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国家利益智库网站9月7日刊登国家利益中心非常驻研究员贾里德·麦金尼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今天的美中两国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全文如下：

翻译：新华社副译审、清华大学科技政策兼职研究员尹宏毅

1912年11月，由于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几乎爆发：塞尔维亚是否将占有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的一个亚得里亚海港口。假如奥地利进行干预，以反对塞尔维亚的帝国主义目标，俄罗斯就会站在塞尔维亚受保护国一边参战。由于其彼此之间的协约，法英两国本来也会追随我罗斯。同样，德国本来会站在奥地利一边参与竞争，因为它急于保护自己唯一重要的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时间本来会提前二十个月，而其起因则除了对奥匈帝国来说外，不关系到任何大国的切身利益。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处境则日益受到塞尔维亚扩张的威胁。

为了阻止奥地利干预阿尔巴尼亚事务——塞尔维亚及其盟友黑山当时正在忙于征服阿尔巴尼亚——俄国沙皇及其战争大臣于1912年11月22日制定了部分动员的命令。假如这些命令下达，德国本来几乎肯定会按照施里芬计划的决定做出反应：用战争。俄国的动员之所以没有得到实施，是因为一位勇敢的俄国领导人、俄国部长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伯爵于11月23日表示反对。他当时获悉了有关发布命令的计划。他警告沙皇说：“动员仍然是动员，会遭到我们的敌人用真枪真炮战争的对抗。”由于俄国还没有准备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所以这种政策简单而言是愚蠢的。

俄国为什么愿意在一个毫无内在价值的问题上把欧洲推向战争边缘？如果塞尔维亚获取，就是说征服一个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将其拓为殖民地，俄国并没有在任何方面受到影响。但是，对俄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个港口的内在价值，而是自尊心、自爱——或者更为宽泛而言就是俄国及其领导人的荣誉、傲慢和声誉。俄国前外交大臣、时任驻巴黎大使的伊兹沃利斯基伯爵当时明确表示：“如果塞尔维亚由于奥地利的反对未能获得进入亚得里亚海的机会，这会意味着对俄国的新的羞辱。”这个问题当时已经变成一个“荣誉的焦点”。这意味着这场争端已经变成零和博弈——如果港口归属塞尔维亚，就意味着外交上的胜利，得不到港口就意味着失败和受辱。

最终，俄罗斯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决定退让：俄罗斯不准备卷入战争，而他由于受到易变的情感左右，也没有这种情绪（在英国外交部，他被称为“可怜的摇摆不定的人物”）。塞尔维亚没有获得阿尔巴尼亚的港口，这场危机得以避免。

虽然在这场“十一月危机”问题上，有许多值得阐述的要点，但三个要点应该被凸显出来。第一点是，制造一场国际危机是很容易的：一个国家只需使某个问题成为关系到声誉或荣誉的问题，而无论其内在价值如何。如果这个问题实际关系到敌对强国的切身利益（就像奥地利1912年11月所做的那样），或者如果这个强国仅仅把自己的声誉与问题联系起来，那么爆发冲突的所有因素就已经汇集起来。在世界大战前的时代中，这种冲突被称为“实力的考验”。今天，博弈论专家把这种冲突称为斗鸡博弈：一种决心的较量，在其中，双方都冒冲突的风险，以期对方会退让。有时，就像1912年11月那样，一名驾驶员的确把车转向一边；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如1914年7月，没有任何国家愿意这样做。但这里的要点是，假如俄国简单地没有把港口问题当作荣誉问题，事情本来根本不会关系到其声誉。权力的诱惑在于其行使，但其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的习惯行使却肯定会造成欧洲1912年11月所面临的那种局面。教训是，各国不应当使非实质性问题关系到自己的声誉，就像驾驶员不应该仅仅为了提升自己在同辈或者追随者当中的声誉而玩斗鸡游戏一样。

其次，从心理上讲，证明一场实力考验正当性的途径不是认真考虑后果。事实上，科科夫佐夫伯爵阻止俄国动员力量以后第二天，他就遭到了其他国务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俄国应当“坚决捍卫我们当前的利益，毫不惧怕战争的幽灵”。这是表明“暂时的不屑一顾态度”的一个绝好例子：对俄国的大臣来说，今天的国家声誉要比明天的和平重要。1912年11月，科科夫佐夫激烈反对这种心态，并能够说服沙皇和萨佐诺夫。后者最终决定，把车开到一边要比加速向前代价小一些。今天，国家声誉的价值远远超过明天世界大战的代价。教训在于，即使一国愚蠢地使问题关系到本国声誉，对它来说退让与冒爆发灾难性冲突的风险相比仍然更为合乎理性。

