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仅为其飞扬的文采所折服，更为其所倡言的士大夫的理想人格而激动，所以阅读三过，即已成诵。整日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挂在嘴边，不谙世事的乡野少年即俨然成了忧国忧民之士，其幼稚憨傻之态，可笑复可悯矣！后来，读史阅世，身心俱老，方知文章只可当文章去读，有些话是大可不必当真的。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翻遍二十四史，没见有人能践行之。这就好比宗教所许诺的天国和净土，我等生人是难以企及的。凡事反求诸己，大抵可明白八九。我不是士大夫，但我也算“处江湖之远”的人，对于君主的休戚安危，我就从来没有“忧”过，一是距离太过遥远，忧而无用；二是也轮不到我去“忧”，因为我属于“居庙堂之高”的大人所忧之民（或曰民之一员），我等细民，自己尚被大人所忧，又何遑去“忧”大人之上的“君主”？我从来没有登过“庙堂”，所以没有大人们的体验，高居庙堂之上的大人们是不是在忧民呢？根据我读史的经验是：没有。他们固然也有“忧”，但所忧不在民，而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这从汉初开国重臣的命运及君臣关系可见一斑。
萧何和刘邦是贫贱之交，后来帮助刘邦打天下，刘邦当了皇帝，他功推第一，官拜相国，真正算得上“居庙堂之高”。刘邦和项羽苦斗之时，多次陷于危境，萧何盘踞关中，给刘邦镇守根据地，不断征集关中子弟为刘邦输送兵员，调查户口，按户征粮催赋，给前线的部队漕运粮秣。此时的萧何已是刘邦家天下的大管家，他所忧劳者，并非百姓的死难困苦，而是主子的皇权大业。就是这样，他也有日夜忧心的恐惧，那就是失去主子的信任而带来杀身之祸。汉高祖三年，刘项角力，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刘邦不断派使节慰劳后方的萧何，这种反常的举动使萧何身边的人嗅出了危险的气息，鲍生进言曰：如今汉王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受大野风霜之苦，却不断派人慰劳你，是有疑君之心。为君计，不如将宗族中兄弟子孙能打仗的全送到前线去，如此方能使大王更加信任你。萧何从其计，刘邦方释疑。为成就刘邦皇权大业，萧何曾举荐韩信为帅。韩信初不被刘邦所重，离汉而去，萧何将韩信追回，戏曲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曲目，说的就是这事。但最后也是萧何献计使吕后把韩信杀掉的。这也足见萧何对刘邦家天下的忠诚。刘邦在外平陈豨之叛，闻韩信被诛，特派使加封萧何为相国，食邑加增五百户，并派五百卫士护卫相府，很多人都来向萧何祝贺。只有一个名叫邵平的人对萧何说：“祸自此始矣。皇帝征讨于外，而君守于内，并无什么危险，不但对你加官进爵，又为你派了如此多的卫士。这种举动难道是正常的吗？况且韩信刚刚谋反于内，加派卫士，并非对你的恩宠，而是有疑你之心。为自保计，应谢绝封赏，捐出家财以充前方军费，方能免祸。”萧何捐出家财，这才讨得刘邦的欢心。这年秋天，黥布造反，刘邦又带兵去征讨。前方的刘邦，对于留守的萧何还是不放心，屡次派人探问相国在干什么。回复说：因为皇帝在军中，相国如征讨陈豨时一样，维护后方的安定，征集资财粮草，以应军需。身边的幕僚对萧何说：“君灭族之祸不久矣！君位为相国，臣子中功劳居第一，无以复加。你镇守关中十余年，已得百姓之心，皇帝所以数次探问你的近况，是怕你心怀异志，倾动关中。如今为自保，何不广置房产土地，强征贱买，亦所不惜，让皇帝认为你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土财主。如此虽自污自贱，坏了你的名声，但或许可以逃过灭族之祸。”萧何依计而行。刘邦得胜回都，百姓遮道告萧何的状，说他强征贱买百姓田产，萧何迎谒刘邦，刘邦笑将百姓的状子给了萧何，说：你自向百姓谢罪吧！此计虽拙，但也确实使刘邦释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会夺他的天下的。观萧何自保之手段，不外两条：一是不计个人得失，对主子忠心耿耿，恭谨劬劳，关键时不惜献出财产家人以明心迹，表现他忠贞无二的一面；二是放低身段，不怕自污自贱，奴颜婢膝，在人格上卑屈自辱，以表现自己无条件的屈从。
