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偏执型上访及其治理的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9 次 更新时间:2016-11-28 00: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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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 (进入专栏)  

  

信访功能的再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信访制度的建立,有深化新政权合法性的客观需要。信访制度作为群众工作的一部分而存在,它通过群众动员来实现意识形态认同,从而承担政权合法化功能。

  

   群众反映问题,政府调查后予以解决,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承诺,它的行为手段本身能使人们看到党“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识形态效果;信访的互动过程中,社会底层群众与国家会产生直接接触,国家以信件、解释等向上访人直接宣传政策,从而实现社会动员,并由此深化政权合法性。这一效果今天仍然存在,虽然信访形势和信访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群众工作这一基本框架并未改变。

  

   新时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执政党面临政治合法性流失的风险,因此,始终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其与群众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强调“执政为民”信访依然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然而,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形势,不再可能通过社会动员来深化政权合法性,而需要通过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功能来实现。社会底层受到冤屈、有着怨气的群众,通过上访反映各种问题和纠纷,在中央和上级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出面协调、着力解决这些纠纷,从民生角度出发对弱势群体进行权利救济。

  

   作为一种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的方式,信访调动了上级政府的资源,可以解决一些不能受法律格式化,不适合诉讼渠道解决的纠纷,相比于诉讼有其优势,尤其对于底层弱势而畏惧诉讼、不适应社会风险的群众而言。

  

   在此基础上,学者认为信访的功能从群众动员转向了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这种看法有其实践基础,但从偏执型上访的应对来看,当前信访的功能远不止于此。信访工作人员所起到的作用更像是心理治疗,更多属于社会工作的范围,承担了社会工作的心理疏导功能。很多信访干部谈及接访,都强调热情和耐心的工作态度,以及在其中遭遇的种种委屈。综合来说,具体如下:

  

   在接待上访时,要始终热情。偏执型上访人渴望理解与尊严的需求尤其高,温馨的话语可以让他们心平气和;

  

   要礼貌接待,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放下架子、平等相待、专心倾听,同上访群众进行朋友般的交流;

  

   要宽宏大量,遇到上访人情绪激动、哭啼吵闹、威胁谩骂,要宽容理解,经得起骂、受得住气、耐心劝慰、细心劝导;

  

   要尊重人格,自始至终使上访人感受到受人尊重、被人理解,消除心理隔阂,拉近心理距离,融洽接谈气氛,在心理上产生亲切感和信任感;

  

   要始终耐心,善于倾听当事人繁琐的陈述,忍受其中的重复,从中抓住诉求点;

  

   要顾及上访人的面子,不直接驳斥批评其错误认识,而注意讲清道理,引到其转换立场看问题;

  

   要善于抓住心理需求,做到以情动人,真心为上访人着想,以诚待上访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上访人。

  

   对上访人的偏执诉求,要耐心细致地说明情况,体贴入微地解释原因,做好法律、政策宣传解释工作;

  

   对上访人的不平衡心态,则要带着感情耐心做好说服工作,通过积极的沟通和劝导,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正确看人看事,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以良好的心态面对困难和压力。

  

   从信访部门的工作状态来看,针对偏执型上访,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心理医生的角色,承担了心理疏导和干预的功能。偏执型上访人存在多方面的心理状态问题,对小事情耿耿于怀,在社会变革中感到心理不平衡;无法接受现实中的残酷风险,在忙碌的上访中麻木自己;一些人甚至因上访可以让政府官员紧张,从而获得存在感和心理慰藉。

  

   信访工作人员常常很难解决具体问题,其工作主要是应对和预防缠访、闹访的发生,做好信访人心理健康教育、疏导工作。优秀的信访工作人员,更多需要运用心理科学,采取科学方式疏导上访人的情绪,帮助上访人克服危险心理倾向。

  

   实际上,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信访制度承担的心理疏导功能,并作出了相应制度回应,如《北京市信访条例》规定,国家机关可以聘请律师、心理咨询师、相关领域专家、社会志愿者,为信访人和国家机关提供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的咨询服务。

  

   心理疏导功能本应该由社会工作来承担,信访渠道却承担了这一功能,这有着社会转型的深刻背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党和政府曾经对人民作出了各种承诺,至今仍然不断承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家具有浓厚的“父爱主义”特征,包办一切,包括群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对群众、对社会承担了几乎无限的责任。

  

   当前,中国正向市场经济国家迈进,国家与社会逐渐出现分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政府职能被剥离,转由社会承担,但这主要发生在制度层面。在意识形态层面,为了增强政权合法性,仍然强调党和群众的关系,强调党和政府的伦理追求,这使得党和国家不能完全卸下无限的责任。

  

   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可以运用这些意识形态承诺,基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权的“父爱主义”来向党和政府提要求,从而突破国家法治和政策的制度设计,要求政府承担责任。信访是他们可以运用的重要渠道。对此,背负了伦理责任和体制压力的基层党政信访系统,无法从制度上调和上访人诉求与国家法治之间的张力,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对偏执型上访的应付中,其重点就是永无休止的心理疏导和干预。因此,从外在去看,信访制度就承担了心理疏导功能,充当了现代国家中社会工作的角色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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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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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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