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京城电闪雷鸣，暴雨倾盆。
何校长走了。
看见加了黑框的讣告，我的眼泪无法抑制。心是乱的，手是冷的，
2000年初，我开始直接协助何校长工作。不久，我从法学楼的办公室搬了出来，可那时办公楼还没有校长助理的办公室。何校长笑着对我说：“小老弟，找两个小马扎来，咱俩各坐一个，合用这个办公室吧”。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难得的时光：我每天都到他的办公室去“上班”。他同我谈工作。闲暇时，他同我谈历史，谈文化。有时，也谈起他的经历。
在他办公室那两年多时间里，我听他讲了许多故事：从他念大学到毕业，从燕园到干校，从“四清”到文革，再到后来粉碎“四人帮”。他的身份，也从世家子弟到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再到系主任乃至副校长。出身历史专业的他，有着独特的叙事方式，讲自己的故事，非常生动，也让我深受感染。
每当我要用纸笔作记录时，他就一定笑着婉言谢绝，“小老弟，不可用笔记，我讲的是无字天书，听便是了。”
如今，何校长走了，我只能后悔，那时我没有记录，也没有录音，那么多故事只能记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到现在，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一位超凡脱俗的领导，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还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人文精神厚重，童心不灭的老儒生。
在先生担任北大文科副校长期间，提出了“开大船”的思路，就是提倡文科的学者应集中力量，争取一些较大的科研项目，出些分量重的成果。我能理解他的想法，也许有一些学者不十分理解。去年何校长在北大主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时，我听了他的讲座，这时才理解“开大船”比喻的来源。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都是由规模巨大的“宝船”组成，因为只有大船才能经得海上的大风大浪，才能远渡重洋。
在文科的学术科研中，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我们看到《暴风骤雨》、《红旗谱》、《艳阳天》和《白鹿原》这样的反映较长历史过程、拥有较宽社会观察视角的文学作品时，总会被其史诗般的气势所震撼；当我们捧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水经注》这些传世之作的时候，感觉到书中的字字句句，都是作者熬干的心血。这些名著，都是要花很长时间来积累，耗费作者毕生精力才完成的大作品；再比如中国美术史上的《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八十七神仙卷》等画作，之所以名垂千古，就是因为它们大气磅礴，构思复杂，融像度高，而不是仅靠技巧取胜的小品。
作为世界级的学术大师，一定要有为全世界所赞叹的大作品，质量当然是第一要紧的，但数量和规模也多半是超级的。我想，在何校长的心目中，“开大船”不一定是要很多人一起合作，也可以是一个人完成。重要的不在人数，而在于作品本身的格局“大”，在东西方学术界都能引起注意。
何校长在任上的时候，还提出了“清除赝品，拒绝平庸”的口号。面对现实学术界中的浮躁，他提倡“出精品”，学者要坐得住“冷板凳”。在全校召开的大会上，他作了重要发言。他的嗓音很厚实，讲话带着很激昂的感情，他鼓励北大文科的学者要继承前辈学术精神，像冯友兰、翦伯赞、王力、邓广铭等老先生那样，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尤其要学习他们坐得住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作风。北大学者要有出精品的意识，抵制浮躁，拒绝平庸。
何校长曾经跟他的学生讲过一段话，我想抄在下面，因为这段话是他一生做学问的经验总结：“我认为，就人文学科而言，所谓治学，治的就是学术新意。如果没有新意，就不要忙着下笔写什么东西。因为，那其实并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所谓新意，是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前进一点、两点……，讲前人未讲过的；前人讲得不足的；或者前人讲失误了的。而若想在这三方面有所建树，就需要沉下心来，静下气来，积累、蒐求。打好理论基础、打好外文基础、打好专业基础。几十年了，我的心常沉不下来，气也常静不下来，所以只有惭愧。这份惭愧，留给来者，或许也是一种价值。”
北大论坛（文科），是何校长在任时的一个创举。当时文科各学科缺乏整体性国际交流平台。何校长领导社科部和文科的各个院系、所、中心，办起了第一届北大论坛（文科）。他亲自主持论坛，并且邀请教育部周济部长、闵书记、许校长讲话，邀请国内知名大师作主题发言。
次年，在何校长的领导下，北大文科又召开了第二届。两年前，北大论坛与“北京论坛”合二为一。一年一度的“北京论坛”是规模更加宏大的整体性交流平台，来自国内外的500多位顶尖学者，分别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带到论坛上来自由交流，这是全世界学术界都瞩目的盛会，而且成为了北大文科的品牌。在去年的北京论坛上，何校长以《全球化视野下东西方文化交融》为题，作了大会主题发言。他从东西方文明史的角度，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指出两种文明的特点和优势，指出只有东西方文明相互交融，才能在未来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和谐、和睦、和美的精神推动力。
在工作的时候，他总是十分投入，有时还很容易动感情。特别是在他任期的后半段，在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在讨论“211”和“985”项目时，每当他要发言，总是先举手，对主持会议的许校长说：“校长，诸位，芳川有本上奏。”然后，他便就北大文科的发展大计说下去了。说到激动时，他声音哽咽，眼里流出泪水，听者无不动容。
何校长是我的直接领导，他在任上时，我这样称呼。他卸任后，我也改不了口。有一次，何校长的父母，两位90多岁的老人来北大参加为季羡林先生举办的一个活动。老人听见我说何校长时，立刻对我说，“不要叫他官名，叫他芳川，就叫他芳川。”
这是他的家风，他自己一生都是这样做的，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官，也从来不因为自己是知识人而觉得高人一等。对周围工作的同志，从司机到保安，从秘书到学生，无论辈份高低、年龄大小，他都笑着跟他们说话，毫无距离感。司机们叫他“何大哥”，秘书们叫他“何老师”，同龄人叫他“老何”。
何校长离开岗位时对我说，“小老弟，我自由了，你要辛苦了。我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了：写几本过去想写而没有功夫写的书，将来等我再老一点的时候，还要写一些东西。那时写好了，我会先给你看的。”
两年后，我先后收到过两本他出版的新书。他还给我写了一些信，内容多是谈工作的。信上小字娟秀，一气呵成，看不出有任何改动。这些信件，竟成为他留给我的最后的文字。
他虽管理北大文科多年，自己却不是北大文科资深教授。有许多认识他的人都抱不平，很惋惜地对我说，如果他不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凭他的才气和勤奋，必是中外闻名的大学者。其实，在我心目中，何校长早已超越许多“大学者”之上了。他能超越，还不用凭他的第一等的才气，仅凭他的道德文章足矣。
何校长是在6月29日下午走的。老天有灵，不久便雷声大作，风雨交加。
大家都说，北京近年很少下这么大的雨了。那是因为何校长走了，上天以雷电为声，讲述他心中想讲而未来得及讲的故事；以大雨为墨，为他书写心中想写而未来得及写的文章。
何校长千古！
2006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