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我变了一个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3 次 更新时间:2016-11-08 09: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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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在捆绑我时,一个小警察捏着我的手腕在袖筒里转了转,说:“勒得太紧,你就说话。”车子在路途中,常遇到树枝,又是这个小警察对我说:“低头,小心树枝。”那时是决不允许同情犯人的,但他说这些话并不背人。因此我想,我多半要被枪毙了,按常规,枪毙前总要对犯人客气一点儿。事后我才知道,这完全出自他本性的善良。可惜我当时那心情,已经不可能注意地看他一眼,记住他的面孔。

   法院宣判我的罪行,总共三条:

   一、思想极端反动。

   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各项政策。

   三、文革中,以其家为据点,收听敌台广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

   这三条,哪一条都是死罪。在我一片虚无时,只听台上叫着:“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我一听,才二十年?噢,又活了,没事了,那时并不觉得二十年多啊。

   判刑后,我校送到××监狱服刑。先要对我进行服法教育。他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就感觉,这张判决书是我的吗?这些事我一样也没有,你们怎么也从来没问过我呀?”

   我总这么说,就是顽抗,给送到监狱里一个非同寻常的学习班,叫做“血肉横飞学习班”。再不服罪就要挨打,血肉横飞,就这意思,凶吧?

   可是老实说,我并没挨过打。因为我的结核病已经开始大口吐血,天天带两个口罩,手拿一个密封的塑料痰杯。—个多钟头吐一杯血。每次吐血时都想,这大概是最后一口了。

   关了我四个月,我还是没法认罪。一天军代表和管教科长把我叫去,我穿一件空心大黑棉袄,手捧痰杯坐在一张凳子上。

   管教科长说:“今天你有什么只管说,想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我说:“为什么预审时从来投问过我的事儿,都写在判决书上了?说我偷听敌台广播,可文革时我家被抄得光剩下地板了,到哪儿去找无线电听敌台?要写上这条,还得叫我现在去听才能算一条呀!我怎么认罪?您说。”说完我又咳嗽,一咳嗽喉咙就发痒,要吐血。

   管教科长给我一杯热水喝。他“哗哗”翻我的材料,然后一推给军代表,也不避我,说,“看,又是这个!”

   军代表看了,没吭声,两人沉了半天。管教科长说:“判刑有出入,我们解决不了,现在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需要过认罪这个关,怎么办?我说个办法,从今天起不再提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说,“不是我提,是天天总对我提这个。”

   管教科长说:“好,今后我们也不提了。我问你,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能不能批判自己的思想?”

   我说:“这有,能批。”

   管教科长说,“好,你回去准备准备,抓紧点儿。”

   转天,监狱召集所有犯人,听我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什么家庭问题呀,白专道路呀,想成名成家呀,然后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一堆帽子。完事,管教科长就表态说:“他的自我批判很深刻,挖掘犯罪根源嘛,你们给他提提意见,说他挖的深刻不深刻?”

   管教科长已经说深刻了,谁还敢说不深刻。这就算我认罪服法了,从“血肉横飞学习斑”回到监号里。从监狱里的监狱解放出来,虽然没出铁牢,究竟大不一样。好像从十八层地狱上升到第十五层地狱。

   我挺感谢这位管教科长的。在那时,那个地方,人性就这么表现。没多久,他调到市公安局,可是我能被平反放出来,还有他帮忙。那是后话了。

   一个人被判刑二十年,根本想不到活着出来的一天。何况我的结核病已经扩展到全身。肺结核、淋巴结核,腹结核,附睾结核……我快成了“核武器”了。监狱里的大夫倒是给我认真治病。只要我不吐血的第七天,我就去挖防空洞。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既不是为了积极表现争取早出来,也不是为了毁自己好早死。我已是四大皆空,心里相当平静了。你问我靠什么为精神支柱,我没支柱。虽然我是政治犯,我却根本不懂政治,那时的政治犯,都不是为政治而去“犯”什么,而是政治需要的牺牲品。我连自己为什么坐牢都不明白,哪来的精神支柱?死活听凭自然罢了。

