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隐娘》作者考

《聂隐娘》是读者较为熟悉的唐代传奇小说。小说的主角女侠聂隐娘，隐身遁形、刺鹰隼、决虎豹，种种作为，且不说对后世武侠小说在写法上产生何种影响，甚至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的名字——“妙手空空儿”，至今在人们生活中仍还作为熟语使用。可是，这篇小说的作者是谁，却留下疑问。

60年代之初，我曾因写论文《裴铏及其〈传奇〉》的需要，将散见于几部类书中的《传奇》散篇辑出，成一部辑佚稿。辑稿的各篇，除校注外，又都有近似于“解题”的简要说明。辑稿交给某出版社，因为稿本不足十万字，社方考虑的是市场需要，建议再稿一本内容近似的，我又辑了本《潇湘录》。后来，出版社多次搬家，主管和编辑又几经变动，那部在尘封中的《传奇》辑稿，大概被作为废纸处理掉，可谓无疾而终。

这部《传奇》辑稿中，虽然也列入《聂隐娘》，但却仅仅作为“附录”，以示区别。因为，通行的说法为裴铏作，然而，据我所接触的资料看，说是裴铏作疑点很多。《聂隐娘》的作者，历来就不确定。以往编录小说的各种书籍，凡入编这篇小说的，作者署名十分杂乱，归结起来共是四说：

其一，郑文宝说。《古今说海》（［明］陆楫编）“说渊部别传家”类，收有《聂隐娘》，作者署：“唐郑文宝”。《旧小说》（吴曾祺辑，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从之。以上几种书，为什么《聂隐娘》作者署郑文宝，都没有说明任何来由。而且，今人也已经无从看到此说的来由。

不过，无论来由如何，此说很难成立。从郑文宝个人状况看，可以肯定那是讹传。其理由是：郑文宝生于五代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为由南唐入宋人物。而《太平广记》的编纂，开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次年告蒇。这时的郑文宝，才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按《太平广记》的编辑体例，他的著作还赶不上入编。据记载，当时也是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希望这部大型类书能入编他的《稽神录》，曾托人向主编李昉表示这一意向。可是，李昉以此书不收时人之作的理由谢绝。虽然这只是应付徐铉的话，也不是郑文宝的事，但却说明一点，《太平广记》不入编时人作品是明确的。而且，论年资，郑文宝远逊于徐铉，《太平广记》不收他的著作，是确定无疑的了。就此书今天流传本的篇目看，入编的，虽然也有宋初人的作品，但都不是时人如徐铉郑文宝等之作。今《太平广记》收有《聂隐娘》，遂从侧面证明，这篇小说的作者，不可能是《太平广记》编纂时在世的郑文宝。

其二，段成式说。《无一是斋丛钞》（清，辑者佚名）收《聂隐娘》，作者署段成式。段成式是晚唐诗人，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时称三十六体（三人的兄弟辈大排行都是第十六）。他也写过不少笔记小说，有小说集《酉阳杂俎》。后来有人编了本《剑侠传》，收剑侠小说数篇，其中有《聂隐娘》，编者嫁名段成式。中国古代，编与撰二字往往混用，编者也书写为“某某撰”。此后，人们再于《剑侠传》选取篇目另编他书时，即一概署名段成式。此为《聂隐娘》作者讹传成段成式的缘由。故，是说也是讹传的结果，同样是不可信的。此外，《绿窗女史》（明秦淮寓客辑）也收有《聂隐娘》，作者署名，因版本不同而有异，有署段成式，也有署郑文宝。其不足信已如前述。

其三，裴铏说。近年来此说十分流行。可能是由于最初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选此篇，署名裴铏。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未收，汪编是影响很大的唐代传奇选本，各篇的作者署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于是，新出版的各种文言小说选本，凡入编《聂隐娘》的，作者一概署名裴铏。此外，学人论著凡述及这篇小说时，亦大都以确定无疑的口气，说裴铏的《聂隐娘》如何如何。似乎，《聂隐娘》的作者为裴铏，已成定论。

其实，说这篇小说是裴铏之作，依然是有疑问的。此说的根据是李昉《太平广记》（卷三二六）收这篇小说，篇末注其出处，曰：“出传奇”。《传奇》是晚唐小说家裴铏的小说集，这就是近人大多认定《聂隐娘》作者是裴铏的来由。但却是唯一的孤证。

