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岿:信息公开申请和诉讼滥用的司法应对

——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3 次 更新时间:2016-12-02 23: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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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岿 (进入专栏)  
Version 1.2, October,2014.

   [18] 参见郦东钧:《信息公开诉讼中滥诉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5期。

   [19] See Christopher Knight, supra note 10, p.4.

   [20] 《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2014年9月26日发布实施)明确要求:“加大‘三公’经费公开力度,细化公开内容,除涉密信息外,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对预决算公开过程中社会关切的问题,要规范整改、完善制度。”

   [21] 前注[13]曾经提及加拿大Riley先生申请公开厕所清洗记录、UFO见证记录等,可以借鉴理解何谓“琐碎”信息。

   [22] See Nikolas Kirby, supra note 9, p.174.

   [23] See Christopher Knight, supra note 10, p.4.

   [24] 一份关于苏格兰信息公开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接受问卷调查并反馈情况的30个地方市政议会中,没有一个是有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成本记录的。See Morag Cherry & David McMenemy, supra note 15, p.15.

   [2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请求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政府信息的请求人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93号)明确指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的答复或者逾期不予答复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有关,属于实体审理的内容,不宜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7号),2011年8月13日施行)第1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六)不能合理说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系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且被告据此不予提供的。”

   [26] 在2016年5月21日的“2016行政指导案例中美研讨会”(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和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共同主办)上,中国政法大学应松年教授和最高法院耿宝建法官皆已提到,《条例》修改建议稿已经明确将“三需要”的条款删除。若《条例》修改最终如此,陆案裁判中关于对信息公开申请和诉讼滥用者未来类似申请、类似起诉严格审查“三需要”的内容,就不可能成为司法应对信息公开滥诉的教义了。

   [27]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例如,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严义明律师在2009年1月向国家发改委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与4 万亿已投资到位部分相关的、目前已经审批通过的具体投资项目名称,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的具体内容,投资项目的预算资金金额、审批通过投建项目的原因(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等三项信息。其在申请书结尾宣称:“本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不是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个人的行为能够唤醒公民的参与的权利意识,更多的公众能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推动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最终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健康发展。”参见王思璟:《律师再督中央财政信息公开》,《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月14日,第008版。

   [28] 参见李广宇:《政府信息公开判例百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29] 域外可资参考的、在立法空白处寻求突破的事例有很多。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信息与隐私专员在作出的令状中,如此阐述其在没有立法授权情况下的职责所在:“如果我……承认我没有权力矫正我所认定的滥用情形,那我就不是在实现立法的目标,而是在阻碍它的实现。尽管本专员没有明示的权力处置程序滥用,但是我并没有打算做Riley滥用行为的代理人,并不打算持续耗费政府资源,以满足Riley的好奇心,容许他拿这个制度做试验,容许他使这个制度功能瘫痪。这会有违公共政策,并会使安大略省信息自由立法的实施名声扫地。” See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Ontario, Canada, supra note 13, at 16.当然,必须指出,根据加拿大《安大略省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cy Act)第4条规定,安大略省信息和隐私专员是经省议会提名,由安大略省省督任命的立法机关的官员。

   [30] 至于行政机关在对待信息公开申请时未以申请人滥用申请为由拒绝处理,是否可以在诉讼中以此为由请求法院调查、认定和裁判的问题,可以再研究。笔者倾向于否定答案,理由仍然是这是一个需要行政和司法联动共同应对的现象。

   [31] 非常感谢成协中副研究员提醒笔者注意行政机关的能动处理权限在《条例》第5条的释义射程范围之内。

   [32] 已经有论者提出构成要件的“两要件说”。参见梁艺:《“滥诉”之辩:信息公开的制度异化及其矫正》,《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3] 参见肖卫兵:《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行为规制》,《当代法学》2015年第5期。

   [34] See UK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FOIA Decision Notice (Reference: FS50595496),14 December 2015.https://ico.org.uk/media/action-weve-taken/decision-notices/2015/1560374/fs_50595496.pdf (Last accessed:05/05/2016)

   [35] 《自治市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法》第43条第3款给了信息和隐私专员非常宽泛的裁量权,该条款规定:“根据本法,专员的令状可以设定专员认为适当的任何条件。”

   [36]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Ontario, supra note 13, p.20.

   [37] 至于如何分立、如何有效联动,则可能有更多模式的制度设计方案,本文无意也无法在此展开。但是,确有必要提及的是,由于当下大量信息公开申请的出现,以及未来可能更多的出现,在法院之前,考虑一个集中处理信息公开申请异议的机制,是非常有价值的。

   [38] 由于研究旨趣和篇幅所限,本文未就制约信息公开申请和诉讼滥用可能采取的金钱机制(如信息申请收费、败诉费用等)展开讨论。

   作者简介:沈岿,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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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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