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全球化逆转的因果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7 次 更新时间:2016-12-04 00: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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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  

   对西方的精英们而言,全球化最重要的后果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的回应,不仅见证了国际政治经济中权力和财富的深刻转移,而且还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辩论。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后来居上,中国甚至被期待取代美国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这场辩论的结果是美国决定重返亚太和推动TPP的签署。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各种西方机构的报道和预测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上取代他们的担忧。在这些预测中,高盛200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影响最大。根据这份被广泛征引的报告,到2050年,在现G-7成员国中,只有美国还能保持世界7个最大经济体之一的资格,剩余的6个国家将被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所取代。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另一份由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2013年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60年,中国和印度GDP的总和将超过所有现OECD成员国的总和。

   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并迅速在高端、中端和低端技术产业获得竞争力。早在2004年,美国二战后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大卫• 李嘉图在两百年前提出的比较优势这个概念一直是现代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但是这个概念已经不能再帮助我们理解21世纪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是劳动分工,其中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达国家则致力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在中国发生的则是,它不仅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且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有很强的竞争力。萨缪尔森描述的这个情景在美国的智库、学者、大众媒体、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中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这被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之为“中美国”(Chimerica)。这种关系导致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兴起。在这种秩序下,高储蓄的亚洲国家通过提供贷款和出口,与高消费的西方国家之间发展出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的安排相似,亚洲货币与美元之间有固定汇率,尽管在这个新秩序中亚洲政府有时对外汇市场进行单边干预,以阻止本币的升值。

   中国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及其后续发展,进一步改变了西方对中国潜力的认知,中国政府在最初阶段采取的空前的财政刺激政策(投入四万亿人民币)在西方国家造成了轰动。很多西方评论家开始辩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和西方式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在“历史的终结”的环境中“自娱自乐”了20年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突然面对来自“北京共识”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似乎是有经验证据的支撑:如果以GDP增速而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在2008年到2010年期间表现很好。这是因为27%的年度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反周期手段。尽管它同时制造了巨大的泡沫,但是它对美国辩论的影响已经大到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TPP与反自由贸易的导火索

  

   全球化推动的自由贸易固然给发达国家带来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已经存在多年,为什么这次在美国的大选中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本文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当全球化出现危机,人们普遍期待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护时,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以更大的力度开放国境,促进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恐惧并激起强烈的政治反弹。全球化逆转的政治动力来自于危机环境下要求政策范式转变的急迫性和政策制定者们总是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强大惯性之间的突出矛盾。

   对美国的决策者们而言,中国崛起是全球化带来的最大挑战。而奥巴马政府选择的因应之道是使用冷战时代的老招数,即军事方面的战略联盟与贸易制度安排的结合。

   奥巴马政府推行的21世纪大战略,在亚太地区主要表现为重返亚太和TPP,前者会把美国60%的军事力量转移至亚太地区,后者则代表新一代自由贸易协议,它将对WTO所代表的现行贸易体制产生深刻影响。重返亚太和TPP的结合在原理上非常接近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实践,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依靠北约联盟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对抗由苏联率领的东欧集团依赖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

   不凑巧的是,当奥巴马使出全力推进TPP时,正值美国经济经历二战以来最脆弱的复苏。在二战后,美国经济通常在遭遇衰退后能快速恢复。当经济衰退袭来,银行会减少对业绩糟糕企业的贷款,风险投资家会停止投资表现不佳的初创企业,现存的许多企业会倒闭,他们的资产会被清算。而所有这一切会为新企业的诞生创造空间。然而,在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之间,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只有2%左右,这与此前几次经济复苏时期2.6%〜7.5%之间的增长率形成鲜明对照。

   全球化的引擎——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已经开始失去动力。金融分析师萨提亚吉提•达斯指出,商品、服务和金融的跨境流动在2011年达到峰值,从1990年占全球GDP的40%上升到了60%。在1951年到2008年这58年中有49年的贸易增速要快于全球经济的增速。在1980年到2011年间,贸易年均增速为近7%,是全球经济增速的一倍。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投资与借贷的增速也快于全球产出。在1980年到2007年间,这些国际金融跨境流动从占全球GDP的4%(4700亿美元)增长到占21%(12万亿美元)的顶峰。全球金融危机或许标志着全球化的顶峰。在全球经济部分复苏后,全球贸易中商品和服务的增长下降至每年2%〜3%左右,接近或低于全球经济增速,这是数十年从未有过的情形。金融的跨境流动与全球金融危机前相比要低60%左右,从占全球GDP的21%降至2012年的5%。