由于《太平广记》中《聂隐娘》篇末的“出传奇”一语，大得近人信从。因这个特殊原由，故在这里有必要多用一点笔墨，考察裴铏及其小说集《传奇》的一般状况。

裴铏为人们熟知的唐末小说名家，他的小说集中，颇有几篇佳作，而且亦有武侠题材的《昆仑奴》等。惜《传奇》原本已佚。惟其中若干篇，分散入编于《太平广记》《类说》诸大型类书中。今人只能就这些类书见到各篇，约略测知《传奇》的概貌。《传奇》各篇的作者，本身问题也是十分复杂，有的别署作者，亦有他作杂入，《聂隐娘》即他人之作，说另详下文。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出过一个《传奇》辑佚本，辑者下过功夫，找回几篇误传为他人之作的裴作，但《聂隐娘》也未作区别。

今人系《聂隐娘》作者为裴铏，依据的是《太平广记》篇末注。而《太平广记》作为一部大型类书，对保存中国宋代之前的文言小说，其资料价值，为世人所公认。可是，此书各篇的作者署名，却不能说是绝对可靠的。这里仅举卷一百五十二《郑德璘》为例，此文的篇末注为“出德璘传”。而《郑德璘》原为裴铏《传奇》中的一篇，这条注中透露，入编《太平广记》的各篇，所据并非《传奇》原本。此外，亦还不排斥其他环节致讹的可能。虽然这只是一般而论，但却由此说明，《太平广记》各篇的作者署名，是很复杂的，更不能说就是铁证，仍有可另作探究的馀地。

既然，说《聂隐娘》是《传奇》中的一篇，那么，将《聂隐娘》与《传奇》中凡可确定为裴铏之作的各篇联系起来考察，无疑是必要的。一经联系，至少可以发现如下的疑点。

可疑者一：风格特点独异。

裴铏《传奇》各篇：有一个明显的风格特点，或者说，唐传奇中他有一种独有的写法。这就是他写女子，都有一段外貌描写。如果是一般的写人物外貌，别的作家也有的。裴铏却有他独特的写法，很值得注意，这就是：他每写女子，总是设置一个特殊的环境背景，以突出人物的风神姿态，相当于戏曲舞台上的角色“亮相”，或影视中的“特写”镜头，故人物形象都十分鲜明。

今举最显著的《裴航》为例：书生裴航进京赴考，路过蓝桥驿时，因渴向道旁一家求浆。小说女主角云英，从帘下递出一碗浆来。裴航只看见那持碗的手莹白如玉，按捺不住一睹她的面貌风采，蓦地掀起帘来。于是，云英在那莽撞的猝然举措下，美丽外貌和娇羞神态，悉落裴航眼中。此外还有《昆仑奴》中的红绡女，赴约的崔生于户外看窗内红绡女的风姿神态。《郑德璘》中的韦氏女，于船窗垂钓，郑生隔窗窥其美艳，《孙恪》中的袁氏，《张无颇》中的广利王女，《文箫》中的吴彩鸾，《封陟》中的仙女，等等，无不如此。实际上，这是借作品中人物的目光所及，以凸显女性主角的神情风姿，是裴铏独有的笔墨运用方法。

如果仅某单篇有此一例，也许是出于偶然。可是，检视《传奇》中的所有女子形象，都用这般写法，因此，可以说那是裴铏描写人物的惯常手法。而今，唯独于《聂隐娘》中见不到这种笔法。而这篇小说非三言两语的短制，论篇幅，足可与《昆仑奴》《郑德璘》《裴航》等相埒，小说故事情节亦甚曲折。小说女主角聂隐娘为青年女子，照裴铏写女性人物的习用作法，当亦有一段特殊背景凸显她的姿态风神，而今此篇连一般外貌描写都不着一字。为什么《聂隐娘》有舛裴铏一向描写女子形象的笔法，这一例外，不能不引人怀疑，这篇小说不可能是出于裴铏之手。

