多岁的大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是可以寄予希望的。

   我还想综合谈一下我跟大陆一些年轻朋友的谈话经验。他们总是跟我说,大陆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如果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通常的回答是,按照你们的想法,中国问题真够严重的。可是你们想想看,从八九年的危机到现在,中国经济不是一步一步往前迈进吗?如果这个国家真是大有问题,请问这些进步从何而来。其中有一个跟我多次交谈后,突然说,“甘阳每次来北京跟我们聊天,常常会很生气的说,我们在外面看中国(那时甘阳还在香港),越来越有信心,每次来北京,就只能听到你们不断的发牢骚,不知你们怎么搞的?”的确如此,大陆知识分子看到的中国全部是缺点,对大陆的许多进步现象都视若无睹,相反的,他们所看到的美国,全部是光明的,美国那么多的社会问题,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的总总野蛮行径,他们一点感觉也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实在让我感到惊讶。跟他们相比,我所坚持的中国信念反而让我能够把问题看得更全面,而不会被弥漫于两岸的美国价值观所迷惑。

   跟这些新交往的大陆朋友接触了一年以后,二〇〇六年的某一天,我好像大梦初醒,我告诉自己,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好像已经站稳了脚步,中国的复兴已经是明摆的事实。我那时非常惊讶,连续想了好几天,觉得应该错不了。再过两年(二〇〇八),中国成功的举办了奥运,而当年年底美国就发生了金融大海啸,完全证实了我的直觉。你想想看,一八四〇年,西方帝国主义用大砲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一九〇〇年中国差一点被瓜分,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半个中国被日本占领,一九四五年抗战“惨胜”后不久又开始打内战。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终于建立,之后不到六十年,中国竟然能够全面现代化。从被许许多多的帝国主义所侵略,到终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竟然只用了一百七十年左右的时间,这只能称为近代世界史的“奇迹”。对于这个世界上绵延最久的文明所具有的强韧的生命力,我深深被它吸引,在它浴火重生时,我感受到人类历史的奥秘。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又可以重新回去探讨我比较熟悉的唐代历史和文化,因为唐代是汉帝国崩溃以后,经过四百年的混乱,中国再一次建立的大帝国,因此也可以说,唐代也是中华文明“重生”的大时代,它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不断的探讨,以便和新中国这一次的重生作比较。这样,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探索者与诠释者,我又进一步感到生命的充实。

   相对于中国的崛起,我同时也强烈感受到西方的没落。二〇〇八年美国的金融大海啸让人印象极其深刻,虽然我不很能理解世界经济,但导致美国金融脱序的一系列作法,还是让人觉得荒谬至极,让我们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产生怀疑。与此相关的是,从种种资料可以看到,美国最主要的财富竟然集中到只占美国人口1%的人身上。从国际形势看,美国与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攻击,还有后来欧盟国家对利比亚的轰炸,像这样的一连串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还伤及大批无辜平民),西方的媒体竟然可以大言不惭的为自己辩护,很难想象这是人类“文明”的表现。当这种局势演变成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混战,伊斯兰国的兴起,大量难民的涌进欧洲,以及恐怖攻击的绵绵不断,这一切难道不是美国和欧盟强力输出他们的“文明”的成果吗?再说到美国近年来的所谓“重返亚太”,根本就是要威吓中国。美国觉得中国日渐强大,已经威胁到它在太平洋的势力,所以紧紧的拉住日本和菲律宾,摆出强大的军事同盟,警告中国就此止步,不要再往前了。明明是要维护它世界霸主的地位,却又要说出一番没有人相信的大道理,好像都是中国人错了,完全是流氓行径。以上总总,都让人感觉到西方文明已是强弩之末,图穷匕见了。

   如果把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胡作非为加以对比,那么,东方的复兴和西方的没落就构成了当今最重要的世界图景。美元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没有信用的货币,但美国仍然利用残存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以大量印钞票的方式来“冲刷”它的国债,其他国家吃了大亏,仍然对它无可奈何。现在中国崛起了,人民币有国际信用了,一旦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美元帝国就会崩溃,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再就国际舆论而言,在所谓南海仲裁案后,美国立即宣布,仲裁具有法律效用,但最近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根本不予理睬。东盟大部分国家越来越与中国靠近,因为他们理解,他们的经济发展需要与中国合作。根据长期的经验,他们跟美国、日本的经贸往来是得不到好处的,这种好处只能求之于中国。这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壮大,不只是自己国力增强而已,还可以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而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只会把这些国家搞得越来越贫困。这种情况,也不只限于东盟国家,许许多多的非洲国家也是如此。孙中山也讲过,中国强大以后,要“济弱扶倾”,应该说,现在的中国才有了实行这种理想的能力。

   从这里,我们才能讨论现在的中国为什么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当西方在十九世纪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时,主要是针对工业化国家(当时只限于英国和法国)城市工人非常恶劣的生活状态,社会主义的方案主要是为他们而设计的。当马克思提出世界革命的构想时,他思考的对象主要也是西欧国家,虽然他说的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他想象的全世界还是以西欧为中心。所以,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时,西方的理论家都认为,列宁搞错了,贫穷国家怎么有条件实行社会主义呢?

其实列宁并没有搞错,他已经意识到,在一战前后,世界最大的矛盾不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而是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的矛盾。当发达国家的工人生活日渐改善时,欠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人民却普遍贫穷,当发达国家可以从欠发达国家“赚”到更多利益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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