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东陆:胡适与文言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8 次 更新时间:2016-11-29 01: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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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东陆 (进入专栏)  

  

Great spirits have often encountered violent opposition from mediocre minds.

   Albert Einstein

  

   胡适先生的大名与白话文紧密相连。而他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文学改良诌议》,虽然不是学术论著,在影响上却远远超过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目前关于 “五四” 以及白话文运动的论著浩如烟海,亦不是本文的目的。笔者希望探讨胡适时代的文言文,以及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折和演变。更有趣者,胡适先生的文言文如何?他是否具备娴熟撰写文言文的能力?既然他撰文大肆评击文言写作,宣扬白话文在文学以及文化上的深远意义,那么,我们不妨好奇他写《文学改良诌议》时(1917 年)白话文的水平。让我们走近胡适先生,看看这位中国近代绝顶名人到底是如何精彩。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关于文言文的写作。哪些人具备文言文书写的能力,尤其可以娴熟的书写文言文?搞文字的人有体会,无论写什么文字,必须有一种基本文字做基础。比如虽然母语为英文的人,如果要写好英语,最好有拉丁文的基础,因为大约有30%的英文源自于拉丁文。对于中国人,如果英文好,中文也应该不错。因为无论什么语种,在语言结构,组织,语气,词汇,选词,词义,沟通等许多方面上是相通的。因此,如果我们把白话文比拟做现代英文,而文言文当作其基础的拉丁文,我们甚至可以做这样的结论,如果要书写上乘的白话文,必须有很好的文言文训练。因为词必达意,最为精炼的文字来自文言文。现代文字里很多词汇都来自古代文言文,它们在中文里具有十分精准的字意和典故。

  

   历代各王朝为了撰写诏书,告示,法典,条文,记录,必须雇佣专职的文人写手。他们经过严格的文字书写训练之后,方可以文言文写作具有结构严谨,含义清晰,行文规范的文字(当然还包括书法)。而文字的繁体化(繁琐化)正是历代王朝垄断权力的独特手段。他们甚至雇佣文人,专门把汉字结构设计的更加复杂,从而使得民众无法轻易掌握,致使中国历史上仅仅十分少数的人可以识字,以此达到垄断的目的。而雇佣文人,往往听命皇室,附庸权势,进而把文字,文言弄得几乎无人可识。旧时代的科举和私塾的目的因而也十分明了:仕途。因为皇室和官府需要具备文言文写作能力的官宦,所以私塾的基础课便是文言文与书法。而科举的所谓“三级四试”一定是以文言为书写形式的。一级为院试,考中为秀才;二级为乡试,考中为举人;三级为会试和殿试,考中为进士(进士第一名既是状元)。而仕途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做官。因为即便没有考上官,而是只要考中了秀才,就可以脱离平民阶层。这就是旧时代中国教育的主要目的。

  

   民国初年的文字从现在的眼光分析,很可能发生了一种混乱,那就是文白混肴,文不文,白不白,就连文化大师胡适本人都难于幸免。他在那篇著名文章《文学改良诌议》,里说:

  

   “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交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 (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几发生于神州。”

  

   现在“国语”这个词经常与“普通话”混肴。但是胡适先生在100年前已经为 “国语” 定义: “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这里的 “言” 字意指 “白话语言” 的 “言” ,有 “讲话” 或者 “口语” 的意思在里面。而 “文” 字即文言文的 “文” ,有 “书写” 和 “文章” 的含义。当时的文学小说就是白话文,而官样文章使用的则为文言文。但是,《文学改良诌议》的书写风格是典型的言文合一(又说:文白合一)。文中的描述,有些近似今天的现代语言,比如: “不摹仿古人,” “不作无病之呻吟。” 但是该文通篇之乎者也:“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众所周知,白话的书写形式早已用于古典中文小说中,比如《水浒》,《西游记》,《红楼梦》,《拍案惊奇》,《二十年目睹之怪状》。红楼梦里面的文字,平铺直叙,通俗易读,同时又文采斐然,幽默风趣。

  

   《红楼梦》节选:

  

   “黛玉因问: ‘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 ‘你这么个人, 竟是大俗人, 连水也尝不出来. 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 收的梅花上的雪, 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 总舍不得吃, 埋在地下, 今年夏天才开了. 我只吃过一回, 这是第二回了. 你怎么尝不出来? 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 如何吃得’。"

  

