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辩论阻止一桩暴行
公元前431年，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期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战争初期，雅典在伯里克利领导下，凭借强大的海军，采取陆地防御海上进攻的策略，而斯巴达则凭借强悍的步兵，在陆地上发动攻击，交战各有胜负，战局僵持不下。出乎意料的是，战争的第二年雅典爆发了瘟疫，雅典将士非战斗性减员惨重，伯里克利也不幸病逝。
进入战争的第四年，位于爱琴海东面莱斯沃斯岛上的米提利尼城邦背叛盟主雅典，准备与斯巴达结盟。在遭受瘟疫与战争双重磨难之际，盟友却在背后捅刀子，让雅典人难以容忍。毕竟瘦死骆驼比马大，雅典尽管元气大伤，对付米提利尼还是绰绰有余。得知雅典派出舰队东征，米提利尼人赶紧寻求斯巴达援助，而斯巴达战舰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抵达提洛岛，从提洛岛又继续进发，期间耗费很多时间，等到临近莱斯沃斯岛，米提利尼人已经战败投降，雅典人带着战俘凯旋而归。
雅典民众欢庆胜利之后，接着就讨论如何处理战俘问题。为了泄愤解恨，情绪激动的雅典人通过一项决议，不仅要处死已经抓获的战俘，而且要将所有米提利尼成年男人都判死刑，所有妇女和未成年人都变成奴隶。随后，他们指派一艘三列桨战舰开往莱斯沃斯岛，向停留在米提利尼的雅典军队传达这个决议。
第二天，雅典人民的情绪平静下来，他们想到昨天的决议过于残酷，心里感觉忐忑不安。在雅典的米提利尼代表看到雅典人有所悔悟，于是与那些同情他们的雅典人一起去见政府当局，请求把这个问题提交公民大会再讨论一次。雅典当局顺应民意，同意立即召开公民大会，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进行讨论与表决。
在公民大会上，各方面人物纷纷表态发言，最终形成两种泾渭分明的意见，对于昨天的决议，一种是表示赞同应维持不变，一种是表示反对要重新修改。前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叫克里昂，后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叫戴奥多都斯。
克里昂是伯里克利之后最有影响的政治领袖，昨天的议案就是在他的倡导下而通过的，今天他依然固执己见，绝不让自己被打脸。克里昂在会上发言，明确表示自己没有改变主张，反复强调严惩米提利尼人很有必要。他认为，惩罚罪犯最好和最适当的办法就是马上报复。既然米提利尼人背叛了雅典，他们就是雅典的敌人，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美德只适用于对待朋友，而不宜于对待仇敌。米提利尼人背叛雅典，如果没有给予严厉报复，其他盟友也会随时背叛雅典，因为这样做，并没有可怕的后果。相反，要是让米提利尼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就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可以防止其他盟友的反叛。
等到克里昂发言完毕，戴奥多都斯站出来说话，昨天在会上他激烈地反对处死米提利尼人，此刻他再次表明自己的观点：善良的公民不要只想威胁那些反对他的人，而应当用公正的论据做出决断。城邦和个人一样，都是天性易犯错误的。没有任何法律能够阻止它，即使施用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犯罪。况且背叛雅典的米提利尼人主要是贵族，而人民并没有参加叛变，当他们得到武器的时候，他们马上自愿将城邦交给雅典。如果对他们格杀勿论，无疑是犯罪。以后有人发动叛变的话，将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我们不分青红皂白，让犯罪者与无辜者受到同样的处罚，反正是死路一条，只能迫使人家铤而走险。我们不能过于相信死刑的效力，不应当剥夺叛逆者悔过的可能和他们尽快赎罪的机会，不可轻易使他们陷于绝境。
戴奥多都斯指出，愤怒是思想幼稚和心胸狭窄的标志，不要被愤怒的情绪所左右，也不要被怜悯和宽容的心情所支配。发表自己看法后，戴奥多都斯提请大家采纳他的建议：将那些有涉嫌反叛的人送到雅典接受审判，其他人都不追究，让他们在自己的城邦自由生活。
很明显，两个代表人物的建议彼此对立，没有谁一个说了算。何去何从，由公民自己决定。最后进行举手表决，双方的票数几乎旗鼓相当，戴奥多都斯的建议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与此同时，会议决定另派一艘三列桨战舰立即出发，向前方传达新的决议。
这艘三列桨战舰启航后，水手们拼命划桨，急速前进。第一艘战舰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出发了。他们非常担心，如果赶不上第一条战舰的话，米提利尼的居民就会被屠杀。所以，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平时水手在用餐时不划桨，晚间也停泊休息。这一回，第二艘战舰肩负着特殊使命，水手们轮流用餐休息，让战舰不停地航行。尽管如此，第一艘战舰还是先期抵达。所幸的是，当雅典指挥官接到命令，准备执行的时候，第二艘战舰已经驶入港口，恰好在紧要关头传令，及时阻止了即将进行的大屠杀，米提利尼人幸运逃脱劫难。
雅典人自动放弃原本议定的暴行，这个善举，可以说体现了雅典人的高尚。美国学者列奥·斯特劳斯在《政治哲学史》中，就以“雅典人的高尚”为题谈论过此事。当时雅典在希腊诸城邦当中文明程度最高，不仅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而且文化发达。雅典人热爱自由，崇尚美德。他们视正义为最高的善，无论是对于城邦，还是对于个人，正义都是最高的德行。正义，既是判断善恶的原则，也是指导行为的准则。正是拥有正义感，使他们身上得以闪现出高尚的人性光辉，也正是基于正义感，使他们能够对背叛自己的米提利尼人选择了宽容与克制。当然，仅靠人性的高尚是不够的，最终让米提利尼人免遭灭顶之灾的却是雅典的民主政制。正是因为公民在大会上充分行使表达权与表决权，才能使理性战胜情绪，宽容克制复仇，从而阻止非人道的暴行。
米提利尼人是幸运的，幸运的是遇到文明的雅典人。然而，如此幸遇在中外古代史上极为罕见。诸如白起坑杀40万赵国降卒、拓跋珪活埋5万燕兵、蒙古骑兵到处屠城、清兵扬州大屠杀及嘉定三屠，还有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不知在中华大地上演多少次。在古代专制社会，人民只不过是“两脚羊”而已，为了得天下或立战功，都不惜大开杀戒，“一将功成万骨枯”，没有任何力量阻止强者对弱者恣意蹂躏。修昔底德将雅典人宽恕米提利尼人的事迹写入《伯罗奔尼撒战史》，他称自己这部著作是“一切时代的财富”，的确绝非狂言妄语，且不说全书蕴含丰富的内容，仅上述事件就能让人感受到文明的力量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原载2016年11月28日《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