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麟彪:“错捕不错放”的“司法惯性”与公民正义诉求的博弈

——以蒋玉湖玩忽职守罪为个案的实证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50 次 更新时间:2006-07-12 00: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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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麟彪  

  

  摘要:本文基于蒋玉湖案的实证分析,对中国基层司法机关“错捕不错放”的“司法惯性”与公民正义诉求的博弈,从司法体制、社会层面和公民自身等方面进行考察。考察发现,在错案冤案的法治系统内管理没有形成封闭环的情况下对司法机关枉法行为追究的法律规定是“司法惯性” 产生的催化剂,公民正义诉求难以实现是“司法惯性” 至今依然的关键原因。

  关键词:错捕不错放 司法惯性 蒋玉湖案 正义诉求

  

  近两年过去了作为蒋玉湖案的辩护人早就想为此写点什么,但是友人劝“算了,不要写了” 。犹豫之间我想起高中课文《纪念刘和珍君》开篇中的一句话“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于是鲁迅先生很有必要写一点的真猛士精神鼓励我终于把蒋玉湖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记下,并结合自己的思考分析说明中国基层司法机关“错捕不错放”的“司法惯性”与公民正义诉求的博弈。

  

  一、蒋玉湖案的来龙去脉

  

  蒋玉湖,男,46岁,汉族,2004年9月1日被捕,捕前系福建省仙游县林业局资源站办证员。该站办证员有三人,郑某负责办理检疫证、蒋玉湖负责办理采伐证、黄某负责办理运输证,具体工作既分工又合作。 2003年4-7月黄某因急事离岗造成运输证无人办理,黄某交代蒋玉湖帮忙代为办理运输证,由于日常工作本来就有互相帮忙的习惯所以蒋接手代办。在此期间仙游县木材公司有木片户林某等人持仙游县木材公司从省内县外运输杉原木的原运输证向仙游县木材检验中心申办杉木片的检验《码单》。之后,林某等人持《码单》(系木材交易合法证明,是申办再次运输证的充分条件)及原运输证向办证室申办杉木片的再次运输证,蒋玉湖根据《码单》开具的树材种品名、数量、起运地及运输路线核发杉木片再次运输证48份。林某等人拿了其中45份证件后倒卖给仙游县西苑盗伐林木的案犯戴某等。但因蒋玉湖所开的再次运输证树材种、起运地、数量等与仙游县西苑案犯戴某实际运输杂木片不符,法院审理认定45份杉木片再次运输证在仙游县西苑案实际使用上属于无效证件。原来,仙游县西苑盗伐林木的案犯戴某通过权钱交易买通林业检查人员(该案早前已判决)才得以运输成功。另外,在福州人造板厂(即福人木业有限公司)收购上同样因证物不符,即杉木片再次运输证不能成为仙游县西苑案犯戴某杂木片的合法来源证明,福州人造板厂是在销赃。

  可见,蒋玉湖办证行为与仙游县西苑案犯戴某及其同伙盗伐滥伐林木、林某等人非法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的犯罪活动得以持续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45份杉木片再次运输证事实上没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仙游县西苑盗伐林木案其责任也非常明确。虽然当事人以及家人多次向县、市和省相关部门申诉、上访,但仙游县检察院以及一审二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坚持认为蒋所办的45份杉木片再次运输证被仙游县西苑案犯戴某等“利用” ,导致戴某及其同伙盗伐滥伐林木、林某等人非法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的犯罪活动得以持续的原因之一,且不采信足以影响本案定性2004年9月3日《福建省林业厅关于木材运输证办证人员办理木材运输证有关问题的批复》(闽林[2004]政函79号)的证据,并错误理解林业部门的政策规定,认定蒋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分别做出批捕、起诉决定以及玩忽职守罪成立,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和维持原判的裁定。  

  

  二、指控与辩护

  

  至于本案来说构成玩忽职守罪的关键点:①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玩忽职守;②当事人玩忽职守的行为是否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是法律规定,对照上述事实蒋玉湖是否有罪应当不难判定。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从这一案件中透露出的中国底层社会、公民、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可以折射出中国底层社会长久以来“错捕不错放”的“司法惯性” ,并想通过对本案的实证分析来说明中国基层司法机关与社会、公民正义诉求的博弈。

