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场公彦:从决战、抗战到败战、惨胜

——1945年前后日中相互认识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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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场公彦  

   【内容提要】接受《波茨坦公告》是1941年开始的日本对美英之间战争的终结,与此同时,也意味着1937年开始的日中战争的终结。不过,对日本来说,日中战争的终战并未让他们产生什么败战的实感。对中国来说,通过彻底的抗战打击了日本对中国领土及经济的野心,打败日军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无数牺牲的代价(“惨胜”)。那么日中战争前后,究竟给日本的中国认识以及中国的日本认识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战争的终结使日中间相互认识框架及认识途径发生了巨大改变。本文通过对从日中战争被纳入日本与美英的战争至终战的两年半,以及从战争结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近四年间,日中双方言论空间中的话语进行分析和对比,来澄清这一问题。

   【关键词】日中战争 认识框架 败战 内战 冷战

  

一、序

   随着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及苏联军队的进攻,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并进行了第一次“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接着,于14日又召开了御前会议,第二次下达了圣断。最终,在次日(15日)播放了《终战诏书》(时称“玉音放送”)。此时,日军在日本国内外展开陆海军兵力总数约789万人,还有300余万人来自民间大众。①派遣国外的约272万陆军兵力中,于“满洲”、朝鲜兵力约65万人,中国大陆(不含东北)约106万人,南方约74万人。在进行武装解除时,为传达“圣旨”,皇族们以天皇大元帅代言人的身份被派遣至内地、外地。日本与中国的战争于8月25日结束,解除了武装;而日本与苏联(于8月9日开始进攻“满洲”)之间的战争则止于9月上旬。②

   接受《波茨坦公告》意味着1941年开始的日本对美英之间战争的终结,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于1937年开始的日中战争终结。不过,对日本来说,日中战争的终战并未让他们产生什么败战的实感。而对中国来说,他们通过彻底的抗战打击了日本对中国领土及经济的野心,这一贯彻抵抗战的结果是,打败了日军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牺牲无数的代价(“惨胜”)。

   从日中战争结束到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这27年间,日中政府间关系一度阻断,陷入断交状态。中国经历了4年的内战,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并于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冷战局势日趋明确化的过程中,日本从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战争空间中被抽离出来,编入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空间中。随着朝鲜半岛情况的日渐紧张,日本于1947年开始走入逆向道路,被拉拢进西方阵营施以亲美反共路线。于是,围绕与新中国之间的媾和问题,日本国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全面媾和与片面媾和。

   那么日中战争前后,在这样的国际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究竟给日本的中国认识以及中国的日本认识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中战争被纳入日本与美英的战争中,并于1943年进入了决战状态。笔者将对1943年至终战的两年半间,以及从战争结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近四年间的日中双方言论空间中的话语进行分析和对比,来澄清这一问题。

  

二、日中全面战争——三个“中国”与三场战斗

   (一)从“事件”到“事变”——抗战与宣抚

   1937年7月7日,随着北平郊外卢沟桥的一声枪响,在知日、亲日、反日、抗日间摇摆不定的中国人将自己的对日感情一致转变为反日。这一改变对其后的日中间命运,直到今日都投下了阴影。在日中两军发生冲突后的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事关生死存亡的讲话——《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卢沟桥事件扩大为“日中事变”(“日支事变”、“北支事变”)。当年12月,日军对国民政府主力军撤退后的南京发起了进攻,残忍杀害了很多中国人(“南京事件”)。

   第二年伊始,日本政府即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第1次近卫声明),抛弃了不扩大方针,日中陷入全面战争。在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一周年之际,蒋介石以“告日本国民”的形式声称“日中两国关系密不可分”,“不敌视日本民众”,只“以暴制暴”与日本军阀进行斗争,以区别日本军阀和日本人民。同年年末,近卫文麿首相声明要建设“东亚新秩序”,提出“日满中”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个原则(第2次、第3次近卫声明)。针对近卫的声明,蒋介石反驳道“东亚新秩序是要创造一个奴隶中国”,呼吁国民要进行“彻底抗战”。在此风口浪尖的时刻,日军多次对重庆进行战略性空袭,出现了很多包括无辜民众在内的死难者(重庆大轰炸)。

   与国民政府的行动相呼应,中国共产党也以延安为根据地进行一致抗日。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了文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于近卫的第3次声明,在日本国内也有持反对意见的论者,如尾崎秀实称“日满中经济同盟”只是一味地服务于日本经济发展,所谓“东亚新秩序”太过空想,必须对中国民族意识的高涨进行重新认识。

   另一方面,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则要求国民停止彻底抗战进行“和平救国”,声称为了对抗和清除西方的侵略主义以及中共的共产主义,应接受近卫声明,支持“东亚新秩序”的建设。1940年3月30日,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汪精卫成为“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承认。日军又以内部指导的方式,于同日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此外,前一年的9月,还于内蒙古建立了亲日傀儡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在中国,这些傀儡政府都被冠以“伪”字,傀儡政府统治的地区称为“沦陷区”。

   日本人描绘的生活在“和平地区”的中国人,是参加“翼赞”和受到“宣抚”的人们,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隐去了“暴戾”、“暴慢”的“支那”(本文所使用的“支那”一词作为广义的地域名称指代中国,并不含有歧视意义——译者注)、“支那人”的形象。由此,进行彻底抗战的坚强意志与翼赞宣抚的傲慢形象相互交织,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来自本国国民的对“亲日派汉奸”和“恐日派顺民”的严格监视。在这种环境中,对野蛮残暴的日军的所作所为,中国人的批判更加高涨。

