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 李洪阳:新一轮陪审制改革中问题列表制度的引进与设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16-11-20 21: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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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李洪阳  

  

   摘要:陪审员制度流于形式是导致司法公信力日趋式微的因素之一。在新一轮陪审制改革的背景下,由于受案件难易程度、陪审员认知方式及“官本位”思想等因素的影响,陪审员在法庭上很难改变其“法官陪衬”的角色。因此,如果要使陪审员制度在司法实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新一轮的陪审制改革必须引进问题列表制度。通过对传统大陆法系的法、西班牙、俄、日等国家的问题列表制度比较分析,我国应当在问题列表立法方式、问题列表的案件范围、制作问题的时间及问题列表内容四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关键词: 陪审制改革;问题列表;制度设计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提升司法公信力、重构社会公平正义的平台之一。然而,自从陪审制度在我国确立以来,其运行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如今,陪审制度的应有作用没能充分发挥,主要表现为,实务中陪审员随法官出庭基本上不发言,法庭合议时也是职业法官说话,陪审员附和,[1]也即理论界所说的“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为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提升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党的十八大指出,要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2014年10月23日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为响应党中央的决定,2015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印发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通知,随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再次把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目前,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审而不议”的问题已成为制约人民陪审制度改革的瓶颈。分析我国人民陪审员“审而不议”的原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非专业人员解决专业问题。也即,陪审员的叙事化认知[2]难以处理晦涩难懂的法律专业问题。那么,陪审员在面对被告人和复杂的事实问题时,法庭是否能够提出一定数量的具体问题给予陪审员考虑,并用以合理、审慎地作出判断。[3]通过比较分析传统大陆法系国家陪审(参审)制构造,笔者认为问题列表制度能很好的解决以上问题。

  

   问题列表制度是指在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审判长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将案件进行细化分解,制作一定数量的问题,要求陪审员对每个问题作出“是”或“否”的回答,以决定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被判处何种刑罚的制度。[4]显而易见,问题列表制度能够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人民陪审员“对付”不了案件事实问题的现象。司法实务中,问题列表制度只需法官把需要问的问题以问题清单的形式表现出来,陪审员只需回答“是”或“否”,然后,职业法官和陪审员实行不记名投票表决,最后由票数的多少来决定案件定罪问题。问题列表制度在陪审员的叙事化认知和法律问题之间建起了衔接的桥梁,其功能是以常识性语言将法庭争论焦点转化为若干道判断题,使陪审员以普通人的认知就能处理好这些问题。同时,职业法官也不会对如何引导陪审员进行合议而感到手足无措。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陪审制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宏观的制度构建方面,主要从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范围、培训、待遇等方面进行论述。而笔者认为解决我国人民陪审制出现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陪审员叙事化认知与法律问题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也需要其他辅助制度的跟进。实践中许多法院对陪审员制度改革的做法是不甚科学的,如,加强陪审员法律知识培训。这些做法无疑是在解决非专业的陪审员与法律之间的对接问题。笔者认为这些类似改革的切入点是不可取的,实践中的这些做法无疑会导致陪审员趋于职业化和精英化,与设立陪审员制度的初衷相悖。可见,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都未曾以问题列表制度为切入点进行思考,此即笔者以问题列表制度为视角论及陪审制的原因。

  

   为了真正了解陪审员问题列表制度,笔者选取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和日本等四个国家的问题列表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总结以上国家在立法和实务方面的做法。由于问题列表制度主要存在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混合陪审制中,且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基本制度设计上与大陆法的混合陪审制有着诸多相似的基调,所以笔者以为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中引入问题列表制度,实践中改革力度不需要很大,阻力相对较小。一言以蔽之,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中引入问题列表制度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一、引进问题列表制度的必要性

  

   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我国扩大司法民主的重要举措之一,不仅是公众参与国家司法活动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增强判决可接受性的有力手段。然而司法实务中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多是作为解决法院案多人少、提高法院工作效率的一种方法。所以,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势在必行。

  

   201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印发<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选任程序、参审机制等七个方面的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从而再次拉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序幕。基于问题列表制度的特性,笔者认为,新一轮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至少在陪审员条件的改革、陪审员在庭审中的结构及陪审员审理案件范围的改革等方面需要引进问题列表制度。

  

   (一)陪审员条件的改革需要引进问题列表制度

  

