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岭:解读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3 次 更新时间:2006-07-10 00: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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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对国家制度的原则性规定,原则性是宪法规范的特点。宪法中充满了原则,但这些原则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彼此紧密联系、层次分明的,在原则中又有原则。有些原则可以成为另一些原则的原则,是指导那些原则的原则,是更基本的原则;有些原则则是根据其它原则产生的原则,是从那些原则中派生出来、并被那些原则指导、受那些原则约束的原则,是相对次要、具有从属性的原则。宪法中有大量原则并不等于宪法中没有规则,但宪法规则较之其它法律规则在整部法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且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如宪法规则虽然是规则,但又具有原则的特点,是原则性的规则。“英国人倾向于把宪法模糊化,所依赖的是人们对什么是可被接受的,什么是不能被接受的出于本能的理解,以及人们不要求对规则作出准确的解释。”[2] “宪法并非一个完美的文件,但是可以说它是一个‘可以完善的文件’。支持宪法可完善性的根据在于它的灵活性”,[3]应当说这种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宪法拥有大量的原则以及即便是它的规则也有原则性这样的特点中。

  宪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宪法基本原则的派生性原则之间的关系,宪法规则之间的关系,以及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的关系,宪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的派生性原则之间的关系,都是宪法学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宪法基本原则

  

  (一) 宪法基本原则在宪法中的地位[4]

  我国宪法学界公认的宪法基本原则有四个:人民主权原则,分权原则,人权原则,法治原则。[5]它们之所以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因为作为宪法制定的依据它们是宪法其它原则和各种宪法规则产生的基础,是整部宪法的主心骨。世界各国宪法的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对这些基本原则都是予以确认的,一部宪法若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基本原则都将是不完整的。周叶中教授认为“宪法基本原则是指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贯彻立宪和行宪的基本精神”,[6]莫纪宏教授认为“是宪法原则决定了宪法,而不是相反”。[7]宪法基本原则贯穿于宪法始终,对整部宪法及宪政都有一种宏观指导的作用。例如人权原则并不只适用于“公民权利”一章,它对“总纲”、“国家机构”各章都有指导作用,它要求国家的一切政策、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都要保障人权,“与其说个人自由权是一个法律救济办法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政府权力的问题”[8]。分权原则也不仅仅适用于“国家机构”一章,分权本身就是保障人权的产物,保障人权手段的多样性与分权体制直接相关,人权既需要立法机关通过立法予以确认,也需要司法机关通过司法救济的手段予以保障。法治原则更是至始至终体现在整部宪法中,不论是公民权利、还是国家权力,或者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政策,都需要制度化、法律化,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

  如果说人民主权原则、分权原则、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因为贯穿宪法始终而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那么法理学上的“公平”、“正义”等为何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自己不能当自己的法官”为何不能成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它们中有的不也是贯穿于宪法始终吗?不也是在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对宪法及宪政都有一种宏观的指导作用吗?笔者认为,法理学上的公平、正义、秩序、平等、自由等是一种法的价值理念,是指导所有法律(包括宪法)的基本精神,它们在不同的部门法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不溯及既往”是公平正义在刑法上的体现,民法中的“契约自由”、“诚实信用”、“等价交换”体现了民事领域中的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在宪法中则集中表现为人民主权、分权、人权、法治原则,它们是法律价值在宪法中的反映,其中人权、平等的法律价值直接成为宪法中的基本原则,公平、正义则通过人民主权、分权、法治原则在宪法中的确立而体现出来。宪法如果不确立人民主权、分权、法治,不保障人权,就是一部非正义的、不公平的宪法。法理学上的普遍原理与各部门法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产生了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宪法的基本原则必须有“宪法”的特点,如果直接将公平正义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没有很好地突出宪法自身的特征,因为公平正义不仅可以指导宪法,也可以指导任何一部法律。宪法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原则性、概括性、抽象性,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规定,因此法的普遍价值与宪法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产生了人民主权、人权、分权、法治这样高度概括的宪法基本原则。由于宪法是母法,是法律的法律,所以宪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宪法基本原则的高度抽象性决定了“自己不能当自己的法官”不能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它已经被分权原则所概括,是分权的含义之一。宪法的基本原则必须是最具包容性的原则,它应该包含其它的具体原则,而不是被这些原则所包括,这才符合“基本”原则的特征。只有更抽象的法理原则才能覆盖宪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些法理原则来自自然法,具有超越一切实在法的力量。德沃金认为法律原则具有的道德情感使法律具有了道德特征,“正是法律的这种由法律原则所给予的道德特征,给予了法律特别的权威,也给予了我们对法律的特别的尊敬”。[9]夏勇教授认为“蕴涵基本价值的根本法则,才是宪法所由产生的根据,并决定宪法和宪政的真正本质和道德基础。只有这样的法则,才能高于宪法,并因此真正赋予宪法以根本法特征,使宪法享有最高的法律权威。……这样的法则叫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修辞策略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客观法’、‘自然法’、‘最高法’、‘天法’,也可以称之为‘共识’、‘基本原则’、‘宪政观念’、‘道统’、‘天道’等”,这种“宪法之上的法”,“要求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制度和法律都具有终极意义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10]宪法的基本原则使自然法与人定法之间建立了联系,它们作为人定法的道义基础奠定了宪法乃至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基本原则在宪法中的表现形式,各国不完全相同。有的国家明确地将这些原则写在宪法中,一般是写在“总纲”或“总则”中,也有写在“序言”中的(如法国《人权宣言》宣告“凡人权无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还有一些国家并没有在宪法中明确列出这些基本原则,但字里行间渗透出这些原则的思想,如美国宪法第一、二、三条分别就国会、总统、联邦法院作出了规定,呈现出“三权分立”的格局,美国宪法并没有明确提出“三权分立”,但它却是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其后的“人权法案”也没有明文规定“保障人权”的总原则,但十条权利法案的内容明确地体现了“保障人权”的指导思想。宪法的完善与否主要应当看其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否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至于宪法基本原则是以隐性的还是以明示的方式表达,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也不是不重要的。从宪法形式的角度来看,集中、明确地在宪法“总纲”(或“总则)中规定宪法的基本原则比在宪法中分散地、模糊地表现这些原则更符合立宪技术的逻辑性、完整性、清晰性的要求。

