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克文:韦伯的政治使命与宿命(译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4 次 更新时间:2016-11-10 20: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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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而言之,本书可以看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对马克斯?韦伯一生的政治述评。

  

   评述一个名人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名著,这种情况似乎并不常见,本书之所以实至名归,应该说与作者的背景不无关系。沃尔夫冈?蒙森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史学世家,他的曾祖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是五卷本《罗马史》的作者,也是韦伯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导师。同样可观的是,他和他的父亲威廉?蒙森(Wilhelm Mommsen, 1892—1966)及孪生兄弟汉斯?蒙森(Hans Mommsen,1930—2015)也都是各自时期德国史学界的扛鼎人物。他本人专注的领域主要是19、20世纪的英国与德国史,同时他还广泛涉足外交史、社会史、思想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从以往的韦伯研究史来说,本书出自沃尔夫冈?蒙森的手笔,或许就不能算偶然事件。

  

   大概是因为文本信息量的解读局限,实际上,英语世界的学术研究,迟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注意并重视韦伯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作为,例如1972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 by David Beetham, 1972)、《马克斯?韦伯方法论中的学术、价值与政治》(Science, Value and Politics in Max Weber?s Methodology, by H.H.Brunn, 1972)等,就是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此时距本书初版发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再往后就络绎不绝了。由此观之,中文读者对这个论域至今还普遍比较陌生,恐怕就更不足为奇了。

  

   蒙森一落笔就设定了全书的主题——“马克斯?韦伯一出生就被抛进了政治”(原书第1页。以下凡出自本书的引语,均只标示德文版页码)。事后来看,韦伯的出身似乎就预兆了他这一生将承担一份无可回避的政治使命,也预兆了一种他最终无可逃避的政治宿命。

  

   事实上,韦伯终生都在经历着学术与政治的高度紧张关系。他从四五岁开始,就不得不待在好客的政治家父亲身边,旁听常年川流不息的学术与政治精英们的高谈阔论;这刺激他在这两个领域都表现出罕见的早慧天赋,直接影响了他在成年后的志业方向。结果是,他几乎始终都在“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之间游移不定,或者说,苦心兼营,直到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才彻底放弃了政治参与的一切努力。

  

   无疑,作为一个经验理论大师,韦伯的学术建树,为他的政治思考和政治行动提供了远比个人出身更为深刻与持久的内在动力。

  

   韦伯是经受马克思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的第一代德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不过,大约在完成博士论文前后,也就是第二国际登台亮相之时,他便萌生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历史现实观察视角,而且最终把它推向了极致。首先,韦伯对那些一元化取向的决定论观念都抱有严重怀疑,甚至产生了毫不妥协的道德敌意,认为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都难以作为有效的理论手段胜任实证性的经验分析;更重要的是,他在大规模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一个社会科学方法论工具包——理想类型(ideal type)框架中的多元因果论。从事实上看,这个革命性的方法论工具包,也许可以说是韦伯著述体系中最有学术与政治指南价值的思想遗产。

  

   毋庸赘言,《经济与社会》可以让我们在付出艰辛的阅读理解努力之后,比较完整地了解这个方法论工具包的精致和复杂程度。韦伯从经济社会学、支配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多个维度,重新考察了普遍历史意义上的因果动力,试图对历史现实做出尽可能客观的因果解释。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韦伯无可争辩地指出,在经济资源并不匮乏的时代和地方,仅靠天然的或人为的经济所有权,并不可能占有、更不可能垄断政治权力;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在场,建立和维持共同体秩序,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共同体秩序,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在他看来,对财产的占有仅仅构成了获取、组织和运用政治权力的可能性基础之一,即便废除了私有财产,也不可能消除人对人的政治统治关系,尤其是支配关系,尽管它所需的基础条件将会有所变化。更严谨的问题描述和更审慎的逻辑论证,使韦伯继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由经济活动、法律活动、宗教(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构成的多元因果框架中,政治操作机制具有特别强大的功能性作用力,这在任何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都不例外。无疑,这样的理论洞察,直接涉及政治的普遍性质、权力的结构及其冲突模式、政府与政治活动的可能形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现代性条件下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的张力问题,从而构成了有效解释和预见经验事实的一般性假设,重要的是,这对他的政治著述和政治参与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

  

   俾斯麦的历史性业绩,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力来源。尽管韦伯在大学读书期间就清醒地拒绝随波逐流,与正在盛行的俾斯麦崇拜保持了距离,并对他的个人政治品质产生了警惕,后来更是对其权力政治遗产带来的某些虚妄社会后果发出了毫不留情的道德批判,但是,作为一个“由现代欧洲文明塑造出来”但又念念不忘德意志民族历史使命的思想者,韦伯对俾斯麦的政治成就可谓推崇备至。俾斯麦缔造了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这首先得益于他本人的超越性政治境界,同时也离不开他那种强烈的权力本能和非凡谋略,这使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第一次成为可能。非常不幸的是,一个特殊历史人物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确立的特殊统治地位,却直接导致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后果,就是德意志民族习惯了接受一个伟人的照料,同时这个伟人也始终在有意排斥和压制具有独立意志的竞争性政治杰人与政治力量,哪怕是可能的政治盟友也毫不留情,以致在他黯然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在这个民族需要立刻承担起自己照料自己的政治责任之时,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政治成熟程度,看上去却恍如倒退了几十年,通向大灾变的政治混乱与衰败随即开始了。韦伯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不可能袖手旁观。