   为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提升人民陪审员制度公信度和司法公信,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于2015年4月24日联合出台了《通知》。《通知》将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将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年龄由年满23周岁提高到年满28周岁;二是将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学历由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放宽到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学历,而且,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道正派、德高望重者不受此限。[5]

  

   引入陪审员参与审判是以陪审员的普世的知识和价值观与法官职业化思维互补,能够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促进裁判公正。而陪审员的知识和价值观会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社会环境的变化、年龄的增长而更趋成熟,所以担任陪审员的年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陪审员全面分析案情,弥补法官知识和智慧的不足。担任人民陪审员学历条件的放宽,一方面可以防止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文化程度要求太高,导致从官员而不是从老百姓中选任人民陪审员,剥夺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老百姓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产生与人民陪审员制度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理念不符的现象;[6]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人民陪审员人选的群众基础,这就导致人民陪审员成份的多样性,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方法及思维方式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职业法官惯性思维所产生的不足,从而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正确的裁决。

  

   从其他国家和地区陪审员选任条件来看,各国对参与审判的国民资格要求都比较低,通常规定只要达到一定年龄且智力正常的公民,都具备参与案件审理的资格,基本上没有任何学历、职业、阶层、性别、收入等方面的限制。[7]以传统大陆法国家为例,《法国刑事诉讼法》在担任陪审员年龄和学历方面的要求是年满23周岁、能用法语阅读和书写。俄罗斯相关法律规定年龄在25岁—60岁之间、掌握诉讼程序应用的语言就可担任陪审员。[8]从日本《裁判员法》相关规定,年满20岁以上、完成学校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义务教育的国民有选任裁判员的资格。由此可见,对选任陪审员资格要求较低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诚然,人民陪审员条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担任人民陪审员的门槛,使陪审员来源进一步拓宽,但是学历条件的放宽必然导致一部分陪审员在庭审时获取案件的信息量和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有所欠缺。换句话说,一般而言,一个初中生对一件事的信息提取能力、信息筛选及处理能力不及一个受过四年高等教育的本科生。如果将问题列表制度引入人民陪审员制度,则能较好的处理这一问题。问题列表制度要求法官将案件分解为一定数量的问题,人民陪审员只需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即可。所以,问题列表制度的引进,一方面使普通民众参与案件的难度降低,符合我国新一轮陪审员制度改革中放宽陪审员学历和专业知识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缓解我国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陪审员“精英化”趋势。

  

   (二)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结构需要引进问题列表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从制度设计初衷来看,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在司法领域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重要的、直接的形式,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人民司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9]另一方面是注重以社会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有利于裁决的民主性和可接受性。《通知》明确规定“探索重大案件由3名以上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机制。”结合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刑事诉讼中非重大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人数不得少于合议庭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10]重大案件则由人民陪审员3人以上组成合议庭,这种规定将更好的将民间智慧引入司法审判,具体表现为,首先,人民陪审员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各不相同,对同一案件的关注焦点不一样,对信息的理解分析能力不一样,更能全面的看待问题,防止片面性。其次,作为普通大众的人民陪审员不会受到法律定向思维的束缚,能更好的把大众化思维与法官职业思维互相弥补,防止法官思维惯性的缺陷。

  

   从域外国家来看,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人数普遍较多,一般规定为12名陪审员。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在法国重罪案件的一审合议庭成员由3名法官和9名陪审员组成,二审则由3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11]俄罗斯的法庭则由1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构成;[12]在日本,地方法院审理可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监禁刑的案件时法庭一般由6名裁判员和3名法官组成,若对事实和法律程序与解释均无争议,也可由4名裁判员与1名法官组成。[13]毋庸讳言,我国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增加参与审判的人民陪审员数量,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

  

理论上来说,人民陪审员参审人数的增加能增强司法民主性和判决的可接受性,但是这些人民陪审员社会阅历不一、学历高低不同,决定了他们思维方式及处理问题的能力参差不齐。而且,我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倡导普通人服从权威、个体服从大局,对于法官权威的敬畏心理,必然产生对法官的趋从心态,所以在法庭合议时,可能听凭法官决断。问题列表制度的引入,使案件事实被法官分解为若干道判断题,回答这些问题并不需要陪审员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解除了陪审员对法官的依赖。在法庭上势必扭转陪审员相对法官而言的弱势地位,使陪审员摆脱为难情绪和心理弱势。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职业法官对法律适用的垄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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