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5 次 更新时间:2016-12-04 18: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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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 (进入专栏)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将党的组织触角全面深入高等教育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高校里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战时大学校园遂成为国共两党进行组织较量的一个重要舞台。数十年来,学术界对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史已有相当细致的研究;相对而言,对执政的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组织活动情形,则缺乏深入翔实的探讨,甚至基本史实和大致轮廓也模糊不清。以西南联大为例,在已出的数本有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校史著作中,①对于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均有专章详述,而对国民党与三青团在该校的组织活动,大都语焉不详,且或误述。过度的凸显与遮蔽,难免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和认知,以为大学校园是中共组织独自驰骋的舞台,而国民党则一味依靠军警特务实施武力镇压。其实,战时国共两党在大学校园中的斗争,多数情况下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文斗”。当组织较量不得力时,国民党才转而动用武力。以往对战时知识界与国民党关系的描述,偏重张扬战争后期少数倾向激进的大学教授和部分自由主义学者与执政当局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有意无意地漠视和遮蔽了另外相当一部分与执政当局亲近合作的知识精英之心态与作为。直到最近,才有杨奎松、王晴佳等学者开始关注不同政治立场的大学教授在战后学潮中的分合与转化。②不过,战时大学校园内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国共两大政党之间的较量,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亦以此为舞台展开角逐。学界分化的背后,尚有国民党派系纷争的因素潜存。此种分化与纷争甚至延续和影响了战后部分英美派学人与执政党的离心离德。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之考察,若仅从国共相争立论,实难得真相之全貌。

   本文在杨、王等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战时知识界/教育界与执政党不同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侧重探讨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活动情形。限于篇幅与资料,本文主要以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为中心,兼及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等校党务。所用资料大部来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朱家骅(1893—1963)于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三青团成立初期,一度兼任代理书记长;1939年11月至1944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44年11月转任教育部长。③将党务带进校园是朱家骅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时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家骅档案中藏有一大批战时大学党务档案,其中西南联大党、团负责人姚从吾与朱家骅之间数十封来往信函尤足珍贵。这些信函相当细致地呈现了战时西南联大国民党党务的运作情形。本文即以此为基础,兼及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文献,通过西南联大这一个案,“再现”和展示战时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实态。④至于三青团在联大的组织活动,本文仅兼带论及,其详细情形留待另文探讨。


一、大学党部的筹设

   国民党的组织触角伸入大学校园,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当时,在苏俄与中共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大力发展组织,吸纳党员。中央专门设立青年部,在部分大学和中学建立基层组织。“学生入党”一度成为时髦话题。⑤1926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教育行政大会,会议议决学校教职员和教育机关人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在广东推行党化教育。当时激进的青年学生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非但不反感,且以能接受党化教育和加入国民党为荣。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路线政策亦相应改弦更张,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与农民部、工人部、商民部、妇女部一起被取消,与此同时,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参与政治的态度,渐由支持转向反对;对青年学生之加入国民党,亦由鼓励转为限制。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会议提出的《学生自治条例案》中,删除了先前由大学院起草的《学生团体组织大纲草案》中关于国民党可在学校设置区分部的条文;会议还议决废止“党化教育”名称,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不过,“党化教育”的名称虽改,党化教育的理念仍存。南京国民政府另颁《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条例》,要求各级学校开设党义课程。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特设党义教育科,掌理各级学校党义教育事宜,并对各级学校党义教师的资格加以检定。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应付国难,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由着重党义灌输、思想控制,逐渐转向民族自信心与国家向心力的培养。1932年教育部修订各级学校课程标准时,将“党义科”改名为“公民科”。试图将党的主义,融合和渗透于“公民”教材之中,意在淡化党化教育刻板僵化的负面形象。⑥

   战前党化教育的效果如何?国民党“四大”曾检讨说:“中央年来厉行党义教育,国内大中小学均有党义教育课程之设置,惟综其结果,不但成效难收,反使一般学生感觉三民主义之空虚枯燥与毫无意义。”⑦社会舆论亦认为,训政初期的党化教育,实际上完全失败。⑧据统计,战前大学党义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平均约为1∶900。有的大学甚至没有专任的党义教师。即使有党义教师的大学,其党义教师的处境亦十分尴尬,因被视为国民党派来宣传主义的,经常遭到学生的轰赶。⑨“党义教师的地位,连担任自修课的教员都不如。”⑩1939年朱家骅接任中央组织部长之际,即痛陈大学党义教育流于形式,“各校所教,内容不一,思想更不一致,更有大学根本就没有党义教员,只在学生毕业时,交一篇党义的论文,便算敷衍了事。”(11)

   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没有在学校建立基层党组织。全国大学和专科学校中,可能只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因其党校性质而设有区党部。一般院校未见设立。战前大学师生加入国民党者为数不多。(12)

