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鸣:二战后东北亚秩序:延续、遵从、权力转移与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4 次 更新时间:2016-11-30 12: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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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鸣  
只有继承历史上这种战时的安排,当2000年后中国国力足够强大时,它才可以有合法的机会发挥其大国政治影响力。

   第三,同盟国结束了日本在东亚的侵略和殖民,却最终演变成了苏联和美国两大阵营在东亚新的对抗。美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大量驻军,并与其所有盟国保持强有力的经济联系,因此通常来说美国主导了地区秩序,甚至中国和朝鲜也不得不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生存与发展。它替代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既有效又充满争议地保持了不对称的大国关系和地区现状。

   第四,美国和苏联在欧洲核心地带日益激烈的竞争大大影响了他们在日本投降后以三八线划界而治来解决朝鲜问题的共识。双方都希望他们的占领区域继续保留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尽管蒋介石和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同意朝鲜半岛独立,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也同意朝鲜的托管制度,但苏联进驻朝鲜后就不会再允许由联合国主导朝鲜全境的大选,美国也不会接受以著名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金日成为首的人民委员会来统治整个朝鲜半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被广泛认为鼓舞了金日成在朝鲜追求相同的目标,这导致1950年的朝鲜战争。当然,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以及苏联对于中国领导人民族主义的怀疑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在战争中鲁莽决定的深层次因素。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相信进攻韩国会使中国陷入周边危机,使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向亚洲,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美国的部分资源。(15)

   第五,由于盟军司令麦克阿瑟解散了日本军队,并且起草了新的宪法,在著名的第九条中日本放弃了在解决国际争端中拥有集团宣战的权利或者使用武力的国家权利,日本转型成为民主社会,这极大地消减了其军事水平,战后主要的地区威胁源得到控制。由于驻日美军的安全担保,在过去的70年里日本维持了一种防御性的力量及和平政策。但是,美国出于其冷战的战略考量,违背战时相关文件中对日本非军事化的规定。1945-1949年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与朝鲜半岛北方共产党力量的掌权,在美国战略界的建议下,麦克阿瑟将军决定不在日本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维持战前日本的两大特权精英——天皇制度和官僚政治不受破坏,并释放了一大批战犯,以确保日本的民主化在旧体制的保守架构上有条不紊地实施。美国也恢复了裕仁天皇作为宪法上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日本的最终政治和战略地位在《旧金山和约》上得到了确认,这激起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激烈批评,最有代表性的是1951年9月8日苏联副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声明中批评《旧金山和约》并没有对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任何保证。确实,二战后70年来的发展不幸印证了苏联这位前元老外交官的预言,日本的军国主义残余仍然存在。

  

   二、中日安全政策的变化和力量转变的轨迹

   经过70年的地区和世界范围的演变,大国关系和相对地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雅尔塔体系的瓦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美国治下的和平并不像冷战时代那样强大和牢不可破。在东北亚,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发展最快的国家,并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国际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中国和所有的东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交上摆脱了冷战体系对中国周边的束缚。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以平价购买力计算是第四大经济体,也是发达国家中第二大经济体。韩国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规模排名世界第15。但是,它的技术水平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力要比中国大。

   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是平行的两个安全同盟。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美国有义务同日本自卫队紧密协作以保护日本的安全。2013年,大约有50000名美国军事人员驻扎在日本。“9·11事件”之后,日本支持美国海外行动的安全作用得到显著提高。(16)2002年可被视为日本战后防卫的分水岭:它为加强其应对周边安全挑战的能力和适应未来的地缘政治变化,开始以一种稳健的方式改变其冷战期间维持的“专守防卫政策”(17)。

   朝鲜半岛在朝鲜战争后最大的地缘政治关系变化和挑战是韩国在1990年和1992年分别与前苏联和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及朝鲜在2006年正式显示其拥有核武器。朝鲜半岛仍然处在冷战和停战状态中,朝鲜和韩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持敌对状态。

   1.中国崛起及其行动:正常发展

   2003年中国首次正式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作为中国首要的对外战略。该概念着重突出了第一个词“和平”,以此来回应中国威胁论的西方支持者,并消除海外越来越多对于中国崛起评论中所隐含的负面含义。(18)后因为“崛起”包括了挑战并发动战争对抗现有强国的含义,选择“和平崛起”进行替代,作为官方的表述。但是核心内涵没有发生变化: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崛起,而不是通过领土扩张或者挑战其他大国。(19)

   毫无疑问,东亚盛行的观点趋于相信中国会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或者说改变东亚的现状。中国总是试图努力解释中国在历史上的行为,传统儒教思想与现有政策的逻辑关联性,以及中国的长期战略与其深化融入世界市场和体系的内在关联性,采取防御性的姿态来平息质疑。但是,这种防御性的论点可能说服力不是很大,无法让区域内国家信服,因为中国在古代事实上也通过武力行动在藩属地区拓展疆土,当前同其他东亚国家开展的广泛经济合作并不排斥中国在捍卫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方面所采取的正常管理行动。

   然而,我们也无法得出相反的结论:即一旦中国的力量超过了美国,就会对周边国家采取类似古代的治藩战略,重建中华朝贡体系。也不能以经济合作与安全政策无强有力的因果关联性而否定中国的和平战略。(20)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另一种相对可信的方法来评估中国短期或长期的战略行为和目标:即考察并比较新中国过去三四十年处理外部争端的行动案例。

