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利红:论日本行政法解释学的形成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 次 更新时间:2016-11-29 09:43:18

进入专题: 日本行政法   行政法解释学   法律解释   法学方法论  

江利红  

   摘要:  日本传统行政法学的方法论被限定于法律解释学,围绕着对“明治宪法”以及明治时期实定行政法的解释,产生了国权学派的日本型概念法学方法论、东京大学学派的价值主义及目的论、京都大学学派的法实证分析方法论、纯粹法学派的纯粹法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法社会学方法论等法律解释方法论之间的争议,争议的结果最终形成了以美浓部达吉、田中二郎为代表的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但随着“二战”后《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行政法律制度的重构以及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日本传统的行政法解释学在独立性、统治性、具体性、实践性等方面逐渐显现出其弊端。对此,日本行政法学者们在批判的同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积极地提出了实务法律解释论、法政策学方法论、法社会学方法论、行政目的(公共性)分析方法论、行政法解释过程论、法律构造解释论等各种所谓的新的行政法解释学方法论,由此推动了日本行政法解释学的发展。

   关键词:  日本行政法 行政法解释学 法律解释 法学方法论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仿照德国普鲁士宪法制定了宣扬“天皇主权”的“明治宪法(即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在该宪法之下相继制定了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典,初步构建了大陆法系式的法律体系。通过对这些法律的解释,确立了较为系统的法律解释学。在行政法方面,日本在明治时期主要受到德国的影响,通过留学德国的美浓部达吉等学者回国后在日本国内对德国行政法学的介绍,在日本逐渐导人了行政行为、行政主体、行政法律关系、依法行政等德国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大陆法系式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在制度上,日本在“明治宪法"之下制定了《行政裁判法》(1890年)、《诉愿法》(1890年)、《治安警察法》(1900年)、《行政执行法》(1900年)等一系列有关行政的法律,由此构建了行政裁判制度、诉愿制度、警察制度、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等行政法律制度体系。通过对“明治宪法”及上述实定行政法的解释,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作为行政法学主流理论的行政法解释学。但“二战”后,随着《日本国宪法》的制定以及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传统的行政法解释方法并不能完全应对,引发了许多法律解释上的问题和争议。对此,日本的行政法学者们在对传统行政法解释学的方法论进行批判和反省的同时,在行政法领域积极地提出了各种法律解释的方法论,由此推动了日本现代行政法解释学的发展。

  

一、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形成过程中行政法解释方法论的争议

   曰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直致力于学习、引进西方(特别是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例如,末冈精一、一木喜德郎、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笕克彦、美浓部达吉、佐佐木惣一等日本最初的公法学者在参照德国国法学等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日本的公法学体系,并促成了日本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形成。[1]在行政法学领域,通过对“明治宪法”以及实定行政法的解释,在日本初步确立了传统行政法解释学。但由于各学者对于“明治宪法”以及实定行政法解释的视角、方法、侧重点的不同,引发了各种流派之间有关行政法解释方法论的争议。首先是国权学派与民权学派的对立,其次是民权学派内部的东京大学学派与京都大学学派的分裂,此外还包括不占据主流地位的纯粹法学派、马克思主义法学派等学派在行政法解释方法论上的主张与争议。

   (一)国权学派与日本型概念法学方法论

   “明治宪法”虽然是日本制定的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立宪君主制宪法,但其中同时采用了立宪主义和“天皇主权”原则,一方面基于立宪主义确立了体现民主精神的议会制度,对天皇权力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另一方面议会的权限也受到天皇权力的诸多制约和限制,体现了反民主的要素。可见,在“明治宪法”中同时存在着民主、立宪的精神与反民主、非立宪的精神,由此造成了在解释“明治宪法”时国权学派与民权学派的分离并对立。民权学派强调“明治宪法”中民主、立宪的部分,而国权学派强调“明治宪法”中反民主、非立宪的部分,运用的是“日本型概念法学”的方法论。

   1.国权学派

   国权学派以伊藤博文、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人为代表,由于站在天皇主权的绝对主义立场上强调“君权神授”,因此又被称为“神权学派”或“官僚学派、国权学派站在天皇主权的绝对主义立场上强调“天皇主权”、“君权神授”,在“明治宪法”制定之初,占据了曰本宪法学的主流地位。[2]国权学派认为,日本的发展只能是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军事力量,在国家机构中应当巩固军部以及官僚的地位,赋予其强有力的权力,为此,应当制定允许、强化该权力的实定法并进行相应的解释。[3]例如,穗积八束认为在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国家结构中应当进一步确保军队以及官僚机构的地位,以此作为确立行政法的基础。[4]可见,国权学派在行政法学领域注重的是行政权的优越性和国民对于行政的绝对服从义务。

   2.日本型概念法学方法论

   在行政法解释方法论方面,国权学派主要采用概念法学的方法论,以制定法的完善为前提,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规范解释来考察法学的理论构成,并以该理论性标准来进行解释。这种方法论最初来源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其中大致可以划分为注重法律条文字面解释的法国式的注释法学与注重法教义的体系性整理及其逻辑关系明确化的德国式的法教义学。但是,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不同,由于日本并不具备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社会基础,因此,国权学派在日本引进概念法学方法论之后,经过改造形成了日本型的概念法学。在所谓的日本型概念法学中,与概念方法论原本所具有的控制法官或行政官员等的权力行使的作用相比,其重点在于为权力行使的正当化提供理由。在“明治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构造中,天皇掌握着国家主权,而所有的官僚都是天皇的下属,而在明治时代法律的承担者是在天皇制之下隶属于天皇的官僚,包括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内的“市民”都被排除在外,因此,可以说当时所谓的“市民社会”从属于天皇制国家。[5]而且,在“明治宪法”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非像德国那样以公权力不干涉市民社会作为前提,而是相反,以积极地介入作为前提。[6]因此,虽然同样称为概念法学,但国权学派所提倡的日本型概念法学的方法论与德国的概念法学方法论并不完全相同,而是与国权学派的基本观点相一致的,事实上发挥着为行政官僚统治的正当化提供法律解释技术的功能。

