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叫做《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一个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所以必须诚恳，要尽量作诚恳状。
还是从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说起，可能在座各位都会经常遇到。如果人家知道你是中文系的，而且是做当代文学的，就会问你一个问题：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呀？如果是三十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个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因为我那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读当代文学、当代小说。我有这个资格。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倒过来，经常问人家，尤其是做当代文学研究的同行好友：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呀？结果反应是什么呢，这些老朋友都颇有一点自豪地说：“我早就不读什么小说了！”（众笑）所以现在通常都是靠学生给我推荐。这是一个很值得反省的问题。这些做当代文学的坏人变老了以后，居然都不读当代小说了。
跟这相关的另外一件事情，若干年前，我跟上海的一个70后作家聊天——我很讨厌70后这样一种分类的标签，但是我们策略性地先用着——这个作家很困惑也很直率地说：“你们这些批评家为什么不再评论当代小说了？”他所说的“当代小说”，就是他们70后作家们正在不断生产出来的那些小说。我反省一下，我好像也就只读到莫言、余华、苏童为止，后来的就不太读了，也不是完全不读。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就是今天发言的这个题目来作为回答这位作家的理由。
同时代人啊，你们70后的作品，应该由70后的批评家来批评。当年茅盾写《鲁迅论》、《冰心论》、《丁玲论》，就都是他的同时代人。我们北大的严家炎老师五十年代批评柳青的《创业史》——同时代人。回顾我自己写评论、写批评，也是因为我们文学77级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叫做“早晨社”。早晨社里面有几位杰出的小说家，写出来的小说——我当时还忝为早晨社油印杂志的主编——看了后很兴奋！诶，这个小说真好，“有划时代的意义”，激动起来开始写评论。这个就是批评的产生、批评的生成。这里很重要的因素是文学社团，文学批评产生于社团的“内部”和社团的“之间”。社团的根本性质就是说，这些人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有话要说，对于他们这个社团里边的同伴们的作品，有一种推崇的欲望和冲动。——文学批评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我们看一看当下文学现状的话，就会发现，诗人们、诗歌界的批评比较蓬勃。因为，诗人们成立诗社，发表诗歌宣言，他们真的有主张——什么样的诗才是诗，什么样的诗是好诗，什么样的诗是纯诗，他们有很强烈的主张。别的诗都是烂诗，或者根本就不是诗，他们这样说的时候，理论一套套的，很多概念日新月异地发明出来。在别的文体的批评相对衰落的时候，诗歌批评是比较发达的。如果别人不批评，诗人干脆自己来，阐释自己诗歌的“划时代的意义”。批评的产生跟它有这样一种文学主张是有关系的。小说家就比较可怜，也没有人成立什么“小说社”，发表小说宣言，提出什么样的当代小说才是“真小说”。小说家茫然四顾——这些同伴们都干嘛去了？据我的观察，全都考研究生去了，对吧？研究生面临的最重要的困境，导师不让你做这个同时代人的批评。以前更惨，以前都是要做逝世多年的像鲁郭茅巴老曹这样的作家的。如果你不小心做到一个还健在的作家的题目的话，天天做梦，梦见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这个活着的研究对象，有一把匕首插在研究对象的胸口。从此这个作家的作品畅销，我这个题目也合法了。（众笑）这些人到了学院里头，跟着导师，当然不能做同时代人的“批评”，只能做“研究”。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读博士后，读完博士后读后博士后，基本上这个人就傻掉了。所谓“傻掉了”，就是失去了对他的同时代人的作品的那种敏感，失去了对同时代人的文学主张的这样一种坚持和冲动。小说家非常孤独地茫然四顾，写出了很好的作品，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没有人拍手，没有人叫好，也没有人指出来哪些地方还可以写得更好。那么，他靠什么呢，如今有两项指标来参照自己的作品。第一样，文学评奖。文学评奖多如牛毛，学者是以长江大河高山巨岭为标签，评奖是以各地大大小小的已故作家来命名（耐庵松龄敬梓冰心萧红叶紫），奖出来大家都有意见。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就是畅销书派行榜，看谁卖的多。小说家写出小说之后，就依着这两个非常不靠谱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好，是不是跟这个时代、跟这个同时代人之间有一种心灵相通的可能性。