  2004年12月3日福建省仙游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蒋玉湖在为林某等人办理二道木材运输证(笔者注:即杉木片再次运输证。下同)的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没有认真履行职责,违反《福建省木材凭证运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规定大量办理二道木材运输证48份,其中擅自办理的跨年度二道木材运输证40份,并被他人(戴某等)套用于运输盗伐滥伐木材销售给福州人造板厂是造成仙游县西苑乡仙西底森林及省级生态公益林被大量损毁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致使戴某等人违法犯罪行为得以持续,严重损坏了国家机关的声誉,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应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05年1月14日一审开庭,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人的基本观点是本案依法应当做出被告人蒋玉湖办证行为没有违法,且与西苑盗伐滥伐及非法运输木材以及销售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蒋玉湖违反《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为林某等人办理木材运输证的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是不能成立的。

  (1)办理再次运输证办证员的职责有哪些?根据闽林[2004]政函79号批复应根据《福建省森林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及《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十五条具体规定执行。其具体内容如次,《福建省森林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是:“再次运输的,凭原运输证或木材交易合法证明,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办理” 。《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再次运输木材的,应提交原运输证或者木材交易合法证明;木材交易合法证明是指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木材经营加工单位开出的税务发票或《码单》” 和第二十五条规定“再次运输的木材,品名、规格与原运输证不符的,应按有关折率进行折算并据实核减办证数量” 。应该说办证员的职责已经界定非常清楚了。但是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违反《办法》有关规定,却不指出具体是什么规定,辩护人认为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说法。

  (2)蒋玉湖如何履行办理再次运输证职责?对于本案来说蒋玉湖主要是凭45份杉木片现场检尺码单即木材交易合法证明办证,同时还收存了申办人提交的部分原运输证,并根据二道现场检尺码单检验核实的树材种、品名、数量、地点和《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要求核发45份杉木片再次运输证(见原始凭证)。蒋玉湖的这种做法符合福建省林业厅闽林[2004]政函79号批复件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应发给木材运输证,所以蒋玉湖的办证行为是合法的,在工作上根本不存在严重不负责任问题。

  (3)公诉机关把《码单》的法律真实性和客观真实性混为一谈导致责任张冠李戴。本案再次运输证在办理过程中必须先开《码单》,然后才能核发再次运输证。那么《码单》怎么来的?申办人林某证词:我们每次办证(是指办再次运输证)前都先到林业局木材检验中心开具一份检尺码单,交工本费1元每立方米木材检验费4.8元,但从来没有检尺员(即检验员)去检尺,码单上的树种和数量是凭运输证(指原运输证)开的(见控方3号卷114页)。还有仙游县木材检验中心负责人林元某关于部分码单没有到现场检尺的证词(见控方2号卷100页)都很清楚地表明检验员不但未到现场检尺,而且是凭原运输证开具码单。这是检验员的责任,不是办证员的责任。例如:公安交警办理摩托车驾驶证时要求提交驾驶技术和交通规则考试合格的证明文件,如果申办人能提交合法证明文件,那么办证员就应当发给驾驶证。至于交通规则和驾驶技术考试合格证明文件的客观真实性即是否存在作弊则是考官的责任,并不是办证员的责任。同样的道理蒋玉湖作为办证员,审核《码单》等是审核其法律真实性,即《码单》是否是法定有权部门(仙游县木材检验中心)开具的、《码单》是否是福建省统一印制的,以及填写是否规范、有否涂改等;而不是审核其客观真实性,即《码单》开具的客观事实是否为真则是现场检尺人员的责任,不是运输证办证员的责任。同时,因为《码单》是由各级林政资源管理部门管理和发放,必须经有资质检验人员进行现场检量(见控方3号卷002页),木材检尺是林业的法定检量,总之《码单》具有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据此,从本案看难道能说蒋玉湖因为没有发现检验员未到现场检尺(检察院办案人员早已查明,见控方2号卷100页和3号卷114页)仅凭原运输证就开具码单的情况,所以蒋玉湖就是不认真履行职责吗?显然不能!公诉机关正是把《码单》的法律真实性和客观真实性混为一谈,继而把检验员的责任张冠李戴到运输证办证员身上,然后得出玩忽职守的结论。

