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怎样界定“政治”概念?

——从“正义”到“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3 次 更新时间:2016-11-20 21: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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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  要 结合生活实际围绕有关的概念进行语义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与“权益”直接相关的“正义”构成了“政治”的核心要素,以致后者可以界定为“人们试图获得和运用能让自己认同的‘正义’理念在公共生活里得以实施的强制性‘权力’,以求维护自己‘权益’的行为领域”。凭借这个定义,我们就能将“政治”定位于人类生活的“道德”价值领域,不但把它与“经济”、“艺术”等“非道德”的现象区分开来,而且也把它与“德性”、“法律”等其他的“道德”现象区分开来,由此澄清当前学界在界定“政治”概念方面存在的某些严重曲解。

  

   关键词 正义;权益;政治;权力;道德;法律

  

   怎样界定“政治”概念,既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当前国内外学界众说纷纭的一个棘手难题。本文试图在从“正当”到“权益”的语义分析基础上,主要从元伦理学的视角出发,探究此前较少受到学界重视的“正义”与“政治”、“权益”与“权力”之间的语义关联和哲理绵延,据此论证“政治”其实是人们旨在获得和运用能在公共生活里实施自己认同的“正义”理念的强制性“权力”的行为领域,以澄清当前学界在给“政治”概念下定义方面存在的某些扭曲和误解。

  

   一、正当、权益与正义

  

   按照元价值学的语义分析,在现实生活里,与可欲之“善”有别的“正当”其实是从“诸善冲突”中产生的:当若干个“好”东西相互抵触、不可得兼的时候(就像我们熟悉的“鱼和熊掌”、西方经济学喜欢讨论的“黄油和大炮”等案例那样),人们只有通过有得有失的权衡比较,以放弃其中的某种善、并且遭受由于缺失这种善而生成的对应恶为代价,才能实现另一种善,从而在遵循“人性逻辑”从事“趋善避恶”的行为时,陷入“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状态”:在达成某种好东西的同时,又不得不忍受某种坏东西。由此才决定了人们在诉诸“善恶好坏”的标准之外,还要诉诸“是非对错”的标准:如果一个人通过权衡比较,觉得某个行为为了达成目的善付出的代价恶“可以接受”,他就会认为这个行为是“对(正当)”的;反之,如果他觉得这种代价恶“不可接受”,他则会认为这个行为是“错(不正当)”的。

  

   进一步看,“权益(rights)”概念正是将“正当(the right)”概念本身的这种“防止人的行为在诸善冲突中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之恶”的核心语义运用到了社会生活的伦理领域,旨在防止人的行为在人际冲突中给人们的角色身份(人伦名分)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之恶:如果一个人通过权衡比较,觉得某个行为给自己或他人的人伦名分带来的伤害之恶“可以接受”,他就会认为这个行为在道德上是“正当(对)”的,自己或他人拥有从事这个行为的“权益(正当资格)”;反之,如果他觉得某个行为给自己或他人的人伦名分带来的伤害之恶“不可接受”,他则会认为这个行为在道德上是“不正当(错)”的,侵犯了自己或他人的“权益”。[1]例如,假设张三当着你和我的面吸烟。如果我觉得他这样做对我的人伦名分造成的伤害可以接受,哪怕我受不了烟熏的味道,我也会认为他的吸烟行为属于他的“权益”;但如果你觉得他这样做对你的人伦名分造成的伤害不可接受,即便你承认那点尼古丁不会对你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你还是会认为他的吸烟行为侵犯了你的“权益”。如此将“正当”和“权益”的语义都归结为“可接受性”,无疑会赋予它们浓郁的主观意志内涵;然而,这不仅与“可接受性”一词在当前人们的言谈中日渐流行的语用趋势恰相符合,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究它们与所谓“自由意志”之间的哲理关联。

  

   澄清了“正当”与“权益”的语义绵延,我们就能进一步说明“正义”与它们的内在联系了。众所周知,古汉语的“义”字主要具有“宜”的原初语义,如《中庸》曰“义者,宜也”;《说文解字》解释说“宜,所安也”,则从“适宜使人安心”的角度,指出了它与“正”、“是”等字同样具有的“可以接受”意蕴,亦即《汉书·公孙弘传》强调的“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所以,中国哲学早就把“正”与“义”连在一起了,像《墨子·天志上》曰“义者,正也”,就是如此。至于《管子·心术上》曰“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儒家主张“礼义”、“君臣有义”等,又进一步折射出“正义”与“正当”之间既相通又相异的微妙关系:如果说“正当”更强调就一己个体来说不但“可以接受”、而且属于“当务之急”的一面,“正义”则更强调就人伦关系来说不但“可以接受”、而且属于“务必之义”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语境里也有类似的现象:首先,“允许排除了不义(Volenti non fit injuria)”的格言,就清晰地把“justice”与人际关系中的“可以接受(同意、允许)”直接联系了起来;其次,“right”与“justice”在现当代哲学里也往往被当成近义词来使用,主要的区别正如斯坎伦所说,仅仅在于“right”的含义“比justice更广泛,justice特别与社会制度相关。”[2](P7)[①]

  

