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偏执型上访及其治理的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9 次 更新时间:2016-11-28 00: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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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 (进入专栏)  
具有特定的性质,需要从社会科学层面予以剖析。

  

   偏执型上访的发生,还源自上访人的期待与制度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上访人期待从现实制度体系中寻找诉求满足的突破口,而这种期待与制度现实之间的张力是无法弥合的,这也是偏执型上访的治理困境之所在。

  

偏执型上访的特征

  

   从日常生活的遭遇或常理而言,偏执型上访人也许有诸多让人非常同情的事由,很多人也确是走投无路。但从法律或政策规范去看,偏执型上访的诉求很难被容纳进法治范围之内。仔细分析这种类型的上访,它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

  

   第一,偏执型上访的诉求属于无理的范畴。以上访诉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为标准,上访可以分为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协商型上访。

  

   有理上访是当事人的法定权益受到侵犯的上访,

  

   无理上访是当事人诉求明显不合法、不合理的上访,

  

   协商型上访是合法性比较模糊的上访,上访人不一定有法定权益受到侵犯,其上访可能改变法律和政策规定。

  

   放在上访的这一分类体系中,偏执型上访应属无理上访。这是对上访事项和行为的性质进行规范性的大体判断,不涉及上访人的动机、生活境遇、社会环境等外在情况。

  

   当然,偏执型上访与无理上访中典型的谋利型上访有着巨大的差异。谋利型上访中,当事人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借上访谋取利益,他们明知自己的上访诉求不合法、也不合理,但因抓住了基层政府的弱点而可以借此谋利。

  

   偏执型上访与此不同,他们可能在上访过程中得到了小恩小惠,得到政府的扶助,但他们在理念和动机上是坚信自己上访是追求“正义”只是这种“正义”基于他们的个人理解,这种理解与制度环境有着巨大的偏差。不过,由于动机是内在于个人的,很难探测,所以有时上访人的心态到底是谋利还是偏执,并不是太容易区分,甚至可能出现上访人兼具两种心态的情况。

  

   偏执型上访与维权型上访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前者属于无理上访,后者属于有理上访。但两者在上访的理念和动机上有着高度类似之处,上访人都坚信自己的上访行为是维护权益、寻求正义。只不过,维权型上访建立在正确认知的基础上,而偏执型上访建立在错误认知的基础上。接访者往往对偏执型上访人做过多次解释说服工作,并不能改变上访人的认知偏差。

  

   例如:十堰李某长达十多年的涉法上访,起因是其独子傍晚在街头被人故意伤害致死,案件一直未破。李某坚持认为,害死其儿子的是时任某区公安局副局长张某的侄子,案件不能侦破是因张某阻碍办案。这起上访案件曾经几级政府督办,没有实质进展,无法证实上访人声称的事项,也无法说服上访人息访。

  

   类似的刑案“失独”者持续、偏执的上访颇为多见,他们一门心思多年坚持上访寻求正义,要求政法机关查明事实、侦破案件。他们“失独”的遭遇非常值得同情,但在法律的框架下,查明事实、侦破案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多方面的风险,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能侦破,尤其是时过境迁后,上访人所坚信的“正义”很难实现。

  

   偏执型上访与协商型上访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偏执型上访所针对的事项在法律框架内不具有可协商性,是政府按照既有法律和政策无法解决的。同样是“失独”者的上访,刑案“失独”者上访与一般的“失独”者上访诉求有所不同,其上访的性质也有所差异。

  

   刑案“失独”者往往是要求政府查明案件,为死者伸张正义,只不过受各种条件限制,政府无法满足其诉求;而其他原因的“失独”者上访,往往是要求政府对他们承担养老责任,属于协商型上访,这是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修改法律可能做到的。大部分“失独”者因自然和社会风险失去了独生子女,他们明知政府并没有法定责任来完全负责他们的养老,但认为他们年轻时响应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号召,只养育了一个孩子,而今失去了惟一的孩子,因此希望国家承担扶助责任,提高扶助力度和标准。

  

   第二,偏执型上访人的心态是偏执的。本文不是在医学上讨论偏执心态,而是从日常生活、常情常理出发的讨论,因此所谓的偏执并不必然是一种病态,也不必然是贬义的,仅仅意味着与通常的认知有所偏差。

  

   这种类型的上访中,当事人往往对自己的认识过于自信,难以甚至拒绝进入常情常理的判断逻辑,也难以进入法律和政策的逻辑;对与自己不同的案情理解和观念认识非常排斥,对有不同观点和看法的干部和群众怀有敌意;容易将自己上访或诉讼的失败归咎于他人的刁难和腐败,容易将自己想象的成分加入案情表述中;容易将自己所认定的道理和理解的法律绝对化,不顾及其他人所认定的道理和理解的法律也可能有合理成分。

  

   而且,长期上访的经历会加剧偏执心态。长期上访会使上访人逐渐脱离日常生活的轨道,长期奔波在上访的道路上,会使其在老家的社会关系日渐生疏,以至于成为村庄或社区里的“怪人”在当地群众中很难获得认可,从而成为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亚社会群体成员。随着他们上访的时间越来越长,当地群众越来越没有兴趣听他们的故事,他们能够被外界倾听的机会越来越少。