  (4)其他问题的说明。①关于再次运输证申领人签名即代领问题。因为办证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符合申办条件,至于签名申办人、领证人谁签名都行。对申办人身份真实性的核实问题,《福建省森林条例》和《办法》均未作规定。②关于所谓跨年度原运输证不能办问题。证人黄某认为所谓跨年度原运输证下一年度不能办是仙游县林业局不成文的规定(见控方1号卷162页),另一证人陈某(原仙游县林业局资源站长)认为仙游县林业局过去跨年度木材办证的规定与闽林[2002]政46号文件有抵触(见控方1号卷164页),这两证词已经非常明确表明所谓跨年度原运输证不能办是土政策,而且与居于上位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相抵触,难道这样的东西也能作为定罪的依据吗?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公诉机关居然把它作为定罪的依据,在起诉书中明确提出擅自办理的跨年度二道木材运输证40份云云。

  2、蒋玉湖所办再次运输证与西苑盗伐滥伐及非法运输木材及销售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一般表现为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地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本案蒋玉湖所办再次运输证与西苑盗伐滥伐及非法运输木材及销售不存在这样的联系。

  (1)起诉书指控蒋玉湖所办二道运输证被戴某等套用于运输盗伐滥伐木材是不能成立的。本案蒋玉湖所办45份杉木片再次运输证与西苑一案实际运输的杂木片存在树材种品名不符、起运地不符、数量不符和一次运输与再次运输的区别,在西苑盗伐滥伐木材实际运输上属失效(无效)证件根本不能用,即不存在被套用的可能性。①有中共仙游县纪委案管室的复印件《福州人造板厂收购戴剑林运经西苑林业检查站的木片清单》可佐证。②有西苑案主犯戴某 “二道运输证中树种是杉木片,我们运去福州的大部分是杂木片,证物不符,所以说是无效的” 和“西苑木材检查站通不过,砍伐的林木就运不出去” 的供词(见控方3号卷127页),以及承运西苑盗伐木材的已判刑司机林某亮、王某和林某华的供词运输的都是杂木片(分别见控方3号卷第084、189、205页)也可佐证。③从相关案件如承运西苑盗伐木材的已判刑司机林某亮等人非法运输木材罪(见起诉书),以及已判刑的西苑林业检查站张某等三人接受贿赂滥用职权放行西苑盗伐滥伐木材运输车辆案看,蒋玉湖等人所办再次运输证在西苑案实际运输上也根本没有被套用。

  (2)蒋玉湖所办再次运输证与福州人造板厂收购西苑盗伐木材没有因果关系。福州人造板厂收购西苑盗伐木材的法律责任应由自己承担与蒋玉湖所办再次运输证无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 的规定,福州人造板厂若凭蒋玉湖等人所办的再次运输证收购西苑盗伐木材是买赃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因为,合法来源证明即使单凭运输证也应凭有效运输证,而蒋玉湖所办的杉木片再次运输证能是福州人造板厂收购杂木片的合法来源证明吗?

  另外,控方所取得证明蒋玉湖所办的45份杉木片再次运输证被套用于运输盗伐滥伐木材销售给福州人造板厂的所谓证据,即福州人造板厂《情况说明》该公司收购的木片主要来自木材“三剩物” (见控方2号卷113页)。既然收购的是“三剩物” ,那么西苑乡仙西底森林及省级生态公益林被大量损毁的木材又不是“三剩物” ,这等于说福州人造板厂没有收购西苑盗伐木材,与起诉书指控二道运输证被戴某等套用于运输盗伐滥伐木材销售给福州人造板厂是造成仙游县西苑乡仙西底森林及省级生态公益林被大量损毁的原因之一相矛盾。而且,林业部门相关规定指出:“三剩物” 包括:采伐剩余物(指枝丫、树梢、树皮、树叶、树根及藤条、灌木等);造材剩余物(指造材截头);加工剩余物(指板皮、板条、木竹截头、锯沫、碎单板、木芯、刨花、木块、边角余料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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