可疑者二，地域独异。

《聂隐娘》故事的地域背景，与《传奇》各篇不符。裴铏小说的地域背景很集中，可归于如下几处：

长安洛阳：

《昆仑奴》《裴航》《孙恪》《薛昭》《封陟》《萧旷》《卢涵》《宁茵》《王居贞》，此外，还有长安附近的《韦自东》（太白山），《江叟》（河南阌乡）。

五原：

《曾季衡》《赵合》。

湘汉：

《郑德璘》《樊夫人》《元柳二公》《陶尹》《高昱》《马拯》《文箫》（钟陵），《周邯》（自蜀中至江陵）。

广州附近：

《崔炜》《张无颇》《陈鸾凤》《金刚仙》《蒋武》。

蜀中：

《许栖岩》《周邯》。

建业及附近的维扬：

《颜浚》《邓甲》。

从这个粗略统计看，《传奇》各篇故事的地域，集中于上述五六处。考之裴铏生平经历，这几处都是他生活活动过的地方。长安和洛阳，为唐代的首都和东都，当时由科举入仕的人，来往于两京之间及附近各处，是十分正常的。裴铏最初入仕，在静海节度使高骈幕府，为掌书记，静海节度使任所在广州。后来官至御史大夫。据计有功《唐诗纪事》载：“乾符五年，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活动地为蜀中。

从这些最简单的资料看，长安洛阳，广州，蜀中等处，都与他生平活动有直接关系。其馀几处，如湘汉地区和建业附近，虽然看不到裴铏在这几处有生活活动过的记载，但小说以此为背景，都不是单独出现，与他的生活活动有关，也是可以肯定的。裴铏《传奇》中的各篇，地域如此集中，是可以得到说明的。而《聂隐娘》的故事，发生于魏博陈许间，不仅地域与裴铏生平活动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仅此一篇，显得独异。可见，小说故事所发生的地域，《聂隐娘》同样与裴铏之作归不到一块。

可疑者三，行文构篇不类。

《传奇》中的绝大多数篇目，是从年代到人名开始，然后进入叙述。如《孙恪》：“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昆仑奴》：“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崔炜》：“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向之子也。”《郑德璘》：“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表亲居江夏，每岁往省焉。”《韦自东》：“贞元中，有韦自东者，义烈之士也。”《陈鸾凤》：“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人也。”《张无颇》，“长庆中，进士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封陟》：“宝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等等，举不胜举。可以确定为出于《传奇》的，约二十馀篇。几乎都是这种先年代，后人名，再进入叙事的结构，用法十分频繁。而《聂隐娘》的开头：“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女也。”这是史传文学格局。虽然这种笔法于唐传奇中亦颇常见，而《传奇》中也偶有用过，但那都是摘要，可能经后人动过，而《聂隐娘》很完整，与裴铏的习惯笔法显得格格不入。

此外，尚须一提的大型类书《类说》，编者曾慥，两宋之交人，此书的编辑体例虽然较为特殊，对入编之作删节过多，有的甚至只有一则摘要式转述，但成书时代较早，入编各书包括何种篇目，却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今流传本的《类说》（卷三十二），收有《传奇》，未署作者名，包括小说二十二篇，比较全。《类说》成书于南宋高宗绍兴中，收小说的分量较重。如果《聂隐娘》在南宋初年存在于《传奇》中，编定《类说》时，此篇当亦见于是书的《传奇》卷，今却无此篇，而另见于《渔樵闲话》。《渔樵闲话》各篇，不署作者名，全书的编者署名苏轼，当亦为假托。虽然这不是小说作者的直接说明，但亦可作为旁证，说明《类说》编辑时代《传奇》中无《聂隐娘》一篇。

以上各项，如果单独出现，可以解释为偶然现象，如今合凑在一起，这就有理由怀疑，《太平广记》所收的《聂隐娘》，篇末“出传奇”一语，作为作者是裴铏的唯一依据，必于某一环节上有所讹误。也就是说，《聂隐娘》不大可能是裴铏的作品。

既然，这篇小说的作者不大可能是裴铏，前面的郑文宝、段成式二说，又都不大可信，那究竟是谁呢？剩下的就是第四说：袁郊。

袁郊是晚唐小说家，作有小说集《甘泽谣》。而《甘泽谣》原本亦已佚，今流传本系明人杨仪的辑佚本，收小说九篇，其中有《聂隐娘》。

袁郊《甘泽谣》中有《聂隐娘》一篇，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或许，这是由于今流传的只是个辑佚本。而且，有人还对这个辑佚本一口否定，如清人周亮工，说：“或曰《甘泽谣》别自有书。今杨梦羽（按，杨仪字梦羽）所传，皆以他书抄撮而成，伪本也。或曰梦羽本未出时，已有以钞《太平广记》二十馀条为《甘泽谣》以行者，则梦羽本又赝书中之重儓也。”（《书影》卷一）杨梦羽的《甘泽谣》辑佚本既被说得如此一无是处，人们又过于信从周亮工的说法，于是，对《聂隐娘》为《甘泽谣》中一篇的事实，也就不予注意了。

