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雄二郎:超越富国强兵之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5 次 更新时间:2016-11-21 18: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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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田雄二郎  

   【内容提要】若从战后的视角来反观日本的近现代史,即可发现战争与民主化实际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每次战争,战时体制都会形成促进战后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导致“战后民主”制度化。对日本尤为重要的是,除了最后的“战后”之外,“战后民主”同日本的军国化及对外膨胀主义一体推而进之。通过战争推进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的一体化——这是贯穿近代东亚国家四个“战后”的一个共性。意味深长的是,即使曾经作为帝国日本侵略和统治对象的国家及地区,抗日战争也成了促进体制变革的契机,出现了和日本相似的“战后民主”。其程度虽不相同,但可以说战争确实给胜败双方都带来了民主化。本文试图分析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亚洲太平洋战争(二战)这四种不同“战后”的性质,并就战争对各国内政所引起的巨变(尤其是社会的平等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进行初步的理论性概括。

   【关键词】战后 民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日关系 富强


一、战争和民主化

   历史学家大多喜欢讨论战争的起因及进程,但从“战后”这一视角来考察战争特色的却意外地少见。其原因主要在于历史学固有的叙述方式,即沿着时间轴线对事件及过程进行叙述。即使将“战后”转移至另一新的“战前”,前后的时间轴依然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现代战争中,战争的原因和本质往往只有在战后才能显露出来。也就是说,战争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在战后才广泛渗透到社会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即是战争的体制变革作用①,换句话说,就是战时体制与战后体制的连续性问题。

   环视近现代东亚,2015年正值《马关条约》缔结120周年,“二十一条”签定100周年,以及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这期间,东亚各国及地区经历了许多由战争引发的革命、动乱和占领。虽然战后已逾七十年,帝国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心理创伤至今尚未痊愈,邻国对当今日本政府的严厉目光,也令国民间的和解愈发困难。

   尽管如此,若从战后的视角来反观日本的近现代史,即可发现战争与民主化实际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②每次战争,战时体制都会形成促进战后民主化的社会基础,使“战后民主”(post-war democracy)制度化。并且对日本尤为重要的是,战后民主同日本的军国化及对外膨胀主义形成一体推而进之。唯一的例外是亚洲太平洋战争(1937年—1945年)的“战后”,在“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下,推行了没有军扩也没有殖民主义的民主化。

   这里要问的是,1945年以后的“和平与民主主义”,果真断绝了从根底上规定日本政治的民主化与殖民主义的纽带吗?答案恐怕既是也不是。日本和邻国围绕历史认识、主权及领土问题的摩擦冲突,在1980年后政治问题化,尤其在近年越来越激化。这种现象说明日本的战后处理,特别是去殖民地化课题还没有结束。不仅没有结束,随着时间推移,甚至越来越肥大化,越来越复杂化了。

   考察这样复杂并难以解决的问题,单只考察日本的战后就显得不够了。意味深长的是,即使曾经作为帝国日本侵略和统治对象的国家及地区,与日本的战争也成了促进体制变革的契机,出现了和日本相似的“战后民主”。其程度虽不相同,但可以说战争确实给胜败双方都带来了民主化。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拟就日本、朝鲜(韩国)、中国的战后与民主化、军国化的关系,勾勒一下纵贯近现代东亚的历史轮廓。


二、甲午战争的“战后”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围绕朝鲜王朝的国际地位而引发的武力冲突事件。战后签署的《马关条约》第一条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由此确认了终止朝鲜对中国的朝贡。以清朝为宗主国的东亚朝贡册封体制宣告终结,为以独立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近代外交制度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立即给该地区带来对等的国家关系。通过《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从清朝割让出来的与该战争无直接关联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开始了向帝国周边地区的殖民统治。③而实现了“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的朝鲜,也受到日本的支配和干涉,日俄战争后以“合并”之名而亡国。可以说,甲午战争同时也是日本帝国化和殖民统治的开端。

   正因如此,甲午战争是重新绘制近代东亚政治地图的巨大转折点。从日本来看,这场战争的结果,动摇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确立了自身作为“文明国家”的霸权。借用福泽谕吉的说法,“甲午战争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是努力文明开化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一方之间的战争”。④

   另一方面,在战败国朝鲜和中国,也因甲午战争引发了正负两面的复杂反应。其中一点就是朝鲜和台湾地区的民众为抵抗日本军事统治而展开的抗争。随着日本在朝鲜干涉之强化,官民的反日运动不断激化,民间武装势力的抗争也长时间持续不断。桦山资纪总督发布《台湾平定宣言》(1895年11月18日)后,台湾各地汉族住民纷纷开始武装抗争,令日本统治者苦不堪言。

   同时,日本的胜利也成为朝鲜和中国体制改革的契机。朝鲜为向内外宣示自身独立,于1897年10月成立大韩帝国,开始实行名为“光武改革”的系列近代化政策。此外中国战败后,变法的呼声高涨,1898年的戊戌变法令改革热潮达到顶峰。以全面改变旧体制为目标,强化君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虽遭到守旧派的干涉而在短时间内夭折,却成了近代国家形成的“原点”。值得关注的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出现了类似的君主立宪制的帝国鼎立状况(大日本帝国、大韩帝国、大清帝国)。1899年9月,大韩帝国和大清帝国签订了平等的通商条约,并互派常驻使节,形成了近代条约关系。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期间东亚三国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民主化和军国化的同时进行。