  

   1895年韦伯就任弗莱堡大学教职时,德国已经进入了后俾斯麦时代,他在此时发表的著名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既是他正式委身于学术之业的突出标志,同时也可以看作他开始参与政治的一项个人宣言。实际上,这个演说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主要并不是陈述韦伯的学术抱负,而是宣示了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强烈情感,尤其是面对德国的现状及其预兆不祥的未来所必须采取的秩序重构与政治行动设想,尽管这里的某些观点还显得比较粗糙,但后来不断系统化的理论思考和许多重大政治方略大致都可以追溯至此,简言之,这个“演说基本上是在阐发他的政治规划”(第38页),他敏锐地意识到,德国如何走向未来,已经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太多可供悬而不决的时间了。他在演说中反复强调,他这一代人的任务绝不是卖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幸福主义小市民理想,而是如何在现代性条件下正视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的张力问题,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每一个德国人能否活得像个人样,从而凝聚成一个配得上伟大民族称号的共同体,承担起“在历史面前的责任”。毋庸赘言,这意味着必须从政治上寻找出路,不唯理论上如此,现实的经验世界更是如此。

  

   按照韦伯的定义,从根本上看,政治就在于追求权力或者谋求对权力的影响力。不谋求权力的政治,仅仅存在于乌托邦那里或者无政府主义者的幻觉中,不足为训;而权力的经营,无论是古希腊政治学意义上的道德化经营还是现代性政治条件下的技术化经营,对于实现预期的价值目标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总起来说,韦伯认为权力的特殊性质及其不间断在场使政治成了一个高度独立的领域,亦即操作逻辑、经验系统和伦理规范的高度独立性,而现代政治更其如此。“在韦伯看来,为权力而斗争,不仅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基本要素,也是全部文化生活中的基本要素。”(第43页)这样的政治观,最终在《以政治为业》这个著名演讲中导出了一个事实陈述性质的结论,即现代政治需要职业政治家,理性化的制度安排必须满足一个核心要求——不断训练和筛选出这样的政治家并有利于他们脱颖而出、登上政治舞台以承担责任。这不光是一个泛泛的理论设想,更是德国现实的迫切需要。

  

   应当指出,韦伯不仅是个“欧洲文明之子”,他还是威廉时代的德国知识精英,因此,他一直抱有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也许就不足为怪,甚至到了君主制被废除之后,他还力主宪制改革能够为德国总统提供立宪君主的地位和权力。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轻飘飘地判定这种观念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但正如蒙森所说:“他的观点并非保皇主义情感的反映,他对君主制的支持乃是出于选择最佳治国技术的功能考虑,根本不意味着情感上的忠诚。他相信,一个‘强大的议会君主制’在技术上最有适应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归根结底它是最强大的政体。它优越于所有共和政制之处就在于,它是奠定在一个重要的形式优越性基础上的——‘国家的最高职位已被永久占据’,因而对抱有个人野心的政治家的权力欲构成了健康有益的限制。这也是唯一能够抑制军队从军事领域向政治领域扩张权力这种一贯欲望的制度形态。”(第311页)但是,德国时运不济,碰上了威廉二世这样一位“半吊子”君主,使得俾斯麦的去职立刻导致了一种权力真空,君主不像君主,议会也不像议会。所有台面上的政党和政客、所有的阶层和阶级、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谁能够承担得起维护现存秩序以便重构秩序规则的政治责任,而且给理应恪守工具性本分的官僚系统提供了攫取政治统治权的可乘之机。这种政治困局,很早就促使韦伯得出了一个论断:只有习惯于通过当选代表为自身政治命运共同负责,才是德意志民族有可能在政治眼光方面得到训练以寻求政治出路的唯一途径。无疑,这个问题不能纸上谈兵,而必须进行实际操作。就此而论,韦伯的基本信念,在一段历史性对话中表现得可谓言简意赅,十分生动。

  

   德国“一战”战败后,韦伯在启程赴凡尔赛参加和谈之前曾致信鲁登道夫,要求鲁登道夫、蒂尔皮茨、卡佩勒、贝特曼等人自愿提着自己的头交给协约国,以挽回德国的名誉并为德国的光荣重建献祭。韦伯返回柏林后,双方坐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彼此都钦佩对方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无法达成任何政治共识。韦伯指责鲁登道夫作为军事统帅犯下了政治错误,鲁登道夫则痛斥韦伯要为革命和新政权的罪恶承担自己那份责任,然后,鲁登道夫就提起了韦伯那个要求:“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意?为什么希望我这样做?”

  

   韦:“只有你自首,才能保住国家的荣誉。”

  

   鲁:“国家正在跳进深渊!这种主意简直是忘恩负义!”

  

   韦:“你必须这样做,这是你最后一次效命于国家。”

  

鲁:“我希望能为国家做出更重要的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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