   有鉴于此,都偏重于人伦领域的“权益”与“正义”的直接相通,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事实上,按照《说文解字》有关“正”字“一以止”的语义诠释,如果说“正当”是在诸善冲突中为人们划出了一条旨在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行为底线,那么“正义”和“权益”则可以说是内在合一,都试图在人伦冲突中为人们划出一条旨在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道德底线,要求人们在这条底线面前止步,不可随意侵犯自己或他人的人伦名分。[3] 所以毫不奇怪,从肯定性的视角看,当前许多思潮都站在各自的规范性立场上,把维护人们在各种人伦名分下享有的“权益”当成了自己认同的“正义”理念;从否定性的视角看,任何人觉得自己在“权益”方面受到了侵犯,也会生成指向侵犯者的“义愤”,以致“正义感”与“权益意识”总是难以分离的。相形之下,如果只是在与人伦名分无关的单纯“利益”方面,由于他人有意图的权衡比较、取舍选择之外的其他缘故遭受了不可接受的损害之恶(比方说因为纯粹的自然灾害、他人的无心之过而给自己的健康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受害者虽然也会“心怀怨恨”甚至“无比恼火”,却通常不会觉得“义愤填膺”。美国法学家艾伦·德肖维茨新近提出了“权益源于不正当(rights from wrongs)”的主张,引起了学界的注意。[4] 其实在中国,墨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指出:偷盗财物、杀害无辜都属于道德上的“不义”行为(见《墨子·非攻上》);尽管其中没有运用现代的“权益”概念,但就其实质性的理论内涵而言,同样清晰地把侵犯人们“财产权和生命权”的行为看成是突破“正义”底线的“不义”举动了。

  

   综上所述,从语义分析的视角看,“正义”的实质就是防止自己和他人的“权益”在人伦冲突中受到“不正当”的侵犯。当然,正如刚才提到的那样,在现实生活里,不同的人认同的具体正义理念往往是彼此不同的,集中表现在他们试图维护的具体权益彼此不同,像自由主义看重“人权”,女权主义看重“女权”,动物保护主义甚至看重“动物权益”等等。不过,规范性维度上的这种千差万别,不但无法遮蔽、相反还恰恰彰显了“正当”、“权益”与“正义”之间在元价值学和元伦理学维度上的语义相通和哲理绵延;而通过考察这类语义相通和哲理绵延,进一步解释规范性维度上的种种具体现象,正是元价值学和元伦理学的头号理论使命。

  

   二、正义、政治与权力

  

   当前学界围绕“政治”概念给出的界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将它与“正义”概念直接关联的见解却比较少见。[5](PP4-16)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方面,先秦典籍多次出现、在《说文解字》里则成为经典诠释的“政者,正也”,特别是《墨子·天志上》说的“义者,政也”,已经为本文试图论证的下述定义奠定了元伦理学方面的语义基础:所谓“政治”,就是人们旨在获得和运用能让自己认同的“正义”理念在公共生活里得以实施的强制性“权力”,以求在人伦冲突中防止自己和他人的“权益”受到不正当侵犯的行为领域。不难看出,这个界定已经包含着其他界定同样强调的“公共生活”、“人际冲突”、“利益调和”、“权力关系”等重要内容了,而其独特之处则在于把与“权益”直接相关的“正义”视为“政治”的核心要素。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说这个界定比其他的界定更准确。

  

   其实,在一段“审稽古之‘治’为‘政’”的论述中,墨子已经揭示了他为什么宣布“义者,政也”,将“正义”视为“政治”的核心要素的内在奥秘了: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墨子·尚同下》)

  

   不难看出,墨子在此先是指出了原始人在规范性维度上各自拥有不同的正义理念、以致因此相互争斗的事实,然后又陈述了当时人们为了克服这类人伦冲突“选择贤者”,以求通过“总天下之义”的途径实现“天下治”的努力,由此揭示了“尚同一‘义’之可而为‘政’于天下”的内在机制。不幸的是,不少现代学者将这种“尚同一义”的见解说成是“专制主义”,既没有看到墨子自己在规范性维度上倡导的是“兼爱非攻”(亦即“不坑害人”)的“公义”标准,也没有察觉到这段话在元伦理学维度上恰恰是围绕政治生活在原始社会里如何生成的历史机制所展开的一种实然性描述。此外,后来荀子从“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的前提出发,推出“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的结论(见《荀子·礼论》),其实也是以与墨子相似的方式,强调了儒家倡导的规范性正义理念(“礼义”)在“先王”调解人际冲突的管治活动中所发挥的统辖效应。

  

诚然,西文的“政治”一词(如英语的“politics”等)源于古希腊语中意指“城邦”的“πολι?”,最初偏重于强调城邦公民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性管治行为,后来又彰显了与“国家”以及“权力”的内在关联,因而不像中文的“政治”一词那样,在文字构造上就与“正义”直接相关。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柏拉图《理想国》有关城邦政治的大量讨论,恰恰聚焦在怎样才能确立“正义”的主导地位,以确保三大等级各司其责、互不伤害的问题之上。此后,不仅霍布斯精心描述了从“人对人开战”的“自然状态”进展到众人签订“正义”的契约把“权益”让渡给统治者的演变历程[6](PP92-122),不仅休谟主张“社会中的各种冲突以及人们在利益和自爱方面的各种对立,迫使人类确立正义的法则,以维系相互协助和相互保护的优势长处”[7](P114),而且直到罗尔斯也依然将“正义”看成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8](P3),都承认了“政治”与“正义”之间的哲理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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