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民国小学课本中传递的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6 次 更新时间:2016-11-28 00: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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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一个时代的课本,特别是小学课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基本价值,国文、历史、修身(公民)这些课目尤其显著。北洋时代,政府没有介入课本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环节,小学课本是由民营的出版机构提供的,其中最具竞争力的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其次有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等到1926年开明书店诞生时,北洋时代已接近尾声。

  

   辛亥革命风暴乍起,中国由帝国突然进入民国,令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措手不及,原来的教科书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从商务馆出来的一班人早就准备了一套应因变化的课本,创办中华书局,抢占了先机。商务馆迅速赶上,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仍然占据着庞大的市场份额。在那个时代的小学课本中,商务馆的版本从《共和国教科书》到《新学制教科书》,具有典型性,其中传递的价值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趋向。

  

   中国还是一个农耕社会,工商业初兴。从《共和国教科书》许多优美的课文,都可以看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四季变化,万物更替,一派乡村生活的平静。

  

  

   新国文第二册第十六课:

  

   有农夫  住山下 编茅为屋  编竹为篱  日初升 荷锄出  日将落  荷锄归

  

   第二十八课:

  

   北风起  大雪飞  登楼远望  一片白色  雪止日出  檐溜成冰  其形如箸

  

   第三十六课

  

   小园中   梅花开 我折两枝  插瓶中  置案上 瓶中花香  时时入鼻

  

   《共和国女子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有课文:

  

   夕阳红  好风来 柳荫中  燕子飞  庭中花 先后开  木笔紫  海棠红

  

   第三册有《乡村》:

  

   乡间农家  竹篱茅屋 临水成树  水边杨柳数株  中杂桃李 飞燕一只  忽高忽低 去来甚捷

  

  

   这是小学生初入校门接触到的课文,与此相关,许多课文都在传递千年不易的充满人性温暖的价值观,比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二册第二十二课:

  

   竹几上  有针 有线  有尺  有剪刀 我母亲  坐几前  取针穿线 为我缝衣

  

  

   不过到了第四册,舟车、电报、电话等近代的事物,就会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就说车吧,汽车、电车、脚踏车都已出现。在这些课文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转型中的社会,正在新旧交替当中,工商业文明的嫩芽已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抽出来了。课文带着孩子们可以睁开眼认识一个新的世界。在器物之外,尤其在制度层面,从帝国的慢慢长夜中刚刚出来的孩子,将在课本中接触到与古老的三纲五常截然不同的新价值,在一个老帝国更新的过程中,小学课本起着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也许它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的,却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

  

   1912年4月,商务印书馆就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民国成立,数千年专制政体一跃而成世界最高尚最完美之共和国。政体既已革新,而为教育根本之教科书,亦不能不随之转移,以应时势之需要。东南光复以来,本馆即将旧有各书遵照教育部通令大加改订。凡与满清有关系者,悉数删除;并于封面上特加订正为中华民国字样,先行出版,以应今年各学校开学之用。更联合十数同志,日夕研究,本十余年编辑上、教授上之经验,从事于教科书之革新,博采世界最新主义,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现小学各书大致粗具,陆续发行。”

  

  

   “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成为这些课本的首要目标。所以,从初小新国文第四册起,《大总统》、《自治》、《共和国》、《平等》、《自由》、《法律》、《行政》、《司法》等课文都陆续出现了。在《待外国人之道》中提出:“及交通既盛,文明大启,始知同为人类,则无论肤色如何,程度如何,皆当待之以道。”这是一种崭新的国民意识,有了面向世界万国的朝气。

  

   新国文高小第一册第一课《国体与政体》,以简明的方式将国体、政体问题告诉小学生,使他们明了专制与民主的区别。第二课是《民国成立始末》,第二十三课是《共和政体》强调指出共和国的原则,全国人民都有参与政事的权利,通过选举议员组成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风行多年,印刷版次超过2560次。

  

  

   与此同时发行的《共和国教科书  新修身》,编辑用意在于“养成共和国民之道德为目的”,注重独立、自尊、爱国、乐群等价值。初小八册,从看图说话步步深入,举凡守信、勇敢、正直、信实、宽厚,以及选举、尊重名誉、博爱、爱国、平等、自由、好国民等,已包含共和国民必须的现代价值,《平等》一课开宗明义即说:“共和国无君主、无贵族,人民不分阶级,凡权利义务一切以法律为断,不相侵犯,此之谓真平等。”《自由》一课直言自由即天赋人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原则。高小新修身第二册又有《自由》一课,说得更加清晰:

  

   人类者,天赋以自由权者也。有身体之自由,有思想之自由,有信仰之自由。

  

   身体自由者,苟不犯罪,无论何人,不能拘束囚禁我之身体。思想自由者,若言论权,若出版权,若著作权,皆为我之所有,他人不得侵犯。信仰自由者,我所信仰之宗教,不能以国力强制之。夫以国体共和,吾人可益伸张自由之权。然自由者,固以法律为范围也。

  

   要之,吾人自己之生命财产名誉,固当贵重,而尤不可妨害他人之生命财产名誉。妨害他人者,即轶出于法律之外者也。

  

   高小新修身共六册,从道德、求己、自助、不畏难、清洁、职业、戒贪、自省、节用到自由、平和、人道、宽容、博爱、人权、人格等,《人权》一课很可能是首次在小学课本中如此简明扼要地提出这个观念: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商务印书馆的这套“共和国教科书”出齐共65册(包括中小学),总共发行了七八千万册,对那个时代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中华书局推出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也有《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记》、《国体之别》、《政体之别》、《共和国民之自治》、《共和国民之责任》、《共和政治》等课文。这些课本传递的价值是一致的,都是以造就共和国民为目标。

  

   袁世凯称帝前,对这些小学教科书表现出的不满,恰恰证明了其影响和代表的方向。在1915年冬天,当局曾下令修改教科书,删除“自由”、“平等”等课文。商务印书馆将“共和国教科书”更名为“普通教科书”,就是因“共和国”犯禁。主事的张元济在与朋友、同事的通信或日记里,曾为此发愁,所幸袁氏称帝迅速失败,民营出版业主导教科书的时代得以继续。

  

   二

  

   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代理部务次长傅岳棼签发12号训令,同意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关于推广国语,以消除文、言分歧,以期言、文一致的建议,令各省教育厅京师学务处,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自当年7月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不单国语,也不止一二年级,所有年级都采用语体文,还加上了新式标点,生字加注音字母。其他各科也是。1919年,还在教育部发出这个训令之前,商务印书馆就已着手在编“新体国语教科书”,也就是说,当舆论还在为白话、文言争得不可开交时,这家占有中国最大的教科书市场的出版机构,已在悄悄准备白话的教科书了。“国文”改成“国语”,只是语言表述形式的变化,更值得关心的仍然是这些课本要传递给小学生什么样的价值观。那是个上层政局不稳,政潮涌动,暗流明流,派系角逐,主义纷纭的时代,然而就在一片乱哄哄当中,却为那一代投身出版和教育的知识人提供了一个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埋头编撰超越政争的教科书。他们的努力似乎无关于时时风云幻变的政局,而指向更长远的将来,他们意在为一个尚未存在的新社会造就新民,不汲汲于眼前所见的。他们认识到自己承担的责任之重,丝毫也不敢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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