   在这样一种不利的经济环境中推动TPP,奥巴马面临的难题不言而喻。美国人之所以反对TPP,是因为当年美国把贸易政策当冷战武器用时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愿意再承担这种代价。

   在冷战时期为了对抗苏联,美国政府把一种名为“不对称合作”(asymmetric cooperation)的贸易政策作为招募和维持盟友的方法。它指的是美国向其盟友的出口开放美国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允许这些国家向美国的出口关闭其本国市场。这项政策是造成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下降的重要原因,当年这个政策不仅使西欧和东亚国家很快在国际竞争中加强自身实力、不断战胜美国企业,也迫使许多美国企业为了绕开这些国家的保护政策,到欧洲和亚洲进行直接投资。离岸生产的结果是许多工作机会从美国流到海外。

   虽然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消除了很多贸易壁垒,但在全球生产的时代,美国的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再也没有将生产基地移回国内。事实上美国签署的许多自由贸易协议都是以美国国内工作机会的流失而告终。伯尼•桑德斯在其总统竞选中提出,TPP“将重蹈美国与墨西哥、中国以及其他低工资国家签订的那些失败的贸易协定的覆辙,这些协定已经使美国失去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并导致成千上万个工厂关闭”。根据这个协议,美国的跨国公司会将更多的工作机会离岸到低工资国家,加速美国国内“争相衰落”的境况,并进一步加剧对海外工人的剥削。

   尤其令许多美国人——包括最初作为国务卿积极推动TPP的希拉里• 克林顿——感到不可接受的是,奥巴马政府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追随冷战时代的原则用经济利益换取盟友在军事方面的支持和合作,在TPP签约时作出许多妥协,却没有认识到由于中美贸易的特点,这样做最后既吃亏又达不到目的。

   这其中一个重大妥协是在关于原产地原则的条款中对最终产品中域外产配件比例的规定。起初美国政府坚持65%的最终产品的零部件必须来自TPP成员国。最后为达成协议,美国不得不做出大幅让步,将最终产品零部件来自成员国的比例由65%削减至45%。

   将零部件原产地比例降低至45%的妥协让TPP协议变成一个黑色幽默:当奥巴马总统游说国会、争取支持时,他有意宣称TPP的目的是阻止中国获取经济领导权。但在TPP的批判者们看来,这个协议除了为中国造的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提供后门以外什么都不是。这里的悖论是,奥巴马如果不对配额限制作出重大妥协,将无法达成协议,然而,一旦妥协又会极大地削弱TPP最初设计的目的,因为它严重忽视了美中经济关系的特点。

   与冷战时期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和苏联领导的东方集团之间没有太多贸易往来相反,美中两个经济体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中国已经是美国在亚洲的许多盟友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自2014年以来中国是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与12个TPP成员国的经济关系,TPP要想把中国排除在外将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许多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随着这些跨国公司将其产品从中国出口至美国和欧洲市场,作为生产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与出口目的地欧美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平衡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在1989年到2008年间,美国和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维持在同一水平。然而,日本在美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中所占份额由39%下降到了11%,而中国的则从2%增加到28%。尽管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快速增长成为一个重要的双方经济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多边问题,不是双边问题。

   这一悖论突出显示在全球生产的时代重拾冷战策略的内在矛盾。跨国公司总部与分公司之间、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分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企业内贸易,是支撑全球生产在中国运行的基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通过全球生产体系与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的经济合作关系,已经紧密到任何有意使之分离的努力都将遭遇许多困难。

   冷战期间美国为了拉拢盟友,允许盟国对美国产品关闭市场。在全球化的30年中,美国工会的一贯诉求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认为在同一标准下美国企业可以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但是,奥巴马为了达成TPP协议,在劳工标准上又进行了妥协。在批评者看来,TPP协议中一个比冷战时期以经济利益换军事利益的交易走的更远的内容,是美国赋予外国公司通过国际法庭起诉美国政府的权利。其他国家的TPP批评者们通常把这一条视为美国跨国公司企图破坏他们国家主权的途径,而美国的TPP批评者则担忧TPP会使外国企业对美国的公共政策施加不正当的影响。

   当经济陷入困境时,保护社会通常成为重要的政治议程。本来美国社会的底层就已经面临长期的困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许多美国人在寻找安全岛。正当开放经济的消极影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奥巴马政府却要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 这就给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运动提供了最好的炮弹。

  

欧洲难民危机:反移民运动的催化剂

  

   这次欧洲难民危机触发的发达国家反移民倾向是另外一个可能使全球化逆转的导火索。自欧盟建立以来,鼓励移民一直是其重要的政策之一,为什么今年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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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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