周亮工上述的说法，是不是有何种根据？曰：不见得。

《甘泽谣》原本状况，宋代文献学大家晁公武和陈振孙，于各自的著作中都曾有所著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下）载：

《甘泽谣》一卷，唐袁郊撰。载谲异事九章。咸通中久雨，卧疾所著，故曰《甘泽谣》。

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

咸通戊子（按即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自序，以其春雨泽应，故有甘泽成谣之语以名其书。

晁公武和陈振孙目验并著录的，当是袁郊的原本。晁陈二氏为南宋人，其书为中国目录学史上公认的权威之作，后世称目录学为“晁陈之学，”亦正因为二人之作的准确严谨。晁志谓《甘泽谣》九章，今杨仪辑本，包括小说九篇，篇数与之完全相符。杨仪辑本所缺的，是袁郊的“自序”。没有于他处发现，即以付阙处之，这也是辑佚的正规作法。

周亮工说的话，且不说都以“或曰”打头，那完全是“道听涂说”的口气，没有任何切实的文字依据。而仔细推究，所谓“抄二十馀条”云云，说明他连《太平广记》收《甘泽谣》几篇，都不甚了然。至于《甘泽谣》原书究竟多少篇，他更一无所知。可见，周亮工的说三道四，纯粹是想当然的信口之语。因此，他对杨仪辑佚本持否定态度，有多少可信成分，须得打个大大的折扣。

杨仪其人，是明嘉靖五年进士，官兵部郎中，山东按察副使，晚年退居原籍江苏常熟，以读书著述自娱。他也是明代的著名藏书家。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常熟府志》曰：

仪字梦羽，嘉靖五年进士，山东副使。移病家居，惟以读书著述为事，构万卷楼聚书，其中多宋元本。

又陶贞一《虞邑先民事略》曰：

杨仪字梦羽，家居以读书著述为事。构万卷楼，聚书其中，多宋元旧本及名人墨迹，鼎彝古器之属，不可胜数。

杨仪是这样一位拥有“万卷楼，多藏宋元旧本”的藏书家，出于他之手的这个辑佚本，当亦有所本，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在文献学史上，还没有辑佚本是无中生有的先例。历代的藏书家中，将自己所收藏的善本珍本付梓，以与天下读书人共，也是藏书家的优良传统。浙江宁波天一阁的范钦，山东聊城海源阁的杨绍和，江苏常熟汲古阁的毛晋，许多大藏书家，都是于此中作出贡献。杨仪藏书规模，虽然不及上述几位大家，奉行这一优良传统，当是一致的。所以，今人没有理由忽视杨仪的辑佚本。

杨仪的这个辑佚本，共九篇。而《太平广记》收《甘泽谣》，即篇末注“出甘泽谣”的，一共才八篇，除《聂隐娘》外，二者完全一致。而《聂隐娘》系于裴铏，又有上述的诸多不协处，就杨仪个人状况看，他的辑佚本中有这一篇，而且文字与《太平广记》本有明显差异，盖当别有所本。如说是为一空傍依，凭白拉到《甘泽谣》中来，亦不合常理常情。因此，后人惟周亮工了无文字依据的误说是从，完全置杨仪辑佚本于不顾，实非治学的客观态度。

那么，袁郊是否就是《聂隐娘》作者？只能说最大可能而已。疑点也是存在的。这倒不在于今天流传的《甘泽谣》只是个辑佚本，更不是周亮工那些想当然的否定，而是另有疑问。

几年前，我指导一位学生写毕业论文，选题是《一位音乐家的小说》，说的就是袁郊的小说。今杨仪辑佚本中的小说九篇，八篇都谈到音乐，唯独这篇《聂隐娘》不及音乐问题。说《聂隐娘》为袁郊之作，仅此一异，虽不能为否定的绝然依据，但亦不能说不是个疑问。

总之，《聂隐娘》的作者是谁，杨仪辑佚本吾人应重视，但亦非百分之百的铁定。而一向流行的说法裴铏，则更为不可能。这篇小说作者究竟是谁，仅陈如上历来诸说及疑问，以待博雅君子深入探究之。