   曹雪芹先生的时代比胡适先生的早一百多年。奇怪之事:既然胡适先生如此推广白话文,反对鄙视曹雪芹等文学小说作家,为何此文不以白话为主?如果《文学改良诌议》完全以白话文书写,岂不可以作为白话文的典范供世人效仿?难道那时的胡先生不会像曹雪芹那样用白话文写作,还是因为必须附庸潮流,以“言文合一“的形式写作?或者,胡适先生文言文,白话文两者都不娴熟。可以推测,胡适先生是在1917年回国之后才逐步开始 “学着”用白话文写作的。因为那个时代,能娴熟地以白话文写作的人也应该不多。

  

   中国历史上小说不入流,因为是官运不佳的文人而为,比如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没有官位,他们就不需要以文言写作。小说都是以白话在民间流传。文言文是官场的文字,为士大夫所用。而白话文是民间的文字,它们都由文人创作。区别是前者官运享通,后者官场不得志。白话文为官宦文人不齿,因为白话文是失败者与草民用的文字。因此,一个人的文字,也是他的地位象征。一个有官爵的人何以用白话写作,岂不降低身份?

  

   文言文在学术界的定义分为深文言和浅文言两种。前者以先秦的上古汉语做基础,而后者则依魏晋时期的中古汉语为准则,一直延续到清末。对于早期的深文言,笔者认为可以定义其为“古典文言文”比如像《淮南子》这样的文字。而清朝末年的浅文言则可定义为“近代文言文。”因为无论从书写语气到用词结构,两者都有明显不同。而“近代文言文,”已经日趋浅显,甚至“白话化。”

  

   清末时的“近代文言文”可以从当时的《申报》窥见一斑。1874年2月26日,《申報》所選錄的《華字日報》有名为《將軍澳罷市》一文:

  

   “距港之東有將軍澳者,一小村也。土人負販其間,漸成市廛,近來諸物雲屯,頗稱暢旺,朝廷立有營汛於此。設官守土,職有專司,邇日粵海關部派有巡船至此緝查。蓋以防商舶估帆,道經其地者,或有偷漏也。是亦重國課之一道。”

  

   非常有趣的是,同时期的申报所登广告却已经十分白话:“本馆刊印告白第一日每字取钱五文第二日至第七日按日每字取钱三文第八日起按日每字取钱二文半结算字数先以五十字之处为率多则以十字递加此启。”看来,广告必须广而告之,文字则需要浅显易懂,没必要舞文弄墨的写文言官样文章。通过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文言文的读着大多是官宦和文人。而广告白话文的读者多为可以“识字“的平头百姓。

  

   而战国时代的“古典文言文”与清代的“近代文言文“区别明显。比如墨子写的《公输》。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4)。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5)。公输盘诎(6),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翻看上世纪初的书报,比如当时著名的《大公报》文字,虽依然文言兮兮,风格却相似胡适《文学改良诌议》那种所谓“言文合一”的“国语,“现代人不需要翻译,基本可以读懂。1903 年1 月13 日,创刊仅仅半年的《大公报》刊登“来稿”,专论世界人类之分种:

  

   “十九世纪之时局,白种竞争之时局; 二十世纪之时局,白种与各色种族竞争之时局。时代不同,故言论不同。今胜于古,有定然也。今日之时局,天演学大明之世界也。昔以皮色骨法分人种,但仅分人种之区别,无所谓高下; 今以文野之程度定高下,则又天演发达之时代不得不然者也。”

  

   笔者认为,这种日趋“白话化”的“近代文言文”写法是当时书面文字的主流形式,也代表一种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过程。果然,才不出十几年,大公报的语言形式已近现代白话。

  

   1917年1月10日,《大公报》在报头显著位置刊出《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预告》:

  

   “本报同人以为今日救国大计惟在教民、富民,故教育实业乃国家存亡的关键。拟即日于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广搜名家论著介绍、调查报告,披露各种成绩,以供爱读诸君参考。……”

  

   再过20年,抗战爆发,《大公报》的文字已经和今天几乎没有区别。1937年7月《大公报》刊登《芦沟桥畔》:“八日夜间,阴森的永定河面,隐蔽了数百卫国英雄之潜行,一刹之间,雪亮的大刀从皮靴中解脱,但是听喊声与刀声交响於永定河上。。。”

  

   这种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可谓与胡适先生的推动不无关系。但是,文言文绝不是像胡适否定的那种“死文学,”而其之美妙在民国初年的小学作文里跃然纸上。以下是民国初年高小学生的文言文作文,文字上妙趣丛生,甚是可爱,寓意上也颇为独到(文字大约写于20-30年代,摘自1946年再版《中学生文选》)。

  

“某月某日,校中放假。课余在家,殊无聊赖。闻街外有卖花之声,遂知春日已至。披衣出外,不觉步至山下,牧童三五,坐牛背上,吹笛唱歌。再前行,青山绿水,白鸟红花,杨柳垂绿,桃梅堆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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