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Maria Ehemann 田伟:2015年德国宪法学发展概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16-11-30 21:01:35

进入专题: 德国   宪法学  

Eva-Maria   Ehemann   田伟  

  

2015年,德国国家法学受到了德国国内及欧洲相关政治议题的强烈影响,联邦宪法法院也着力回应处理了一些传统的宪法问题。

   在难民和移民危机以及欧洲本土恐怖袭击的背景下,人们迅速谈及“行政与国家失灵”(Verwaltungs- und Staatsversagen),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Peter Sloterdijk甚至使用了施密特提出的“例外状态”(Ausnahmezustand)概念。[1]但大部分国家法学者都对这一判断表示反对。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公法教授Jens Kersten指出,对于危机、紧急状态以及恐怖主义,基本法已经做好了宪法上的准备,并不需要通过承认宪法上未规定的“国家紧急权”(Staatsnotrecht)或例外状态来保障所有居民之安全。[2]洪堡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Christoph Möllers也认为所谓国家失灵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毋宁只是一种用以掩盖自身政治评价的论战式话语。[3]

   除了难民危机,德国宪法学去年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宪法同一性”(Verfassungsidentität)。[4]联邦宪法法院使用这一概念来划定国内法与欧盟法的关系:尽管在审查高权行为时,欧盟法相对基本法优先适用;但这一优先性成立的前提是,欧盟法的规定与德国宪法不可变动之核心内容相符。[5]在这一背景下,Christoph Schönberger关于德国国家法学特有的“德国道路”应当如何因应法体系欧洲化进程的新著,在学界受到了特别的欢迎。

   2015年,在基本权利方面,联邦宪法法院处理了诸多涉及宗教宪法/国家教会法以及集会自由的案件。在过去一年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大量穆斯林难民涌入德国并由此引发右翼民粹群体的集会抗议——宪法法院在这两个领域的裁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国家机构方面,宪法法院裁判的重心落在了议会质询和信息权、议会保留以及联邦与州的权限划分这些较为传统的议题上。

   在2016年,宪法法院还将做出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裁判,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针对德国国家民主党的政党禁止程序,而关于统一团体协议的争议,也因为其中涉及劳动结社自由的法政策学问题而受到关注。

   本文首先关注德国宪法学的理论发展,第一部分将讨论“难民危机”与“德国道路”这两个德国学界去年的重大理论争议;文章的重心是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实践,在第二、三部分,将分别介绍宪法法院2015年在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领域做出的重要裁判;最后一部分则聚焦宪法法院正在审理中的两个重要案件。希望通过对以上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译介,展现德国宪法学在2015年的整体发展情况。

  

一、2015年德国国家法学的重要讨论

   (一)危机时刻的宪法 —— 难民潮与边界的宪法意义

   最迟从2015年夏天开始,难民和移民危机就已经成为德国宪法与政治讨论的中心议题。难民的不断涌入引发了关于边界管控的讨论,而在2016年1月巴伐利亚州政府宣布将提请联邦宪法法院审查现有边界管控制度的合宪性之后,关于国家是否以及应如何保障其边界的法律争议达到了顶峰。[6]巴伐利亚州政府委托波恩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前任联邦宪法法院法官Udo Di Fabio撰写了一份长达125页的专家意见书(Gutachten),作为其动议的法律论证依据。[7]Di Fabio的核心观点是,基本法预设了德国的国家性(Staatlichkeit)以及国界的完整性(Integrität)。据此,从基本法第30条联邦忠诚原则中,即可推导出各州在宪法上的保护请求权。而联邦并未实现这一宪法委托,相反,其在难民危机中,以一种有损于各州及联邦的方式忽视了基本法课予其的边界保障义务。[8]在欧盟法层面,Di Fabio指出“欧洲边界和居留制度事实上的失败”,并认为联邦因此有义务迅速采取行动。其尤其认为,联邦不得以现有机制出于欧盟法上的原因无法改动为由,反驳深受难民涌入影响的州。[9]联邦负有法律上的义务,致力于 (重新)建立一套能够运行的、符合条约规定的欧洲边界保障机制,并实现对移民的有效控制和对负担的公平分配。尽管联邦可以将高权转移至欧盟,但在可以证明欧盟机制失效的情况下,联邦即负有责任,保证对入境德国的有效管控。在国际法上,也并不存在无限制地接受他国内战或国家崩塌之受害者的义务;这种义务如果存在,则将构成对不受变动之宪法秩序同一性的侵害。[10]

   尽管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国家法教授、前任联邦宪法法院院长Hans-Jürgen Papier对Di Fabio表示赞同,认为在边界保障问题上确实存在“法外空间”(rechtsfreie Räume);[11]但大部分宪法学者均对联邦政府边界方针违宪的观点表示反对。

