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晶:贫困者的社会流动瓶颈

——教育差异与自我淘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0 次 更新时间:2016-11-18 09:31:48

进入专题: 贫困者   社会流动  

徐水晶  
学生有严重的厌学情绪和营养不良。另一类是农村的小规模学校,在乡镇以下有很多村小教学点,因为太偏僻,离最近的中心学校还有很多路程,尤其是山区、草原和牧区等地广人稀的地方。学生规模很小,一般只有120人左右,3、5人也有。由于学校规模太小,没有投资和规模效应,所以政府很难进行硬件维修和改善,也难以配备教师,学科的齐全、教师的配备都有问题。根据2010年教学统计,乡镇以下的村小教学点,全国还有6万多所。这些学校集中的是农村底部最弱势的家庭和人群,他们没有能力进城上学,进镇上学。〔16〕由此可见,这部分群体的子女考上大学进行社会流动的几率也相当小。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当然可以选择通过教育实现向中上层社会流动,媒体宣传中经常有逆袭社会的案例。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这一点在所有国家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17〕但是,农民或农民工及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较低,也意味着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改变社会地位从而改善生活条件的几率相当低。威利斯早在1970年左右就开始观察底层的少年,发现在他们成年之际,站在人生的分叉路上时,“做工”成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选择。〔18〕无论是在当代西方还是中国社会,以农民和劳工为主体的底层群体的社会地位再生产和固化,都构成了主导性的社会流动方式。〔19〕

   在教育机会日益平等化的背后,是教育质量的分流:优势群体的子女更易进入名牌大学和科研院所深造,而底层群体的子女则更倾向以非学院式的技能教育为学业终点。就像人们对贫困的看法存在很多矛盾一样,更多人认为不能上大学,学生自身不够努力是问题的一方面,教育体系乃至社会体系也同样值得检讨。

   (二)贫困者的教育期望差异与自我淘汰

   人的认知来源于客观,因此客观的社会环境以及分层机制必然会影响个人的主观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阶级地位是其阶级意识的决定因素。很大程度上,人们的自尊、抱负和期望是由他们在社会中相对于其他人的位置塑造的。

   贫困家庭的教育机会获得存在客观上的障碍,如受到国家教育分流机制、城乡二元壁垒、地区经济差异、文化传统和习俗、社区环境及邻里关系、家庭资源匮乏,以及其他各种政策法规的不合理性的限制。但是,贫困家庭在主观愿望上的“教育放弃”以及“自证预言”是影响其教育获得的关键因素,前者指对获得高学历期望过低而放弃努力,后者指对学业成就期望过低然后导致现实中的学业平庸。父母和子女对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的过低预期相互影响,最终导致过低的期望与平庸的现实趋于一致。期望是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概念,教育期望与学业成就互相强化,不仅反映学生对自身能力的判断与信心,也能加强学习成就和职业成就的获得。因为主观的自我认知、学习态度、学习动力、学习策略会直接影响客观的学习成绩,而学习成绩是进一步获得教育机会的核心指标。

   瑞士学者贝尔奴提出了“制造理论”这个激进的观点,他认为学业失败是在教育机构组织教学的过程中诞生的,学校建构了学业成败的标准,并专断地以这种标准区分出学生的水平和能力,给差异性的学生贴上了一致的“外在成就标记”,而被认定为学业成就低的学生,其真实能力与教育期望也将越来越低。〔20〕

   中国社科院的陈旭峰博士在2012年进行“农村教育发展研究”调研统计分析后发现,个人年收入在0.5-2 万元的农民比在0.5万元以下的农民对子女教育期望高1.351 倍,2万元以上个人年收入的农民比 0.5万元以下的农民对子女教育期望高 2.502 倍,农民个人年收入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同时,缴纳保险的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要高于没有缴纳保险的农民。遇困难先向“弱关系”求助的农民对子女教育期望要高于遇困难先向“强关系”求助的农民。拥有书籍较多的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要高于拥有书籍很少的农民。〔21〕由此,再次证实了相当一部分贫困者的教育放弃并非是能力低下以及个性懒惰,而是贫困文化导致对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期望脆弱。

   教育的不公正现象不仅仅指客观条件上的教育机会获得、教育资源分配等差别,个体乃至家庭在教育认知、教育期待、成就期望上的主观差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各个阶层存在环境差异和文化差异,尤其是文化差异主导着其对教育的认知,教育选择还是教育放弃内生于各个阶层对教育的不同的认知。因此,威利斯才发现,在面临“升学”与“做工”的抉择时,底层的家庭往往选择了“不愿升学”而选择“做工”,而在教育成就上进行了自我淘汰。

  

三、贫困者“自我淘汰”中的理性与无奈

   “延迟满足”能力是指人们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克制立即获利的欲望,放弃眼前暂时的诱惑。最常见的案例是接受教育,人们在接受本科、硕士、博士教育时,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和将来更大的成就,人们选择延迟立即就业带来的金钱和成就等满足。贫困家庭的子女常常选择及时就业,被诟病为目光短浅,缺乏延迟满足的能力。然而,事实是贫困者会对现实进行判断,当发现延迟满足并不能带来期望的回报时,他们会选择理性放弃。德拉•费佛在解释“延迟满足”概念的同时增加了“期望”与“容忍”两个互动的概念。他认为贫困者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的环境而主动降低自身期望,现实教会他们容忍低于首选行为的做法。〔22〕以教育期望为例,贫困阶层的价值体系观点认为现实中(在贫困的环境下)获取大学教育机会渺茫,因此,他们能够容忍并且接受这个结果,转而为了低一些的目标如读完高中或职业学校而努力。