   老婆跟我离婚,妈妈来探监,我从来没掉过泪,不动感情,也不是故意不动,奇怪,没了。这倒挺好。在那里边,有什么感情、希望、信念,都会成为自我折磨。我什么都不相信了,人活成这个样子,有什么意思。唯一的消遣是写写字,把自己能背诵的诗文默写出来。我叫家里人送些雪莲纸,打成线装书那样的八行格,用真草隶篆各种字体一张张写,自称《古调陶然录》。

   陶然,也不是自得其乐。无所谓乐,有乐必有苦。想乐,也是追求;无追求,一片自然。这是种以生为死、以死为生、生死相融的境界。没有这境界,我活不到今天,我身边多少人疯了,傻了,病死或自杀!叹,我这些话,你听得懂吗?

   坐牢近十年,唯一给我印象深的是一个犯人,他原是公安局的一位预审员。

   他告我他坐牢的原因:一次,他接受处理一桩很特别的案子,是件轮奸案。被告都是文革群众组织的一派要人,其中一个还是市革委会委员。

   预审过程中,他发现原告诉说被害事实时,一次一个样儿,前后对不上,他就以“证据不确凿,不能立案”,向上报了。没过几天,上级一位大人物找他谈话说,根据形势需要,哪个人定什么罪,哪个死刑,哪个死缓,都已经定了。上边有要求,要他执行。叫他不要“反其道而行之”。谈话过后,他回家对老婆说:“我可能要出门很久,你别问我去哪儿,也别找任何人打听我。”然后就带着被褥到办公室,打开那案卷,在上边写了四个大字“刀下留人”。然后坐在被褥卷儿上等着。马上他就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在那个所谓“轮奸犯”被判刑之前,他先被判了七年徒刑。

   我原先还总觉得自己的案子冤,不能成立,总猜想到底怎么回事,听过他的话,我连猜也不猜了。

   天下如此,何谓之冤?

   连冤都不觉冤,这才叫真正的超然世外。日子也过得顺溜了。以至感到“狱中才一日,世上巳三年”。不知不觉,文革就过去了。

   七七年的一天,我正在院里放风,贪婪地晒太阳,掐虱子,拔胡子。那扇上边架着机枪的大铁门旁有个小门房,有人在里边隔着窗子叫我名字。我过去,他走出来,原来是当年把我从“血肉横飞学习班”救出来的管教科长。他看左右没人,就说咱们走走,走了半天,他也没吭声,只是用手不断搓着他肌肉沉重的一张脸,搓得胡茬嚓嚓直响。待离人群远了,他低声说了一句:“你赶紧写份申诉,我明早来取,还在这地方。”说完就定了。

   我怔住,站了半天。你看,这事儿,有意思吧。我写了张申诉,转天塞在他手里。

   我呢,遇到这事并没有多大震动。石落古井,波澜不起了。

   那申诉给了他一年多,没动静。如果我要是从那天起就满心欢喜,日盼夜盼,不是自自折磨自已吗?

   这时我已经不干力气活了。在监狱的建筑设计室给一位当过建筑师的犯人当助手。我会画画,帮他描图。突然有一天,管教人员来对我说:“你把东西收拾收拾,你们家里来人接你来了。”

   我去到管教科,哥哥弟弟都在那儿,见我就乐了。法院念了我的《裁定书》,就几句话,说我“在文革的言行,构不成反革命罪,通过申诉和复查,宣告无罪释放。”然后把《裁定书》恩赐一般递给我,又给了我十几块钱,一些粮票;一叠证明信,用于到派出所报户口,到粮店登记粮食配额,到工作单位报到等等。别的什么都没有,人就出来了。简单得和当初进去的情况一样,而且一样不清不白。

   回家的一路上,看到人流往来久别的人间,熟悉又陌生,亲切又奇怪。宇宙飞人回到地球上也是这种感觉吧。到了家中,亲人的气息,一切旧时旧物,所有眼见的细节一下子都勾起回忆,忘掉了的又都唤醒,我心里可有点骚动。我终究还是凡人,没成仙。可我没掉泪,不是我心硬,面确确实实是心淡了。我的平静,大概叫家里的人吃惊不小。也许正因为我这从外到内整个一个人全变了,才使得家里人哗哗流泪呢!