  

   而上访人在一起则可以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上访过程中相互照应、相互倾诉,从而强化新的群体生活建构。侯猛对最高法院附近的访民的调查研究证实了这—点。这种群体生活不同于日常的社区生活,是一群有着怨气和不满的人,他们的情绪在互相倾诉和共同行动过程中会被强化,多数人在其中会变得更加偏执。大体来说,上访时间越长的人越偏执。一是性格越偏执,越是会坚持上访,不达目的不罢访;二是上访过程中,偏执性格会不断被强化。

  

   偏执型上访人常常很敏感,对上访事项针对的人、接访者、协调者做过高的要求,又难以相信别人的动机和愿望,容易对他们的行为作过度的负面夸大解读,将正常行为解读为负面行为,将过失的不当行为解读为故意的侮辱和伤害,不能客观地分析形势,出现问题后容易从个人感情出发,主观片面性强。

  

   例如,前述武汉某镇知名老上访户刘某,在接受我们访谈时,坚持认为几家医院“与节育手术无关”的复查结论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刘某的妻子还拿出一本医学书籍的复印页来证明其病情与节育手术有关,笔者仔细阅读后,理解书籍中表达的意思是,腹部手术后容易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并发症,在中国其统计概率是0.5%~10.5%。刘某妻子在手术后可能确实有不舒服之处,但其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病在很久之后,很难认定其与节育手术的因果关系。当笔者向刘某表达如此理解时,刘某顿生敌意。上访人的偏执心态正是这类上访治理的困境所在。

  

   第三,偏执型上访人投入了大量情感。偏执型上访的特别之处,不仅仅在于上访人心态的偏执,更在于其诉求中寄托了很多个人性和感情性的因素;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上访人难以说服自己罢手。

  

   一些上访人之所以容易走向偏执,与其生活境遇往往分不开。具体生活境遇使他们将上访事项看得非常重,因此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和情感。情感性的投入,使得上访事项带有了争议诉求之外的丰富意涵。当事人往往将上访事项及其处理,与爱、恨、情、仇、名誉、荣誉、生活意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诉求本身对当事人的分量加重,问题的解决就更加困难,且诉称问题的解决不一定真能达到息访的目的。

  

   由于上访事项附加了太多的情感和意义诉求,不能获得所设想的正义,上访人就似乎走投无路,这种实际处境会强化上访人的持续用力。耶林曾指出,人们诉讼的目的,常常并不在于微不足取的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人格、名誉、法感情以及作为人的自尊。这用来形容偏执型上访,也许更为贴切。但无论如何,因自身境遇将情感强加在上访事项之上,进而强求信访部门来满足其诉求,都只能说是偏执的表现。

  

   上访人之所以会在上访事项中投入大量感情,除了个体性的性格原因之外,更主要可能是狭窄单一的社会生活空间导致的。尽管当前社会生活处在高度开放和多元的空间中,但这仅是就整体而言的;对于很多人而言,生活空间仍然较为狭窄,生活形式也远远谈不上多元,对超出自身生活经验和体验之外的事物缺乏理解,甚至本能性地拒斥。

  

   偏执型上访人多是如此,对超出自身生活体验的现象和说法怀有强烈的抵触和敌对情绪。由于生活空间单一而狭窄,这一空间中小事的分量就变得非常重。邻里之间的小纠纷上倾注了个人、家庭甚至家族性的人格,其胜负输臝变得极其重要;村内的一点小事,都可能意味着不同村庄派系占有风头或受到压迫。

  

   在这种社会空间中,传统时代的理念被抱紧不放,风险社会的理念很难被接受,对政府和司法仍按照传统的定势思维来提要求,很多要求在现代社会中实质是一种苛求。而且,由于生活空间单一,意味着缺乏发展机会和上升空间,就很容易导致上访人楸住问题不放手,不达目的不罢休,他们缺乏别的机会,而所拥有的时间却较为充裕。

  

   总结来说,偏执型上访的诉求属于无理上访的范畴,上访人不是法定权利受到了侵犯,其上访诉求也不具有协商性质,却偏执地要求政府满足其诉求。与通过要挟政府来谋利的谋利型上访的主观动机不同,上访人偏执地认为自己在寻求正义。当事人在上访过程中对上访事项投入了大量的情感,这加剧了他们的偏执,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政府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没有能力满足也不应该满足这些偏执的诉求。

  

依法治访与群众工作

  

   在现有法律和政策的制度框架内,偏执型上访很难解决。偏执型上访的诉求寄托了上访人的很多情感性因素,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上访人难以罢手,会变得越来越偏执。而上访治理体制不可能简单照顾上访人的感情,满足他们的诉求。因此,在上访诉求和政府治理之间会存在巨大的鸿沟,上访人的诉求无法在法律和政策等制度框架内得到满足。而且,上访人常常会将上访过程中所遭受的挫折作为新的上访事由,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这种诉求很难获得相关制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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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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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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