   (二)东京大学学派与价值主义及目的论

   与注重强化国家权力的国权学派相对立,民权学派的出发点在于认为日本的首要问题是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实现日本的近代化,而近代国家的本质要素在于确保市民的自由,因此,行政法的任务在于无论在立法论还是在解释论上都必须通过以市民自由作为基本的法律重构当时的实定行政法。[7]基于该出发点,民权学派强调行政法学应当尊重与保障国民的权利,为此必须限制国家权力。民权学派以东京大学的美浓部达吉与京都大学的佐佐木惣一为代表,其中以美浓部达吉及其弟子田中二郎为代表的东京大学学派提出了价值主义与目的论的行政法解释方法。

   1.东京大学学派的行政法学传承

   最早在日本宪法学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穗积八束的“国体论”,主张“天皇国体论”与“天皇主权说”,后来被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所取代,可以说美浓部达吉的宪法理论代表了民权学派对于“明治宪法”的解释体系。在国权学派之后,民权学派的美浓部达吉、美浓部达吉的弟子宫泽俊义以及宫泽俊义的弟子芦部信喜的理论占据相继成为了各时期日本宪法学的通说,而这几位学者都相继担任过东京大学的教授,由此形成了所谓的东京大学学派。

   在行政法学领域,美浓部达吉在引进德国行政法学理论的基础上,以《日本行政法(第一卷)》一书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总结,由此构建了日本行政法学理论的基本框架,确立了“美浓部行政法理论”在“二战”前日本行政法学界的通说地位。[8]但在“二战”后,随着《日本国宪法》的制定以及公共行政的发展,创立于明治时代的“美浓部行政法学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为此,师从美浓部达吉的田中二郎在基本继承“美浓部行政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对该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和拓展,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田中行政法学”,成为”二战”后日本行政法学的通说。可见,从日本行政法学的整体来看,同属于东京大学学派的、具有前后继承关系的“美浓部行政法学”与“田中行政法学”分别代表了“二战”前后日本行政法学的主流学说。

   2.美浓部达吉的“法源论”

   美浓部达吉反对穗积八束的国体论等观点以及国权学派所提倡的日本型概念法学方法论,在行政法学方面,于1903年翻译出版了德国奥托•迈耶的《德国行政法》一书,并于1909年至1916年出版了《日本行政法》第1卷至第4卷,以奥托•迈耶的德国行政法学作为模板,结合“明治宪法”下的宪法学争论,在与所谓的国权学派的对决中确立了立足于民权学派立场的日本行政法解释学。[9]美浓部达吉的行政法解释方法论与极度拘泥于制定法的文言的解释方法相对立,通过灵活解释的方法保障从当时的制定法文言中不能直接推导出的国民自由或权利,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进步价值,被美浓部达吉自己称为“法源论”。美浓部达吉认为,在当时的日本法学中存在着过度偏重于成文法规范的倾向,这是因为当时法学界有关法律本质认识的根本性观点是错误的,即“将法律作为主权者的命令的思想”在当时极为盛行。对此,美浓部达吉批判认为,法律的制定并非基于国家权力的命令或强制,而是由社会中的作为“社会心理”的“法律意识”所决定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认识“社会心理”即“支配社会一般人的共同的心理”或者“共同社会的法律意识”是法律解释学的任务,而与社会心理相一致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解释。[10]在这种由“社会心理”支配的实定法中,基于作为人类天性的服从性、习惯性以及理性,存在着制定法、习惯法以及法律原理三种规范。这三者的效力优先序列是制定法、习惯法与法律原理,但这种序列也并非绝对的,例如有时法律原理就优先于制定法。[11]因此,美浓部达吉强调作为实定法法源的法律原理的作用。而从方法论上来看,美浓部达吉的理论是通过对“实在的法律意识”的认识而进行的,但问题是在“社会科学性认识”的意义上,这种“实在的法律意识"如何与法律解释相结合,即还尚未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进行整理。在以“社会科学”作为实践性法律解释的根据的同时,尚未明确“认识”与“实践"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此外,美浓部达吉在其所著的《类集评论行政法判例》一书的序言中总结了传统行政法判例中的三大缺陷:第一,陷人所谓的“条文法学”的弊端,仅仅以法令为根据’对于社会正义与社会利益缺乏充分的考察;第二,对于行政法学的基础原则没有充分理解;第三,官僚权力偏重的思想在无意识中支配着法官。[12]而美浓部达吉则是站在克服上述缺陷的立场上构建的日本的行政法解释理论,通过对十九世纪德国立宪君主制法律理论最大限度的活用,尽可能地推进对于“明治宪法”中自由主义、立宪主义的解释。因此,从方法论来看,美浓部达吉的理论主要采用了“二元解释方法”,即重视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或“历史”的解释方法(历史性解释)与以十九世纪德国国法学为范本的解释方法(比较法解释),站在自由法论的立场上对于“明治宪法”以及有关行政的法律采用了不拘泥于条文的富有弹性的、流动的解释方法。[13]

3.田中二郎的行政法解释方法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日本行政法   行政法解释学   法律解释   法学方法论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316.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