  我国宪法对基本原则的规定除人权原则外,均集中在宪法“总纲”部分。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①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集中体现了法治原则。宪法第33条第3款(即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了人权原则。由于宪法基本原则有“贯穿全部宪法”的作用,因此立宪者一般应当有意将这些原则放在宪法的开端,看作是全部宪法的“总则”,②而我国宪法将人权原则放在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在立宪技术上似有欠妥当。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宪法基本原则既然“贯穿于全部宪法”,那它们就不仅仅是体现在“总纲”这些明确规定的条文中,而是融会于宪法各章节的条文里,渗透在全部宪法文字的字里行间,因此我们对宪法基本原则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几个固定的条文上。

  (二) 宪法基本原则的相关问题

  我国的一些宪法学教材或专著对宪法基本原则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③笔者在此不做重复性的论证,只想围绕这些基本原则谈一些相关问题。这些基本原则虽然在宪法中是最基本的原则,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平行关系,也不完全是从属关系,这些基本原则的含义和内容非常丰富,有时候容易将它们与有关概念相混淆,笔者在此尝试着提出一些自己的理解。

  1、关于人民主权原则。卢梭强调主权是属于人民的,人民为了更好地生活才建立国家,因此国家是人民主权的产物。当人们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后,作为个人“他被剥夺了他所得之于自然的许多便利,然而他却从这里面获得了如此之巨大的收获……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成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他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公益所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①因此国家是人民主权的产物,是先有人民然后人民才建立了国家,先有人民主权然后才有国家主权,国家的主权是人民委托给国家的,这个委托的契约就是宪法。宪法是人民给国家的委托书,通过宪法这个中介环节完成了人民主权向国家主权的过渡,宪法转让了主权(虽然卢梭认为主权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宪权就是人民主权的表现,是先有人民主权,然后人民才制定宪法,通过宪法将主权转让给国家,才有国家主权,也才产生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一种‘宪法现象’,而不是一种‘前宪法现象’”。③人民主权是先于宪法,也高于宪法的,西耶士的制宪权理论认为制宪权是“始原性的权力,”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中。④

  人民主权原则既然先于宪法存在,就不是宪法的产物,宪法对人民主权原则只是确认、保障,而不是宪法产生人民主权。世界各国宪法之所以要肯定人民主权原则,并且通常都把它当作宪法基本原则的首要原则加以规定,是因为,一方面如果宪法不能说明国家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这一基础性的问题,那么,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全部国家机器就可能因没有坚实的基础而坍塌,整个宪政体制就可能崩溃,人民主权原则是为了“满足对政治合法化的诉求和关于权利来源的终极性追问”;⑤日本宪法学家小林直树认为“国民统治的最终决定权是先于宪法之前的原理问题”,“一切宪法都是在确认国民主权原则的基础上”。⑥因此,哪怕“人民主权”缺少历史史料的实证,仅仅作为逻辑的需要,它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人民主权”也不完全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并不仅仅是在论证国家权力起源的正当性上才有意义,它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有价值的,它为人民监督国家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人民在必要的情况下实行直接民主留下了空间。

  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不应当混为一谈。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并且有时候是互相重合的,通常由国家代替人民行使主权,这种代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民直接行使主权“是相当不经济的”,由此而产生了“主权”与“治权”的逻辑分位。⑦“洛克认为,如果国家会侵犯个人有效权力的疆域,那么,没有任何人会同意组织一个国家。国家也许会否认个人的某些权利(即个人自行作出法律裁判的权利),但是,从整体上说,这必须能够带来更大的好处。”⑧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区别表现在,首先,人民主权产生宪法,而国家主权不能产生宪法,相反国家主权是被宪法产生的,因此国家主权不能制约宪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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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宪政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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