   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是抗战时期的事。1939年3月14日,蒋介石电令教育部长陈立夫:“全国各级学校有党籍之教职员,应设法管理,以考察并指导其行动与生活。”蒋并要求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指定专人负责。陈立夫呈复说: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任何机关学校之长官或校长,对其所属教职员只能以长官或校长资格指导监督其教职员,不能以党员资格指导监督同一机关或学校之其他党员,因此等党员之指导监督,应属于隶属最近之党部。若机关长官、学校校长行使指导监督之权,即难免有越权之弊,甚或引起纠纷。为免除此弊与求指导便利起见,必须透过党之组织,实行指导监督,方易进行。惟以各机关学校各级党部组织或尚未成立,或未臻健全,为实施管理并考察及指导其行动与生活计,似应先由中央规划于各大学校及各教育机关中成立直属党部。”(13)陈立夫还禀告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自1938年底即已着手在中央大学等八所高校中筹设党部。(14)

   当时舆论认为,大学党部的筹设,主要缘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其势力地盘的考量。蒋介石欲加强对全国各级学校中国民党籍教职员之组织管理,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势力的意图不谋而合。战前国民党党机器一直掌控在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之手。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在当时人们的揣测中,CC系势必趁此机会向教育界渗透。

   另一方面,抗战初期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积极在大中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亦刺激了CC系与之争夺地盘。CC系与复兴社(此处泛指包括复兴社与力行社在内的金字塔型组织)两大集团在战前即已展开过恶性的组织竞争。蒋介石鉴于国民党实在沉疴太深,积重难返,特别是年轻一代瞧不起国民党,乃决定在旧的党机器之外,另起炉灶,重组一个新的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15)为了统合党内各派系,蒋介石训令CC系与复兴社同时解散各自的小组织。但在筹组三青团时,蒋介石将组织重任交付给了原复兴社成员,仅分配CC系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的角色。由于复兴社势力实际主控了三青团,战前CC系与复兴社之间的派系宿怨,又延续为战时党团之间的对峙和竞争。(16)教育界自然成为双方竞逐的重要场域。

   自三青团成立起,团与党的关系即缺乏一种组织制度上的明晰界定。蒋介石有意将三青团塑造成一个革命“新血轮”的形象,特赋予三青团以自主运作的政治地位。除其本人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外,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并不具有组织体制上的统属关系。从中央到地方,党团之间各成系统。这样一种二元双轨体制,势必在组织发展上产生竞争和矛盾。

   党、团组织在西南联大的筹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939年7月,教育部长陈立夫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CC系干将)联名致函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要求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被三青团中央任命为西南联大三青团直属分团主任干事,负责组建该校三青团组织。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最初规定,大学区党部由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共同组织。(17)陈立夫和张厉生在致蒋梦麟函中,亦请蒋推荐教职员党员二人、学生党员一人为西南联大区党部筹备员,负责西南联大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对此,蒋梦麟表示担忧:“从前经验,校中党部不分员生。学生人数多,教职员人数少,几无发言余地,遑云指导?其弊则党内分派,抢权打架,骗中央津贴,诸奇百怪,直以党乱校。”为免蹈前辙,蒋梦麟主张大学党部的重心,必须放在教师身上。学生党员因学力经验不足,若无指导,则如无缰之马,必须置于教师党员的指导之下。他向陈、张建议:大学“区党部由教职员组织,学生则组织区分部,是则区党部直接受命令于中央,区分部则受命令于区党部,条理一贯,指挥如意矣。待组织全健后,再加入学生代表,方不至于闹向来之幼稚病”。(18)

   实际上,蒋梦麟的担心并不全在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之间难以协调。他更为担心的是,由CC系主控的国民党党部,与由复兴社主控的三青团之间,在同一个校园中将如何共处。蒋将陈立夫与张厉生要求他在联大建立国民党区党部的消息,告诉了负责筹备西南联大三青团分部的姚从吾,并提醒姚说:“此事仍为两根线,一由二陈主持,一由黄埔主持(复兴社与黄埔系之间有历史渊源和人事传承关系,外间常将二者视为一体——引者注)。此事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姚从吾获悉后,立即向时任三青团代书记长的朱家骅求证“两根线”之说是否属实,并申言“两根线之说,外间言者甚多,非孟麟先生一人之言”。(19)此时朱家骅虽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但实际组织大权掌控在复兴社之手。朱没有正面回答姚的问题,实际表示默认。

   一般认为,战时国民党在高校里建立党部,是为了抑制中共扩张势力。(20)这一说法在间接的意义上可以成立。不过,在最初筹设大学党部时,国民党党内派系的组织竞争,实为更直接的动因。

  

二、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姚从吾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学德国,1934年返国受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抗战爆发后,随西南联大内迁。姚因与朱家骅有前后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学、任教等“学缘”关系而深得朱家骅的信任。姚与朱同岁,但姚对朱执弟子礼,敬重有加。当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书记长(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时,姚被任命为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

姚从吾在筹备联大三青团之初就建议朱家骅:教职员与学生应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学生与教职员,年龄不同,地位不同,心理与见解亦各别。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因此他建议学校的政治组织应以学生为中心。教职员因“保守落后”只宜加入国民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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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京)2006年第4期 第125-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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