   贫困者的主观能动性与“自我放弃”策略都解释了“为何不愿升学”的问题。如学者周潇所论述:农民家庭子女教育机会的丧失不仅是教育竞争的淘汰后果,有时也是农民家庭“理性决策”后的主动放弃。〔23〕一方面教育收入回报率不稳定,而同时,经济发达的城市中体力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延期满足的长期前景渺茫,但是“做工”的短期回报诱人,贫困者的“自我淘汰”是一种对现实衡量后的理性选择。据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和农民工的工资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农民工的工资上升幅度较大,而大学生起薪相对缓慢,最终两者趋近,相差无几。很多弱势阶层家庭的家长考虑大学教育的成本上升和大学毕业后就业收入的降低,便放弃让子女进一步接受教育。〔24〕而残酷的现实显示,首先,虽然连续几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在上升,但是,近两年已经开始显示农民工的饱和状态,加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必然是一大批低学历的工人失业。其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员的工资的增长率和工作稳定性会远远大于农民工。

表2大学毕业生月起薪与农民工工资比对表〔25〕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提高个人的收入。教育的收入回报率,指每增加一年或者一个阶段的教育带来收入提高的百分比。教育回报率影响家庭和个人的教育投资决策。预期的工资水平对贫困家庭选择继续接受教育还是直接就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调查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巨大,农民工的总体教育回报率呈现降低趋势。罗忠勇利用2008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数据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4.4%;张世伟等利用2005、2006年的数据计算出吉林省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为4.55% ;张泓骏、施晓霞利用 1999年农业部在河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浙江六个省农村地区的住户调查数据,估计得到外出打工人口的教育回报为5.36%;戎建利用2004 年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来自22个省份的农村调查数据,得到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为4.77%;多数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低于城镇职工。〔26〕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莊亦琦使用2008年“中国与印尼农民工调查”(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and Indonesia,RUMICI)中的中国农民工与城镇居民资料数据,其中包括了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河南、湖北、重庆以及四川,农民工样本8446个,城镇居民样本14683个,样本总量23129个。探讨了中国城镇劳动市场中,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薪资差异和可能的歧视。实证结果表明,两大群体的薪资差异中,只有30%-34%是可经由禀赋因素差异所解释,有66%-70%为未能解释部分,即存在可能的歧视现象。农民工作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就业、薪酬等方面遭受的差异性待遇,不仅损害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更会带来所得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虽然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持续增加,但与城镇居民之间平均收入的差距却在逐年扩大。〔27〕

   威利斯在他的著作《学做工》中细致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子女“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的现象,这是一种放弃通过教育进行社会流动的“自我淘汰”(self-disqualification),表象上看是一种自愿从事体力劳动的意愿,但是,威利斯在解释“为何他们(工人阶级子女)自己要那样”时认为是一种“文化生产”(culture production)。〔28〕父母不仅传递给子女生理特征,各种社会特征如学业成就、事业成就、社会地位等都会在日常的生活和沟通中代际传递下去。

  

四、对贫困者的教育救助

   对贫困者的帮助不能是政治强制,低保并不能真正改善贫困家庭的境遇;也不能是道德强制,慈善捐赠只能起到社会再分配的补充作用。真正的脱贫应该关注能够有效撬动贫苦家庭穷困命运的支点:教育、医疗、就业培训等。最有效的脱贫是帮助贫困者养成具有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

   很多人由于贫困而不能享受教育带来的利益,花费时间、精力、金钱接受教育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但是,当他们变得比较富裕之后,他们会对比环境,比较自身竞争劣势,而越来越重视让子女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提高子女将来的就业竞争力。因此,贫困者对教育的放弃,其实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公共政策应该帮助贫困的人们,而非贫困地区。市政府的职责不是为根本无法弥补成本的建筑或铁路项目提供资金,而是关爱居民。一个能够为这座城市提供更好的教育以便他们能够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机会的市长是成功的。”〔29〕政府除了应该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的教育投入以外,还应该帮助贫困家庭提高其文化资本,加强自身的抗逆力,有利于其后代的社会流动。

   (一)提供交流的便利——扩大贫困家庭的互动沟通

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并不能直接提高子女的学业成就,但是通过亲子沟通、家长与学校的沟通、家长之间的沟通,以及家长与社会机构之间的沟通,各种资本力量可以渗透到学生学习和成长环境中。例如父母对教育的态度、对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的认可、对学习资料和学习活动的投入都会影响子女对学校教育和学业表现的信念;同时,父母因人力和文化资本的不同所表现出的沟通能力、沟通质量、沟通角色的差异等都会影响儿童对学习和教育的兴趣和看法,而直接与学业有关的亲子沟通则更是直接体现父母文化资本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贫困者   社会流动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分层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172.html
文章来源:《学术界》2016年第9期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