《虬髯客传》本事考

唐代传奇《虬髯客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文言小说。特色显著，但也留下一些需要探索的问题。

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到唐传奇时代，小说创作的种种艺术手法，都已大致具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至此完全成熟。虚构手段，已是有意识地运用，这便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的“作意好奇”。就这一点说，《虬髯客传》正是小说艺术已臻成熟的标志。

小说与史传，本来有各自的分野。可是，中国小说的最初发源，与史传文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的小说观念，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都以真人实事为尚，形成了中国小说自身的特殊传统。因此，涉及某些历史人物的著述文字，究竟是历史上真人的活动实录，轶事纪载，抑或是文学创作，往往殊难辨别。而取材历史人物传记资料的小说创作，有时候，既有某种史料依据，却又少不了虚构，更是真真假假，纠缠在一起。《虬髯客传》不仅真假揉在一起，而且更为复杂。

由于中国小说有其特殊传统，不大去分辨何为生活真实，何为真人实事，文学创作与史传，一向纠缠不清。《虬髯客传》中出现李靖和杨素等历史人物，故我们将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作一番联系考索，由此探究这篇小说的本事，就不算是多馀的了。

历史人物李靖，为唐初名将，两《唐书》有传。据《旧唐书》（《列传》第十七）载：“初，（李靖）仕隋为长安县功曹，后历驾部员外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皆善之。素尝拊其床谓靖曰：‘卿终当坐此’”由此说明，李靖在仕隋期间，杨素是颇为看重他的。

在李唐皇朝建立之初，主要是唐太宗在位时代，李靖功勋赫赫，封为公爵（卫国公）。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下诏，画李靖等二十四功臣像于凌烟阁，确是一位不凡的人物。

李靖一生的活动，又很富有传奇色彩，故正史之外，笔记杂俎之类，涉及他的很多，既有他轶事传说的记载，又有仅取其事迹为素材，作为幻想虚构加工的小说。而这诸多关于李靖的文字，无论是纪录真事，还是小说创作，与李靖其人都有某种联系，唯独这篇《虬髯客传》，则十分特殊。

在这篇小说中，用于写李靖的笔墨分量很重，可以说是实际主角。小说中所编织的情节故事，与历史人物李靖的事迹，或早期关于李靖的轶事传说，相去都甚为遥远，几乎都看不出何种直接关系。如果与李靖一生实事相比，也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联系。

如小说中写李靖是一位兵法家。但又说他的兵法是虬髯客所传。又，他虽然为唐太宗李世民重用，那是在李唐皇朝建立之后。征之于正史，李靖原先却是隋臣，大业中，曾向炀帝上书，请诛李渊，入唐后几乎送命，因李世民惜才而救下来，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而小说中说他追随李世民，是在唐皇朝的建立之前，即李世还是太原公子时代。尤其是小说的最基本情节，杨素家的红拂女夜奔，与早期的李靖传说，更见不到任何有关记载。

这篇小说产生的时代，上距李靖活动时代已相当遥远。因此，许多当年盛传的李靖轶事，或者变了形，或者张冠李戴。而这篇《虬髯客传》，从种种迹象看来，正是别人的轶事移到李靖身上。或者说，这篇小说中，不过是借李靖这位历史人物的名字，然后进入虚构而已。

小说女主角红拂，系杨素府中的侍女。这个基本情节，联系历史人物杨素的生活状况看，红拂夜奔事，当有某种依据。据载，当时杨素后房姬妾侍女，多至千人。时杨素年事已高，旁边关锁上千名年轻女子，出现“红杏出墙”的事，当亦可以想见。对此，外界自然流传有种种传说。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中写的红拂夜奔，并非空穴来风。

不过，与杨素府侍女有何种情爱瓜葛者，却不是李靖。于李靖，迄今未见任何与此有涉的文字资料，似只是张冠李戴。而确有其事者，倒另有其人，此人就是李百药。刘餗《隋唐嘉话》（卷二）有一条很可注意的记载，曰：

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隽秀。素意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我意，当免汝死。”后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隋唐嘉话》的记载，与《虬髯客传》的红拂夜奔，虽然情节略有差异，但大体上却有蛛丝马迹可寻。据这段记载，倒不是女主角夜奔，而是李百药进杨素府赴约，且被逮住。杨素饶他一命，而且，索性好人作到底，还把这位女子给了他，并资从数十万。