最终，建立在实力考验基础上的体制的不稳定性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在划分为不同联盟阵营的复杂体系中，情况更为如此，就像战前的欧洲一样。这就是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把战前的欧洲描绘成“奔驰的格蒂”，指的是塔科马海峡大桥（1940年，这座大桥在一阵“空气弹性所造成的晃动”中坍塌）的意思。在战前时代，传统的欧洲同盟的外交被国家声誉驱使下的竞争取代。在这些竞争中，必须有某个国家退让，而大国越来越不愿意尊重彼此的切身利益，欧洲领导人更关心的是自己联盟阵营的实力，而不是欧洲的和平。虽然1912年11月战争得以避免，但大国政治的性质本身却在1913年春季（围绕着斯库台问题），1913年10月（围绕着阿尔巴尼亚北部边界问题）导致了新的危机。虽然这些问题最终也得到解决，但到1914年7月，欧洲就像奔驰的格蒂那样摇摇晃晃，一阵剧风——费迪南德大公被暗杀——使整个体系崩溃。教训在于，建立在实力考验和联盟的团结基础上的体系不大可能持久，而这一事实并没有由于少数危机的解决而改变。

令人愉快的是，现在是21世纪，人为制造的危机、国家声誉和联盟阵营并没有界定当代的国际体系，对吗？

错。今天的国家声誉一般冠之以“荣誉”或“信誉”的名称，也肯定仍然是存在的。至于联盟，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它们一直不那么流行。在本智库，一场享有信誉的活动一直由新兴的“对华强硬”学派的支持者进行。该学派的论点很简单。美国应当在内部实现资源向东亚地区转移的再平衡，增加军事投入，并公开策划与中国的战争，从而从内部抗衡中国。美国应该组建反华阵营，加强日本和菲律宾等当前盟友的实力，从而从外部抗衡中国。此外，美国还应当更为积极地干预东亚地区的争端，以使之同自己的声誉相联系：当然包括台湾等老问题，但尤其涉及尖阁列岛和南中国海等新问题。

这后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新问题。美国1996年才公开表示，尖阁列岛属于美日条约的范畴，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才第一次确认了这一要求。至于南中国海问题，1974年和1988年，中国实际上由于西沙和南沙群岛争端而与越南开战。在这些战斗中，数百人死亡，但美国的唯一反应却是漠不关心。2010年，国务卿希拉里再次调整美国的政策，使国家卷入该地区的领土争端，以此作为其再平衡战略的前奏。

今天，华盛顿共识认为，美国应当领导亚洲，通过创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等阵营，通过在中国违背华盛顿的当前愿望（但顺便提一下，正如美国历来所做的那样）采取行动时“羞辱”中国，并使东亚地区的冲突与美国的声誉相联系。

这种国际体系的潜在危险在于，一场危机将会形成——比如在斯卡伯勒浅滩问题上，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显然划定了一条“红线”——从而使美国的声誉和“联盟信誉”与人们所认为的中国的切身利益及其据说的在本国临近海域的“历来的权益”对立起来。一位勇敢的领导人会采取退让态度，而不是在如此无关紧要的一场争端问题上打一场战争。这就是俄国沙皇1912年11月的做法，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8月及其以后的做法。但麻烦在于，即使第一场此类危机得到和平解决，以后的退让据说所带来的“耻辱”也成为今后下更大决心的战斗号角。这就是1908-1909年度的吞并危机以后，实际上也是由于1912年11月、1913年春季和1913年10月俄罗斯人为造成的实力较量其所采取的退让之后俄罗斯的遭遇。由于民众的舆论，所以科科夫佐夫伯爵这样谨慎的政治家被淘汰。他于1914年1月底被迫辞职。此后，当新的危机到来时，没有任何驾驶员愿意躲闪。1914年7月，圣彼得堡没有任何人反对关于动员国家力量的建议。俄罗斯于当月月底进行了动员，德国则针锋相对，发动了实际的战争，正如科科夫佐夫两年前所警告的那样，

今天，由于在一门心思维护国家声誉（“信誉”）情况下人为造成的实力较量、新出现的多极化，以及得到加强的联盟阵营，所以国际体系正在逐步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时代的那种不稳定性。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新的热点的形成是这一过程中的第一阶段。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得到加强的反华集团（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则是第二阶段。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与中国之间加剧的军备竞赛以及同时人为制造的危机，一般是围绕着“联盟信誉”问题，则是第三阶段。 在少数危机得到和平解决之后，累积的矛盾极端化则是第四阶段。正是在这里，国际体系沦为“舞动的格蒂”（即塔科马海峡吊桥（Tacoma Narrows Bridge）是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的两条悬索桥，也是华盛顿州16号干线的一部分。每桥长1.6公里，横跨塔科马海峡。第一条桥于1940年首度通车，但不到五个月便倒塌，其后重建及另建的新桥分别于1950年及2007年启用。第一条桥倒塌的原因，是因为其桥面厚度不足，在受到强风的吹袭下引起卡门涡街，使桥身摆动；当卡门涡街的振动频率和吊桥自身的固有频率相同时，引起吊桥剧烈共振而崩塌——译者注），政治家们坚持主张“坚决”捍卫“当前利益，毫不惧怕战争幽灵”。1914年的冲突是20世纪“划时代的灾难”。没有理由假定，从现在起十年以后的中美冲突不会成为21世纪的划时代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