我自己觉得我这个回答非常圆满，能自圆其说，所以有媒体来采访我的时候就发挥一通：“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呀。去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们，他们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叫“同代人”，只做期刊上最新发表的同代人的好作品的评论。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我的蛊惑，诸位可以去找这个公众号来看一看。
那么，最近我就反省了，省察到这个回答的前提有问题。就是说，我把“同代人”这个概念，狭窄到“同龄人”，不自觉地沿用了当今不证自明的这种标签——70后、80后、90后、00后。这种标签首当其冲是一种商业营销效应：与时俱进、时尚、时髦。我记得洪子诚老师有一次就很委屈地说：我的书为什么不能摆在一个“30后学者丛书”里去呢？那么，我和温儒敏老师也可以说：诶，咱们弄一个“40后学者丛书”，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书收进去呢？好像没有人敢做这样的策划。以出生年龄作为划分作家的这么一个标签，极不靠谱。当年我们如果要划分作家的“代”的话，是以“出道的时间”来划分的。比如说谌容，80年代以《人到中年》这个作品出道，她的儿子梁左跟我同班同学，一个宿舍的。我们同班同学陈建功，跟着梁左，应该叫谌容阿姨，但他是跟谌容同时出道的“八十年代北京作家”，所以他遇见谌容的时候，不知道叫她什么好。把时间再往回推，鲁迅，鲁迅1881年出生，他是十九世纪的80后。郭沫若呢，比鲁迅小十一岁，1892年生人，他是十九世纪的90后。他出生的那年，鲁迅已经入三味书屋跟着寿镜吾先生读四书五经了。按年龄，他俩相差不小。等到创造社的小伙计出山，直接就把鲁迅叫做“醉眼陶然”的“老头子”了。后生可畏，逼得四十多岁的老头子一连写好几篇文章，讨论“态度气量和年纪”。我们还是把鲁郭茅一概归入“五四的一代”，巴老曹归入“后五四的一代”。这比较靠谱，以“出道时间”来划分作家的“代”。江山代有才人出，“代”是中国文学史极重要的分析单位，藉以划分阶段、显示发展、传承与断裂，乃至文学史的分期依据等等。
现在呢，是看你的出生证明书，广东话叫“出生纸”。这些出生纸一样的作家，其实千差万别，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文学的认识，完全没有一个基准，除了他那个出生年月日是个标签之外。我知道有些作家就很抗拒把他归到什么“70后80后”里头。所以说，把“同时代人”缩减到“同龄人”这个概念，是很狭窄的。我往深里面反省，当然后边根深蒂固的是进化论的与时俱进的“时间意识形态”在作怪。
我最近读到意大利的一个学者阿甘本，他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讨论《什么叫同时代人》，有一个译法是《什么叫当代人》，探讨人和时代的关系，探讨我们作者或者文学批评家，怎么样进入到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时代里边怎么样去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个文本对我的启发很大，造成了我的这个自我反省的可能。
阿甘本对同时代人的界定至少有三点可以参考。第一点，所谓同时代人，或者当代人，他是尼采的那个概念——不合时宜的人。同时代人，当代人，一方面他是如此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是不合时宜、格格不入的人，他跟时代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他既属于这个时代，但是又不断地要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这种人才能叫做同时代人。如果你紧贴着时代，顺应着时代，不假思索的以出生纸证明自己的当代性，那就错了。他是不合时宜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阿甘本说，不合时宜是什么意思呢，他跟自己的时代有一种奇特的关系，这种关系依附于时代同时又跟它保持距离，这种跟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者时代的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所以，那些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都顺应着时代的人，并非当代人，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没法审视时代——用我比较爱用的粗俗的话来讲——他们紧贴着时代的大屁股，根本看不清时代。