   (二)从“事变”到“战争”——建设与破坏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中战争上升至新阶段,其被定位为轴心国与同盟国、法西斯与反法西斯阵营间的世界战争。“日支事变”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扩大,成为“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1943年,蒋介石著书《中国之命运》,书中表明了对以提高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这一外交战略为基础,经过长期的彻底抗战定能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

   另一方面,对日本来说,主战场由中国大陆转向南太平洋,主要的战争对象也从中国转变为美英。日军在“大东亚战争”以后将主要的兵力转移至与美英之间的战争,对日军来说,美英战的胜利是保证中国战线胜利的前提。中国大陆被视作将与美英之间战争进行到底而不可或缺的人员动员与资源供给保证的后方地带。不过,战争主力虽转向了太平洋战争但并不意味着日本在大陆进行的战斗有所减轻。此外,日军以袭击对方防备薄弱的军备装备这样的奇袭作战方式在太平洋战场初战告捷而占据优势,但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失败,以此为界,其后日军逐渐走向败势。

   在大陆,日军虽然在局部地区战争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向大后方追赶撤退的国民党军使得战线扩大,当初计划短期结束战斗的目标并未实现,陷入了长期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战使战场复杂化,分为“和平地区”、抵抗地区、解放地区和抗日根据地;战斗也变为正规作战与游击战相互交织的持久战。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与蒋介石之间进行了开罗会议,就对日作战计划及战后对日相关处理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了《开罗宣言》。美英在中国西南部设置了攻击据点,第二年美军开始派遣空军空袭受日军控制的主要城市。作为陆路补给路线,英军自印度湾开拓了一条援蒋路线,1944年3月,日本的缅甸方面军为阻断援蒋路线贸然发起了英帕尔战役,但由于武器和粮食均不足而失败,损失之惨重可以用“白骨街道”来形容。

   那么,对于日中双方来讲,日中战争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就日本人的中国认识这一点来讲,我想通过考察1943年到1945年终战为止的这一决战时期在日本发行的主要综合杂志中与中国相关的报道来说明。所谓综合杂志,是指由学者、记者、知识分子就各种不同领域的问题在带有大众公论形式的知识界进行讨论,然后将这些讨论归总刊登在一起的杂志。这对于了解同时代知识界的问题意识、社会公论以及国民舆论动向是一个很好的线索。

   具体来讲,主要的综合杂志包括《外交时报》(1898年创刊,1943年—1945年发行的部分中有与中国相关的文稿46篇,下同)、《东洋经济新报》(1895年创刊,21篇)、《文艺春秋》(1923年创刊,8篇)、《新潮》(1904年创刊,9篇)、《中央公论》(1887年以《反省会杂志》的名称创刊,8篇)、《改造》(1919年创刊,15篇)、《日本及日本人》(1907年创刊,日本新闻社,17篇)、《现代》(1920年创刊,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7篇)、《日本评论》(1926年以《经济往来》的名称创刊,13篇)等9部杂志。但1945年这些杂志由于用纸不足或遭到停刊处分,几乎都陷于停刊状态。这9部杂志在这一时期共刊登了与中国相关的报道144篇。

   (三)三个“中国”——重庆中国、南京中国、延安中国

   在日中战争中,日本需要面对三个“中国”的权力空间。即南京政府、重庆政府,以及延安政府。南京政府参加日对美英的战争,是应该进行支援的一方;重庆及延安政府则与日本进行抗战,是要摧毁的对象。在这三个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于1932年“建国”的“满洲国”。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关内还是关外的这个划分将“中国”的地理概念分成了“中国”和“满蒙”两部分。

   144篇论稿之中,就其标题和内容来看它们是围绕三个中的哪个“中国”来进行讨论的话,则其中对中国全体进行讨论的有64篇,占总数的一半;对重庆政府进行讨论的有23篇;南京政府有38篇;延安政府仅2篇;与“满洲”相关的有17篇。也就是说,单从杂志表面来看的话,在战争中以日本友军身份参战的“南京中国”,要比作为交战敌军的“重庆中国”及“延安中国”出现的次数多。因此,就论稿对中国所进行的描述来看,让人产生一种日中之间相互提携、中国是日本友好国家而不是对抗敌国的错觉。或者说,杂志导致人们错误地夸大评价了南京政府的实际军事力、政治力和经济力。

对于重庆政府,“傲慢”、“膺惩”、“祸根”、“迷妄”、“美英的走狗”之类的骂词层出不穷,无疑是应该击退和驱逐的敌人。而对1940年3月由重庆“迁都”至南京成立的南京政府,则极尽赞美之词,如“亲善”、“提携”、“敦睦”、“互惠”、“共存共荣”、“同生共死”,南京政府是可以合作来实现“东洋和平”和“东方道义”的朋友,是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主义的最大支持者。1940年11月30日,日本与南京政府间缔结《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南京政府又于1943年1月9日发表了对美英宣战布告,以及将战争坚持到底的日“中”《共同宣言》,进行了有关租界返还、取消治外法权问题的协定;同年10月30日,双方又缔结了《日“华”同盟条约》,日本对内外宣称这些事件是“对支政策的一大飞跃”,形成了“大东亚安定的基础”。③他们期待着通过日中的提携协同能够将中国统一为以南京政府为主体的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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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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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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