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亚当·斯密法律思想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3 次 更新时间:2016-11-10 15: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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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  
四、余论

   亚当•斯密作为“(市场)经济之父”,其大名在中国早为人所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巨大的实践和理论需求使得斯密的经典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图书市场上各种《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热销不止,在此背景下,斯密的第三部巨著一《法理学讲义》中译本的推出,无疑为“斯密研究热”增添了更多燃料。根据人们以往的一般印象,斯密不外乎是个市场作用的倡导者、政府调控的反对者,以及创造最优经济价值的所谓“无形之手”的信奉者。只有在“认真品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之后,才会发现这与其说是真实写照,还不如说是漫画手法的夸张。斯密富于洞察力,兴趣广泛,他不仅是经济学的先驱,还是伟大的哲学家、反教条主义思想家、富于洞察力的史学家、感怀天下的社会学家、文化以及文学的分析学家。

   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局限,《法理学讲义》甚少论及中国,最多只是把中国当作由于实行一夫多妻制,才造成人口如此众多的例证,这与很多人的想法背道而驰。但除了这点分歧外,他和当时多数西方学者的想法一致,都认为中国的一夫多妻与专制独断的政府不无关系。他语带嘲讽地指出,中国人全然不知法律能惠及自身。(由于)清朝皇帝和成吉思汗都是鞑靼人的后裔,继承了所谓蛮族君王的“残暴血统”,因此“他们对法律的好处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从来不曾想过保存传统的法律,或者制定新的法律。他们自己的权威完全是绝对的。”[32]斯密的这种观点,显然受到当时中国文献资料匮乏的限制,相关结论也未经验证,这无疑是斯密法律思想的一个致命缺陷。

   需要强调的是,斯密将其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置于社会和政治发展这一更为宽泛的理论框架之中,从而补充并夯实了《国富论》的有关论证。受其自然权利法律思想的影响,《法理学讲义》通篇都在强调法治下的正义和自由。没有正义,“社会终将崩溃瓦解”,没有自由,安全无从谈起,更不会出现贸易。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间的辩证关系,是贯穿亚当•斯密思想的中心观点。与此同时,由于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理论涵盖了人际和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而且他还将经济学同道德哲学联系起来,使其理论体系有如不竭的思想源泉,能持续对变革社会中的政府和人民提供理论指导和反思镜鉴。如能对其著述进行全面深入地加以理解,正好为中国在当下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贫富分化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严重、社会人群的人性教育不足、道德严重滑坡的背景下,寻求解决法律、道德、经济的复合难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这部崭新出炉的《法理学讲义》中译本诚然不会提供任何现成的解决办法,但作为亚当?斯密发展观点的佐证,它自然成为中国在复杂社会的求解过程中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

      

   【注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重大项目(第三批)《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14ZDC008)、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15ZDA03)资助。本文是笔者在历经四年时间翻译亚当?斯密巨著《法理学讲义》的工作基础上对其所作的梗概性叙述,首次出现人名均加注英文。

   [1]《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了作为社会和谐稳定根基的人性伦理问题。斯密在综合了哈奇森和休谟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认为只要人能从中立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行为,道德世界的形成就是可能的。人完全有能力遏制欲望与激情,遏制商业社会所带来的道德腐化。该书被誉为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中文版参见(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谢宗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2]该书简称《国富论》,斯密在书中从人性自利的交换倾向与分工出发,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商业本性。交换和分工促使人类生产的技艺不断改良,并使社会不断进步。利润、工资和地租是构成人们收人的主要部分。财富的发展有一个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商业的自然过程。财富的性质就在于劳动者的劳动,而创造最大财富的原因就在于交换和分工的自由,以及劳动权利和财产权的安全保障,只有在最自由的自然秩序下才能实现财富的自然发展与最大化。政府所采取的公共政策应该符合自然秩序,应当保障最下层劳动者的生存与幸福。中文版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3]参见(英)坎南编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页3—28。该书多次编辑再版,本文所谓“LJ(B)”均采用1986年牛津英文新版。

   [4]Edwin Cannan ed.,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by Adam Smith, Oxford,1986.op.cit., xv—xvi.