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阿甘本指出来，当代人是什么呢？当代人是紧紧地凝视自己时代的人，是感知时代的黑暗、感知时代的晦暗而不是光明的人。“他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之物，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与任何光相比，黑暗更是直接而异乎寻常地指向他的某种事物。当代人是那些双眸被源自他们生活时代的黑暗光束吸引的人。”所有那些经历过当代性的人，深知所有的时代都是晦暗的，都是黑暗的、暗淡的，所以当代人是那些知道如何观察这种暗淡的人。他用很文学的话说：这些人用笔像蘸墨水一样蘸着这一时代的晦暗来书写。但同时，他又把这些黑暗看成跟光有关系的，他把它叫作黑暗的光束。他用了天文学的比喻，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星光，但是整个大背景是黑暗的，而这些黑暗之光是由那些不断地远离我们的那些星系发出来的。但是，到底什么是时代的晦暗？它是时代之光的对立面吗？对阿甘本来说，晦暗和光密切相关。晦暗并不意味着绝望的深渊。相反，晦暗也是一种光，它是试图抵达我们但从未抵达我们的光。所谓的黑暗，不过是光的未曾抵达的临近，是光的黑暗闪现，就像宇宙中有一些“最远的星系以巨大的速度远离我们，因此，它们发出的光也就永远无法抵达地球。我们感知到的天空的黑暗，就是这种尽管奔我们而来但无法抵达我们的光，因为发光的星系以超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因此,这些黑暗不过是我们看不到的光，无法抵达我们的光。光并非同黑暗一刀两断，而是被黑暗所包裏而难以挣脱它的晨曦。这是光和黑暗的辩证关系。就此，我们感知黑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去感知光，感知无法进入到我们眼帘中的光。时代的晦暗深处，还是有光在临近，即便是遥遥无期的临近。感知和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或许就是当代人。做一个当代人，就是要调动自己的全部敏锐去感知，感知时代的黑暗，感知那些无法感知到的光，也就是说，感知那些注定要错过的光，感知注定要被黑暗所吞噬的光。所以，感知这个时代的黑暗之光，也是只能感知，而这些暗淡的光永远不能抵达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凝视它。
第三点，他又指出来时代的一种断裂（我们都记得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时代脱节了……），就是说，当代人，他是有意地去关注这个时代的断裂，甚至有意地去制造这种时代的断裂，由于这种时代的断裂，使你可以把你的古代，或者你的晚近的古代，带到这个时代的断裂里头去。古代和当代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距离，但是“在最近和晚近时代中感知到古老的标志和印记的人，才可能是当代的”。一个当代人不仅要在空间上拉开他和自己的时代的距离，他还要在时间上不断地援引过去：“当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他能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引证它’，这种必要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自他的意志，而是来自他不得不做出回应的某种紧迫性。”阿甘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认为不同的人都是选择从不同的“自己的古代”进入当代的。你可能是由“李白的盛唐”来进入当代，也可能由“苏轼的北宋”来进入当代。像洪子诚老师，可能是从“契诃夫的19世纪的俄国”进入他的当代。温儒敏、钱理群老师他们，可能是很固执地从“鲁迅的五四”进入当代。这就跟文学史的写作和教学有关系了。我们写文学史，不是为了去关注那些遥远的或者晚近的文学现象，而是要把这些文学现象带来当代，带来跟当代对话。
所以，什么叫当代人，批评家跟时代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给我一个非常严重的警惕——这些人不再读小说了、不再关注当代作品，他已经不是一个当代人了，还想拿出生纸来蒙混过关。
时间：2016 年5 月26 日
整理者：中山大学胡红英
经黄子平先生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