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乐:毛泽东对孔子评价的转变及其原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4 次 更新时间:2016-11-14 11: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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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乐  
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中共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道德论继续持批判态度。1953年9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批判时任政协委员的梁漱溟时说:

  

   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曾说: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

  

   在这里,毛泽东将孔子和黑格尔、蒋介石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哲学都是唯心主义的,是不可取的。

  

   应该指出的是,从投身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是肯定多于否定,他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孔子曾经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毛泽东便命名他的两个女儿叫李敏和李讷。1956年他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就化用了孔子“逝者如斯夫”的话表达积极奋进的精神。他之反对孔子,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

  

   首先,孔子以“仁”和“中庸”为核心的哲学不符合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李零认为:

  

   孔子办教育、讲学问,这方面的话他喜欢,但他个性强,“温良恭俭让”,不喜欢。斗争环境,爱讲斗争话,他想听这种话,孔子太少。

  

   然而,如果说毛泽东的性格热爱斗争而否定孔子,则未免将问题过分简单化。其实,毛泽东不断强调斗争是因为他需要斗争哲学。王若水指出:

  

   毛泽东是人民的“救星”,人民需要“救星”是因为他们受到阶级敌人的压迫。敌人越多越凶恶,越不能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没有敌人,一旦外敌打倒了,毛泽东就要在内部搜寻新的敌人,搞内斗了。

  

   毛泽东需要斗争哲学,一方面是要利用它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只要敌人尚未完全消灭,人民就离不开他;一方面他又要利用它来消除各种反对派和异己分子,并利用它转移人民因施政失误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最后,他也利用“斗争哲学”,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打倒,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其次,毛泽东批判孔子是为了和政敌划清界限。据匡亚明回忆:

  

   1942年在延安,一度住在杨家岭,有机会和毛泽东同志接触请教。我带着对孔子已形成的“否定之否定”态度和他谈起孔子问题,并举出了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这两段话。前者是说领导人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后者是说遇事要问个为甚么即调查研究弄清问题底细,因为那时延安正在整风,上述内容都和整风问题有关。毛泽东同志首先认为上面两段话很有道理,而且强调了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认为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甚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所以他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

  

   其实,蒋介石和毛泽东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但两人对孔子却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蒋要利用孔子的忠恕之道来维护其统治;毛则要反对孔子来夺取政权。

  

   此外,孔子思想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孔子始终希望恢复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毛泽东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希望为中国开辟一条富强的快捷方式,能够尽快超过苏联。斯大林去世半年多,毛泽东就预言中国的建设“比苏联还要快些”。赫鲁晓夫任苏联总书记后,毛泽东就大力宣传,在他的领导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不久,他又宣布大约五十年到七十年左右,就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展较快时,他自诩其领导艺术“有发展”,“理论上也应有所贡献”,“十月革命到现在还没有显著的东西”。他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2月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颇有用意地多次评论斯大林对“竭泽而渔”,“杀错了许多人”,“形而上学”等等,并          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中国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人口多,占人类总数1/4,“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每当因财力物力不足,而办事受到掣肘,或难以给小党小国更多援助时,他就会感到不安。他说过,几十年以后,如果中国还不是世界第一个大国,是不应该的。他还说,

  

   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

  

   如果五六十年超不过美国,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着力追求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的速度,以尽早跻身于大国行列,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事。孔子的保守思想在他看来显得不合时宜。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中写道:“没有孔夫子,中国更进步了。”在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

  

   有一个朋友”(指张奚若----引者)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合乎实际,可以达到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得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

(3) 否定期:崇法反儒

  

   从1964年开始,毛泽东对孔子越来越不满,对孔子几乎全盘否定。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

  

   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四百六十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6月13日接见胡志明的谈话中,他把这个观点表述得更明确。他说:

  

   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的目标除了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还要对“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自然会遭到强烈的冲击。这年12月,他对外宾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要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的影响存在大学文科,哲学、历史、美术、法律等。他们灌输帝王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

  

   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了话。他说:

  

   广东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听说怎么样也不好,也逮起来了。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对两位的书都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的一位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有点崇孔啰。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啊。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啰。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相同。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这一套呵。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主张“民主”与“科学”,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却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其结果是对传统文化不断进行非理性的批判,与五四提出理性科学的原则背道而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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