   [5]在那个年代,利用广受欢迎的教授的学生课程笔记而制作的手抄本经常会在书店出售牟利。从实际情况看,抄写员尽力使他的抄本同原件内容相一致(大概因为目录已经存在不同页的内容很不平均。这两个情况倒是告诉坎南,抄写员起码是直接对照一份课堂笔记的原件,而不是按照一个重写的版本再次抄写的。Ibid., at xvii—xvii.

   [6]除非出现必要使用全称的情况,本文将一律使用两个版本的简称,即LJ(A)、LJ(B)。

   [7]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R. L. Meek, D. D. Raphael and P. G. Stein ed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8]LJ(B)., supra note 4, pp. 270—307,326—333.

   [9]LJ(B)., supra note 4,pp. 307—326.

   [10]LJ(B)., supra note 4, pp. 334—358.

   [11]在此意义上,只收录了LKB)的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见前注[3])很难被称为“全集”。

   [12]LJ(B)., supra note 4, p.11.

   [13]尽管柏拉图和斯密关于人性的判断有相近之处,但彼此的区别亦十分明显。柏拉图主张按照人的天性进行分工,这有助于实现城邦整体的自然正义;斯密的分工则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艺和熟练程度、节省时间、促进机器的发明以使一个人可以做许多人的工作为目的,他还指出,正是分工使人从事不同的职业,使得人的天赋、才能产生差异。由于分工的目的和结果上的根本差异,也就对个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柏拉图从哲学家的立场出发去构建理想城邦,而斯密却是从近代社会的观察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1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5](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页159。

   [16](意)托马斯?阿奎那将“法”定义为“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做其他一些行动的行动准则或尺度”。在他眼里,理性是人的行动的第一原理,是人的行动的尺度和准则,理性对上帝意志及永恒法的参与就是自然法。他进而认为凡是符合理性自然法的就是自然正当的,人的自然权利就是符合自然法规范的自然正当。参见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页107—108。

   [17]Hugo Grotius,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1625 tr.1738),R. Tuck ed., Liberty Press,2005. Book I, Ch.l, Para.12.

   [18]See Hobbes, Leviathan, By Richard Tuck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91—111.又参见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三联书店2015年版,页293—294。

   [19]Samuel Pufendorf, On the Law of Nature and of Nations (1672),C. W. Oldfathertr.,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1934. Book II—Ch.3—Par.13.中文版目前已有鞠成伟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0]他的老师卡迈克尔表示,普芬道夫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尤为重要。但这并不表明他赞同普芬道夫,相反,他认为普芬道夫和莱布尼茨(Leibniz)等人,实际上受霍布斯的影响过深。G. Carmichael, Natural Right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J. Moore M. Silverthorne eds, Liberty Press,2002.

   [21]Pufendorf, supra note 19,at Book II—2—5.

   [22]Pufendorf, supra note 19,at Book VII—2—7/8.

   [23]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298.

   [24]Hume,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T. H. Green and T. H. Grose eds., vol.2, London,1875,I.p.451.原文为:“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滞留在船上的人自愿同意船主的统治,即使他是在睡着时被带到船上,并且在醒来时除了跳进大海自取灭亡之外,只能留在船上。”

   [25]Ibid., at I.p.452.

   [26]Smith, supra note 7, pp.317—318.

   [27]C.J. Berry, Idea of Commercial Societ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Ch.2.

   [28]Smith, supra note 7, p.l.

   [29]Ronald L. Meek,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gnoble Sav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30]Dugald Stewart,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LL.D.”,in 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 W.P.D. Wightman, Liberty Fund,1982,11.49/293.

   [31]Spencer Pack, “Adam Smith and Marx”,in C.J. Berry, M.P. Paganelli C. Smit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dam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pp.523—538.

   [32]斯密有一次论及中国时断言:“所有允许一夫多妻的国家,其政府都是最残暴专制的。波斯、土耳其、蒙古国以及中国都是如此。人们没有任何途径反抗,政府一旦压迫他们,他们就万劫不复了。”还有一次,斯密在提及中国时说一夫多妻不利于主体自由,……中国以及尼罗河与恒河流域的诸多国家,由于允许一夫多妻制度,国家人口总量相当可观。”他还在书中转引孟德斯鸠关于传教士指责中国经常发生遗弃小孩现象的评论。详情参见《法理学讲义》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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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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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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