   首先,作为胜方的日本获得了清国的3亿日元赔款,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千万日元,合计获取3亿3千万日元,一举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该数字也远超战争所花费的2亿日元。日本由此获得了战前国家收入(8千万日元)的近四倍赔款。⑤不用说,其中的大部分(2亿8千万日元)都用在军扩上了。陆军计划将6个师团扩充到12个,海军也开始着手建造基于“6•6”舰队方案(6艘铁甲舰、6艘一等巡洋舰)的大型船舶。财源均来自清国的赔款。“战后”的日本开始以俄国为假想敌,迅速走向军事大国之路。

   同时,政府(藩阀)和政党(民党)的关系,也因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以前,政府与占议会多数的在野党为军费预算争论不休,互相对立,经过战争中的政治休战后,彼此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增强。结果就是,自由党等在野党的参政之路得以开拓,1900年成立了以伊藤博文为党首的立宪政友会。但这并非意味着政党政治的实现,政府和政党的关系依然处于微妙的对立状态。从藩阀的政党化和政党的藩阀化这点来说,甲午战争使得日本议会政治的民主化得以先行一步。⑥这种民主化的背后,是国民受胜利刺激后,对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支持。而获得了扩军所需的巨额赔款后,藩阀-政党联合政权又开始积极地推动军国化。

   那么,作为战败国⑦的朝鲜和中国情形如何呢?

   朝鲜方面,原朝鲜国王高宗通过建立大韩帝国,成为皇帝。皇帝是拥有统帅权、立法权、行政权、官吏任命权、外交权、恩赦权等一切权力的独裁君主,这是因为其在学习国外君主立宪制之体制构想的同时,还继承了内含于儒教中的“一君万民”思想。⑧

   这种“一君万民”的思想,排除了外戚和官僚对君权的掣肘,直接面向民众。从这个意义而言,和近代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当然,由于缺乏议会制和立宪制,其与欧美的民主主义依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或当称作民本主义。尽管如此,从身份制的解体、重视公论(民意)、宣扬君民一体(忠君爱国)的意识形态这些来看,可以将其看作朝鲜民主化的开端。此外,在大韩帝国成立前的1896年7月,立志于近代立宪改革的政治团体“独立协会”成立,将机关刊物《独立新闻》作为言论基地,开始了包括促进设立议会在内的一系列国政改革运动。对开明君主高宗的改革寄予莫大期待的,也是“独立协会”的知识分子。

   在军事化方面,甲午战争给朝鲜的影响也不小。光武改革中,财政支出最多的便是军费,1901年以后,所占比率达到总预算的四成左右。⑨大韩帝国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军政改革,并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近代陆军(后根据1907年《第三次日韩协约》解散)。朝鲜的军事化一直和独立、自主的国家目标密切相连,向日本学习“富国强兵”的地方也不少。但是,光武改革的各项政策几乎没有实际成效,大韩帝国也遭到日本对其内政的干涉,最终在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中亡国。“战后”的朝鲜,虽然同时出现了民主化和军事化的趋势,但两者相互作用而展开的环境却迫于暴力而终止。

   最后是中国。战败的冲击直接加速了变法运动。其主体力量是虽有资格进入官场,但实际上并未被纳入体制之内的中下层人士。战败的事实使他们强烈感受到既存体制的不完善和局限,故而提倡要学习日本的变法和维新,在皇帝独尊的前提下试图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言论最终得到朝廷和大官们的认可,这直接推动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变法派提出的设置议会、成立政党、广开言路、唤起舆论、改废科举、普及新闻等虽然停留在政策建议的阶段,但都是同中国民主化相关的制度上的问题。因此,尽管变法运动受挫,但将其地位置于20世纪初叶的清末新政和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之上,也是理所当然的。

   与民主化只停留在纸上空论不同,军事方面的变化则成了现实上的制度变化。最重要的有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舰队,以及作为军事战斗力产生了取代清朝八旗-绿营的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新建陆军不仅是袁世凯的权力基础,在20世纪初叶,随着“北洋新政”等系列改革,也形成了引领清末中国新兴的军人和官僚的力量。这股力量(一般称为“北洋军阀”)以统帅袁世凯为首,虽然也有将其看作保守反动势力的,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当时其积极吸取了先进技术和知识,推动了制度变革的事实。⑩正如辛亥革命的主角多为“新军”出身一样,军人作为近代的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异常活跃,其活动舞台便是从甲午战争的“战后”开始的。

   与此相表里的是,“战后”社会引起了对军人评价的巨大变化,即一改重文轻武的风气,开始推崇经由日本的“尚武”思想。这里引用一段戊戌变法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的文章:

冬腊之间,日本兵营士卒,休憩瓜代之时,余偶信步游上野。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有题曰“欢迎某师团步兵某君,某队骑兵某君”者,有题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炮兵某君入营”者。盖兵卒入营出营之时,亲友宗族相与迎送之,以为光宠者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其标上仅书“欢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样,无甚赞颂祝祷之语。余于就中见二三标,乃送入营者,题曰“祈战死”三字。余见之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吾尝见甲午、乙未间,日本报章所载赠人从军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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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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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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