   吉森大学法学院公法教授Jürgen Bast 与洪堡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Christoph Möllers针对 Di Fabio专家意见书撰写的回应文章,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两位作者在一开始就指出,这份专家意见书中的法律内容“令人惊讶的贫乏”。尤其是Di Fabio关于“基本法预设了德国的国家性和国界的完整性”并“进而在宪法上课予对其加以保护的义务”的观点,反映了一种过时的、已经几乎不再被主张的见解,在宪法教义学上也是无法成立的。甚至,即便Di Fabio关于国家性的论证能够成立,但是否能就此推导出保护义务,无论如何也是存疑的。此外,在边界设立检查站、对入境人员进行系统检查,也并不属于国家性的必要条件。无论是耶利内克提出的国家三要素,还是国际法上的国家概念,都只将领土之存在——而非对边界的警察管控与保障——作为国家的特征。两位作者还指出,Di Fabio关于欧盟法相关规定的分析,在前提上就是存疑且错误的。尤其是《都柏林III条例》第17条第1款已经明确规定了对难民申请直接自行审查的情形,亦即联邦移民与难民署2015年夏天所实施的方案。而且,在边界一概禁止难民入境,也违反人权法和海洋法上的义务,这些义务要求在欧盟境内对难民提供暂时性保护并逐一进行审查。Bast 与 Möllers的结论是,Di Fabio的专家意见书使用了一种“可疑的国家理论论证”,其是政治气候趋向强硬的标志和证明,而以此为基础向宪法法院起诉必定不会得到支持。[12]

   马克斯•普朗克社会法研究所所长Ulrich Becker与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公法教授Jens Kersten也持类似见解:接收和整合难民并未对国家及行政机关的运行能力造成问题,依据Di Fabio的专家意见书向宪法法院提请审查,没有任何胜诉的希望。两位作者同样认为,联邦政府的难民政策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根据《都柏林III条例》第17条第1款,联邦可以决定不将难民申请转回入境国,而直接自行对其进行审查。尽管联邦在做出这一裁量时,受到诸如保障国内安全,保障社会国、联邦秩序和行政机关运行能力等宪法界限的约束;同时,在人道主义的因素之外,联邦还应考虑其决定对欧盟整合以及所谓的“巴尔干路线”上相关国家尤其是希腊稳定的影响;[13]但联邦政府在平衡上述冲突时,享有广阔的政治决定空间。二位学者预计,鉴于这一问题的极端复杂性,联邦宪法法院无法也不会在宪法上确认联邦负有——例如封闭德国边界——特定的行动义务。[14]

   2016年3月初,尽管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倾向相反,但出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压力,经欧盟各国政府首脑协商,最终仍然决定关闭德国边界。[15]此外,欧盟还与土耳其签订了难民协议,使得难民数量进一步下降。在今年1月到3月期间,只有109000名新难民进入德国。[16]与此同时,巴伐利亚州政府也决定不再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请联邦与州的争议程序。至于这一决定的做出是因为目前难民局势大为缓和,还是鉴于胜诉希望过于微弱,就不得而知了。[17]

   (二)作为科学的国家法学——“德国道路”

   康斯坦茨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Christoph Schönberger关于“德国道路”的长文,探讨了德国法学尤其是德国国家法学的一个特质。从萨维尼时代开始,德国法学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法(Recht)是一门科学(Wissenschaft),而法学(Rechtswissenschaft)则能够发挥“未来蓝图”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科学本身也成为法,因为法被科学地生产出来。Schönberger在其著作中展示了,国家法学与法律是如何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作用下通过互相影响而发展,进而又是如何在这一路径上形成了一种“科学的法”(wissenschaftliches Recht)。[18]

   Schönberger首先对德国法学与法国法学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进行了比较:在当时四分五裂的德国,自1800年起走上了一条“通过科学促建统一”的道路;而法国的公法,却从同一时期开始,即带有浓重的“单一制国家革命政治实践”的色彩。在法国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尤其是因为大革命以来全国性议会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法国法学在传统上即不具备多少形成或建构性的空间。[19]与此相对,在“漫长的19世纪”,德国国家法学只经历过微弱的“制度竞争”,因为当时的德国身处一个严重分裂的法秩序中,而法学则扮演了“尚付阙如之统一的替代”与“未来统一建构的先行”之角色。彼时的德国国家法学仅仅是一种“科学建构”,以此对各邦国不同的宪法秩序进行一般化的抽象。[20]

   接下来,Schönberger讨论了二战后国家法学与司法裁判的关系。不同于在法国,法学界更多是从外部关注法国各最高法院简短且难以理解的判决;在德国,1945年以后,法院和法学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为对纳粹期间不法教训的反思,德国的司法体系在战后确实被大规模重建了,公法也在历史上首次被法院全面接受适用。但随着法院裁判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传统国家法学“概念构想与未来指向蓝图”的历史遗留却日渐消弭。Schönberger发现,联邦宪法法院迅速作为一种“替代前瞻者”(Ersatzvisionär)填补了这一空缺。[21]但与此同时,学界也开始反思宪法法院的功能和角色,甚至担忧宪法裁判权可能导致国家法学被废黜(Entthronung)。[22]一方面,通过与法院的“共生关系”,国家法学在实践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但另一方面,宪法法院的裁判又导致国家法学丧失了其独立的概念构想职能。[23]

然而,Schönberger指出的这一国家法学的“意义丧失”,部分却是自我造成的,因为国家法学仅仅关注那些能够成为宪法裁判对象的问题,仅仅关注法院裁判的产生和意义,而忽视了对其学术依据的探究。[24]在这一背景下,从1970年代开始,德国国家法学开始明确地将其研究进路描述为“法教义学”(Rechtsdogmatik),这亦是为了保障国家法学“独立的学术内核”。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德国法教义学的特殊性在于:只有法院的裁判具有关键性意义,在法院体系中又首先由高审级的法院来形成论证风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德国   宪法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341.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