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很少参与或者根本就不参与公共生活。”（Robert A. Dahl, Charles E. Lindblom，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1992,p.xi）在这样的情况下，很显然，相对于有组织的公民来说，无组织的公民就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因为结成组织的公民的偏好能够更多地受到政府的重视。其次，组织之间本身是不平等的。多元社会中政治资源的配置是分散性的，任何团体和组织都会拥有一定的影响力资源。然而，不同组织和团体之间可以利用的资源肯定不会是相同的，而且，由于资源的利用还会受到领导人知识、技能、偏好、素质等方面的影响，相同的政治资源也会产生不同的政策影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力雄厚的组织当然会更有能力影响政府的政策，而这对于实力和影响力都相对较弱的组织来说就是一种政治不平等。同样在一九七六年版的《政治、经济与福利》一书的序言中，达尔指出：“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并且这也是社会科学中还在继续的一个错误——即认为商人和商业团体与多元社会中其他团体是扮演同样的利益集团的身份。商业在多元政制中扮演一个特别的与其他利益集团不同的角色，它也比其他利益集团更加强有力。”（Ibid.）达尔所谓的商业团体实际上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公司或企业。

　　 为了改变资本主义公司在多头政体中的实质优势地位，达尔在《经济民主的前言》一书中提出将民主延伸到公司企业、实行企业工人自治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触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问题，已经构成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观。达尔认为，公司的所有制和控制以两种方式影响着政治不平等。第一，所有权和控制导致公民的财富、收入、身份、技能、信息、接近领导人的机会等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将进一步导致公民作为平等成员参与政治统治的能力和机会的不平等；第二，除了少数的例外，企业的内部治理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不民主的，政治平等作为公司内部的恰当权力原则被美国人抛弃了（Robert A. Dahl，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54-55）。为了论证经济民主的合理性，达尔质疑了私有财产权的优先性。在达尔看来，即使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经济自由的基本道德权利，也不意味着每个人有私人财产的基本道德权利；即使我们认为每个人有私有财产的基本道德权利，也不意味着企业应该为私人所有；即使我们认为企业应该为私人所有，也不意味着它们应该在所有者的利益下运行。达尔指出，按照洛克的正义理论，只有那些劳动而生产产品和服务的人（工人和雇员），才有权利占有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也没有人有权占有土地或获得土地的租金，退一步说，也只有那些劳动而改善土地的人才有权获得劳动的成果。因此，达尔认为，企业私人所有制在实践和道德两方面都是不正当的。为了实现诸如民主、公平、效率、人类品性的教化，以及一种良善生活所必需的个人资源的获得的价值，人民及其代表有权以民主过程的方式决定企业应该如何占有和控制。

　　 达尔对多头政体的批判并没有像他当初建构多头政体理论时那样在主流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与自由主义一贯对剥削话题保持沉默一样，达尔的经济民主理论和对多头政体的改进方案都被民主化研究所无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美国主流学术界对于事实的采纳是有选择性的，他们愿意接受将美国作为民主标准的观点，至于美国民主存在的问题，他们习惯性保持沉默。二〇一四年二月五日，罗伯特•达尔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家中去世。作为美国民主理论研究无可争议的第一人，他晚年以最大的诚意寄希望于从拓展民主的角度推进美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此他批判了美国宪法的反民主性，呼吁通过公共辩论对美国宪法及其缺点进行民主性的审查。对于留在他身后的美国越来越寡头化的政治体制，达尔或许可以问心无愧地表示：我曾是它最强的辩护人，也愿意做它最大的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