   一周左右,法院来人给我一张传票,蓝色的,叫我去一趟,并告我:“你可以请公假,可千万别误会,是我们领导想找你谈谈。”

   我一进法院,这位领导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上来楼着我的肩膀说:“来了,来了,这回头次见面,咱们得好好谈谈,要是不谈,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

   我好奇怪地等着他说。他说:“文革中有个二.二一讲话,你知道不知道?”

   “不记得了。”我说。文革初期我对社会上谁斗谁一直都搞不清楚,也不大关心。

   他说:“二.二一讲话后,江青批判这里的军管会说,‘你们的阶级斗争搞的不好。上海、北京的资本家子女都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都及时抓了。你们城市有那么多资本家子女,怎么会一个反革命集团没有?’于是,这里的军管会就赶紧抓一批资本家子女,你算其中一个,因为你不是在这之前看过北京一个中学党委书记揭发过你的事吗?可是在调查中又找不到你和其他人之间的任何联系,没法打成集团,也不能放,总得搞出一两个来往上报,所以判决书上说你是‘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既算集团,又不是真正的集团。所以你没有同案犯,是不是?这就是你真实的情况。”

   不明白便了,明白了更是一片空茫。

   他接着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比你更惨,你坐牢十年,我十一年,不过,比你早放出来几个月。中央派我来查这里的冤假错案,我调查时发现有两个奇怪的案子,其中一个就是你的。材料和判刑没一点相符的。我也看到你一年前写的申诉,所以我很快着手把你的案子平反处理了。算了,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年轻,前边的路还长着呢,对吧!对于你们单位,千万别怪怨他们,连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再说句老实话,县官不如现管,聪明点儿,别再找麻烦了,我对你说的全是肺腑之言。愿意听我的这些话吗?”

   他的热情带一股冲动。要是十年前,我会拥抱他,可是此刻不过微微一笑。嘿嘿,我早巳听其自然了。

   人在监狱里和在外边,正好相反。

   在外边,盼好不盼坏;可在里边,盼坏不盼好,如果有好事找你,你就嘀咕了。比方叫你换件衣裳回家看看去,好事吗?坏事!多半是你爹死了,妈病危了,老婆怎么样了。要是反过来对你特别凶,斗你,没事儿,很正常,监狱里还能请你喝啤酒吗?可是如果你在外边挨斗不正好是坏事?

   再说,监狱里的大门,锁着的时候,里边准有人,开着的时候,里边准没人。外边不正好是,开着时有人,锁着时没人?要不小偷为什么都会撬锁呢?还有,监狱外边的锁全在门里,监狱里的锁全在门外,也完全相反吧!你想想,是不是?

   在监狱里,要认为你管教的好,睡通铺。人多时,一个挤一个,最窄每人只有七寸宽的地方,夜里撤泡尿回来就会找不着自己的铺位。但要是认为你不老实,危险性大,反而叫你睡单间。待遇也是相反的。

   吃饭,在里边是永远吃不饱的,饥饿感特别强。我一顿吃四个窝头还不觉饱。每天分饭时,眼睛都瞪绿了,可是如果今天让你尽情吃饱,这一下不知出什么事,照顾照顾你,这一照顾准枪毙。

最奇怪的是,我被放出来后,总做梦被关在监狱里出不来,撞笼呵,可是在狱里,从来没做过一次困在牢中的梦。梦里哪儿都能去,名山胜景,世界各地,哪儿好去哪儿。有的梦现在还清楚极了。比方一次做梦,在曙光电影院门口,乘一辆大汽车,车上都是熟人,是谁不知道。车开了,两边全是花园洋房,讲究,漂亮,哎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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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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