杨素这般处置，自然考虑到李百药的乃翁李德林。这李德林，在隋“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因二人有这般特殊关系，何况杨素后房姬妾上千，故不便也不必来真格的，那也是官场上常有的处事方式。至于李百药因写得一手好诗，杨素命他当场命笔，对其诗颇感满意，故其冒犯后房不予计较。这当然只是杨素的一种下台阶方式而已。

历史人物李百药本人，原也是隋朝官员。据《旧唐书•李百药传》载：“开皇初，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他父亲李德林与杨素又有那份“共执隋政”的特殊关系，两家有所来往，也是情理中事。当时，李百药才名籍籍，年轻有为，《旧唐书》李百药本传曰：“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雅爱其才，奏授礼部员外郎。”可见他在隋朝，颇受杨素知重。本传中又谓其“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郁，尤长于五言诗。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虽然这是史家综评其一生，但他青年时的个人魅力，亦可由此想见。在女侍众多的杨素府，他得某一女子青睐，与之产生何种情爱瓜葛，进府赴约事，想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此外，《全唐诗》卷四十三，李百药卷，收有《寄杨公》，曰：

公子盛西京，光华早著名。分庭接游士，虚馆待时英。

高阁浮香出，长廊宝钏鸣。面花无隔笑，歌扇不障声。

这首诗题中的“杨公”是谁，无直接资料可资查按，但从诗的内容看，接待宾客，后房歌姬舞女众多，很合杨素的生活状况。而诗中的“公子”一语，给人以青年人的印象，而杨素却已远过青年，似有不合处。其实，春秋时以养士著名的四大公子，都是从青年到老年，公子云云，只是表明他的身分而已，并不表示年岁。据此，则可说明，李百药与杨素之间，因为父辈是同僚这层关系外，也还有其他来往。

以上种种，都可作为《隋唐嘉话》这段记载的佐证。记载本身想有某种事实依据，事件的真实性，当是无可怀疑的。

李百药入唐后，官中书舍人，在太宗朝受命主修《北齐书》，贞观十一年由男爵（安平县男，贞观元年封）晋封为子爵。在唐代初年，他亦非默默无闻的人物。他的轶事，于社会上当亦多有传闻。

原为李百药的事，为什么又传讹嫁接到李靖身上，可能是因为李靖的名气更响，轶事传闻更多。

唐代的笔记杂俎，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语》诸书，有不少关于李靖的记载。如，突厥入侵，李世民用李靖的计谋，变被动为主动，摆脱困境。又如，李靖奉命教侯君集兵法，以及他对侯君集其人的判断。又如，领兵平突厥，洗雪原先朝廷的屈辱，以及此后对北部边疆发展趋向的估计。最后，抱病参与征辽，卒于途中，等等。这些记载，虽不入正史，却大都是实有的轶事。

此外，也有不少可看作是小说，如《隋唐嘉话》（上卷），谓李靖微时过华山庙，诉于神，问位宦所至，出庙时闻大声曰：“李仆射好去。”顾不见人。后来果然官至仆射。又如《续玄怪录•李卫公靖行雨》说，李靖微时，一次于霍山射猎迷路，借宿于一朱门大第。原来他误入龙宫。夜半，天庭下来行雨的命符，时龙宫的大郎、小郎俱外出，托李靖代为行雨。让他骑上一匹青骢马，马鞍前挂个小水瓶，嘱他于马鬃上滴水一滴即可，李靖担心一滴不能解除旱情，连滴了二十多滴，结果平地水深二十多尺，好心办了坏事。故事极尽神奇。又，某御史以计揭穿诬告，为李靖雪冤。这些，则颇有浓厚的说部色彩。

有关李靖的传说一多，在流传中，年深月久，或杂入他人的事，或与他人事相混淆，也都是很常见的。因此，李百药的事讹传到李靖名下，也就不是不可解释的了。

李靖与李百药，还有一种有趣的联系。李靖，字药师，与李百药，姓名仅一字之差，到唐代后期，即《虬髯客传》的创作时代，李百药的事，讹传到李药师身上，写进以李靖事迹为题材的小说中去。有这番从传闻到写作的嫁接，更是有这一偶然又非偶然的迹象可以寻找。

写李靖（药师）的小说，缘何杂进李百药的轶事，盖此为其由来也。

原载：《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泉州)2003年02期第114～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