   比如,1950-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行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这三场局部性冲突可以作为寻觅中国领导层对如何使用武力的逻辑线索。这些行动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保卫缓冲地带;反抗领土侵略;惩罚入侵中国盟友的侵略者;报复对于海外华侨非人道的侵害行动。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中国往往是在其核心利益受到侵犯时而不得不采取决定性军事行动的,它不会因为遭到中国反击或惩罚的国家背后有一个更强大的支持者而畏首畏尾。一旦达到战术目标,中国军队就会主动从相关控制区域撤离,即使它享有保卫这些领土或控制这些区域的合法理由。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使用武力往往是迫于维护国家主权与荣誉的形势,与进攻性战略或目标,或者中国成为强大的大国无特别关系,军队主动撤退也不是慑于超级大国的报复风险。中国这么做只是树立威望,表明中国具有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藐视其主权利益的决心。(21)

   对于朝鲜发展核武器、1998年印度尼西亚军队洗劫当地华裔、缅甸军队镇压汉人居住地的果敢等问题,中国拒绝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或者施加压力。这些消极的外交风格可能反映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2)美国学者沈大伟更为负面地进行了解读:“中国外交的特点是不善于主动出击,尽可能规避风险,以涉及到自身利益为聚焦。中国擅长于亮出反对做什么的意见,但通常不愿对应该怎么做明示意见。它在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和全球治理的议题上总是事不关己,保持消极的态度。”(23)

   当然,人们可以观察到相反的证据来证明中国正在崛起并且行事果断。事实上,中国实力正在增强,它的坚决的维权行动主要是与其核心利益的争端有关。

   第一,在综合实力上中国的GDP从2000年的1.2万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10.3万亿美元,增长了八倍。在军事实力上,2015年中国的国防开支达到1444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0.1%,连续20年两位数增长,已经成为世界上国防开支第二大的国家,仅次于美国的5850亿美元。中国的军事开支三倍于法国、日本、英国等其他军事预算大国,几乎是它正在崛起的亚洲劲敌印度的四倍。(24)中国军事力量投射的发展包括中程的第四代战斗机、远程机动弹道导弹、升级的“指挥、控制、通讯、信息和情报”系统与航母监控系统、数量逐步增长的常规进攻型潜水艇和新型核动力进攻性潜水艇。(25)

   第二,中国确实在政策上发生了诸多变化。在1990-2008年期间,如果中国遭遇与美国或者一些邻国的危机与争端,通常会表现出容忍与妥协,也就是前任领导人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许多国家对此习以为常。

   但随着中国的地位提升,很多中国人和官员认为,应该坚决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而不是单单对挑衅的国家发出高调但无用的抗议。为因应这种趋势和要求,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底线原则,即一旦中国的重要利益受到挑战就需全力保护本国的权利。2013年11月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就是一种表现。

   随着中国海洋局拥有更多先进的海洋执法船,并且其人员前往相关区域保护合法利益的意识和决心进一步加强,中国在处理主权利益受到侵犯的问题上通常所表现出的不合常理的过度的容忍一去不复返。2012-2014年在南海的一系列惩戒性行动展现了中国在无可争议的主权区域的维权决心,包括收回黄岩岛,981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在西沙群岛邻近的区域进行首度勘探,2013年后在南沙群岛8个暗礁进行陆域吹填工程等。(26)

   第三,除了坚定维权的一面,中国也显示其友善宽厚的一面,即提出在地区制度化发展方面利益共享的倡议。在胡锦涛时代,中国积极推动10+1与10+3的合作,并且在2010年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实际上弱化了美国在东亚事务的介入程度。

   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在重申前任的外交政策观点的同时,提出了许多新的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比如推动与周边国家外交的“亲、诚、惠、容”理念,(27)打造与邻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别进一步连接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西亚、中欧,连接中国沿海地区与南海、印度洋和地中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立是对于地区及全球金融机构的最强劲的冲击,这家全新的银行与现存的多边投资和发展银行进行合作,为亚洲的大型基建需求提供资金。

   2.中国保护自身利益的积极战略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

   中国寻求变化的积极战略背后的驱动原因,除了实力的增长,主要集中在过去受到美国过分压制的苦涩经历,确切地说包括:1997年颁布的《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以及1999年日本《周边事态法》,美日试图从法律上阻止中国大陆威慑台独的军事行动;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美国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1996年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至台湾海峡以恐吓大陆的军事演习;1999年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2001年一架中国战斗机被美国的EP-3侦察机撞毁等。所有这些事件和危机向中国证明了一点,在后冷战时期,作为二战战胜国,中国无法接受一个单方面固化美国主导地位的区域权力结构。中国认为,美国阻止中国和其他国家追求合法权利、影响力和维护主权的行动是完全不合理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逐渐被认为是对中国主权和政治稳定的“若隐若现的威胁”,而中国则被美国视为正在采取措施挑战美国的新生崛起力量。(28)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是有抱负的大国,将会追求后冷战时代的地区霸权。(29)中国的崛起,或者更确切地说随着中国在本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美国的反应逐渐地强化。奥巴马的安全团队越来越担心美国正在失去东亚的势力范围。基于这样的战略评估,美国决定实施“重返亚洲”战略,该战略之后被重新命名为“亚洲再平衡战略”。(30)“再平衡”暗示着美国的军事、外交、经济资源和关注点将从中东和欧洲转移到亚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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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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