身为相国的萧何，在外人眼里，位高爵显，富贵已极，但他却时刻忧惧自己的身家性命，其内心之煎熬，外人恐怕很难体会。当然，高居庙堂的并非丞相一人，还有众多臣子，那么，皇帝视臣子为何如？刘邦与臣子有一段精彩的对话，窃以为“居庙堂之高”的臣子们是该永铭在心的。汉高祖五年，项羽已灭，刘邦即皇帝位，论功行赏，群臣争功，年余不绝。刘邦认为萧何为他镇守关中的根据地，功劳最高，所以首封萧何为酇侯，食邑八千户。众臣不服，哄闹说：“我们披坚执锐，统兵沙场，为陛下打天下，多者身经百余战，少者亦有数十合，攻城略地，出生入死，如今不见封赏。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光指靠文墨议论，从未上过战场，为何功劳却在我等之上？”刘邦说：“你们知道打猎的事吗？”众臣答：“知道”。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又答：“知道”。刘邦从容道：“打猎时，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并指示猎狗追捕野兽的是人。你们冲杀在前，捕获野兽，不过是功狗；而萧何，指示发令，纵狗追捕，乃是功人。”众臣子再不敢做声。萧何何幸，被帝王看作“人”，而别的臣子虽赴汤蹈火，舍生忘死，但在帝王的眼里，不过是“功狗”而已。刘邦虽不读书，但他是个聪明人，一语道破宫廷政治中君臣关系的本质。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刘邦当皇帝不久，就把三个最大的军头（三条功劳最著的功狗）韩信、彭越、黥布杀掉了。
身为当朝相国，说萧何完全不“忧民”，当然也不公平。正史所载，萧何的确“忧”过一次民，但却给他带来了大祸。刘邦在长安附近圈起大片山泽土地以为猎场，称上林苑。萧何上书，云长安土地狭窄荒瘠，民生穷困，奏请皇帝开放上林，允许百姓入内采集菽麦野果，以维生计，勿弃为野兽所食。刘邦大怒，说萧何受商贾财物，为他们说话，图谋皇家猎苑。于是，立下廷尉，将萧何披枷戴锁，关入大牢。数日后，一个臣子陪侍皇帝，问：丞相何罪，竟遭如此暴虐的对待？刘邦回答说：“我闻听为相者，凡有善举，皆归于帝王，若有错误差失，应为主上承担责任。如今萧何竟然受商贾贿赂，为他们请求开放我的猎苑，以此讨好百姓，所以把他关入牢里去。”这个臣子敢于说话，说：“丞相请求做有利于百姓之事，是他份内之责，陛下因何怀疑他受商贾的贿赂呢？当年陛下与楚征战，后来陈豨、黥布造反，陛下统兵在外，都是相国镇守关中，若关中摇动则关西已不为陛下所有。相国那时不谋利于己，如今反受商贾之金吗？陛下何疑相国之深也？”刘邦无语，当天派人释放了萧何。萧何平素恭敬谨慎，此时已年老，竟然光着脚，入宫磕头谢恩。刘邦倒有一套说辞：“相国无须如此，这事就算了吧。相国请求开放上林苑我不许，说明我是桀纣那样的暴君，而相国是天下少有的贤相。我故意把你关入牢中，是用我的罪错彰显你的德行啊！”看，赏赐你是因为怀疑你，惩治你是因为表彰你，帝王有绝对话语权，他当然可以随便怎么说，但他的逻辑谁能搞得清！他阴毒叵测的心理谁又能摸得透？在这样的庙堂上，自顾尚不暇，何遑忧民乎？
萧何死后，曹参为相。此人也是开国臣，比之萧何，功推第二。此时刘邦已死，太子刘盈即位，曹参完全按照萧何留下的规矩行事，日夜饮酒，丞相职事，不过循例应酬，这就是所谓萧规曹随。新皇帝不满丞相不作为，让曹参的儿子回去问父亲何以荒殆朝政，结果曹参把儿子痛打一顿，斥骂道：“赶快滚回去当你的差，天下事哪里有你插嘴的份儿！”到了上朝时，皇帝责问道：“是我让你的儿子规谏于你，为何要痛责他？”曹参赶快脱下冠冕，谢罪道：“陛下自思可比先帝？”皇帝说：“朕安敢与先帝相比！”曹参又问：“我和萧何功德才能相比怎样？”皇帝说：“君似不及也！”曹参说：“陛下所言极是，既然先帝与萧丞相已定天下，法令明具，陛下垂拱而治，我等循例守职，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皇帝只好说：“好，既如此，那就这样吧！”曹参依循旧章不作为，当个自在丞相，又何尝不是为了自保？在专制的官场中，做事的人容易出错招过，不做事或者少做事反倒落得清闲自在。无能的庸才不能作为，循吏不想作为，这两种人在官场中常常官运亨通。曹参参透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死前当了三年逍遥丞相，幸得善终。如此高居庙堂，焉得“忧民”乎！
张良属汉初开国重臣之一，也是“居庙堂之高”的人，应该说，刘邦有天下得张良之计多矣。但是张良所以没有被刘邦猜忌，第一是因为张良知进退，无野心。但这一条并不是护身符，你没有野心，帝王不一定不加害你，很多被整得家破人亡的臣子并非他真的有篡位的野心，乃是因为与帝王间有其他的过节。第二条是张良体弱多病，保命之不暇，对上下左右自然构不成威胁。张良饱读诗书，聪明之极，一旦天下已定，刘邦登基为帝，他就退居边缘，学黄老之术，用道家辟谷法，练气功养身去了。养病就要安心养病，倘若你不好好养病，有权位之想，高调出山，阿谀取媚，即使一时得幸，折戟沉沙，身家俱灭，那就是你的下场！这一点，张良是想得明白的。所以，对于张良，我们也不好强求他去“忧民”了。
还有一位陈平，也是刘邦的股肱之臣，应该上汉代名臣录的。他后来也位列丞相，得以善终。陈平魁伟俊朗，是个美男子，他深谙人性的弱点和欲望，故所出计谋，皆能中的。如用重金离间楚君臣，使范曾愤而去楚，死于途中；韩信欲求为王，刘邦怒骂，陈平在侧，踢刘邦脚后跟，使刘邦醒悟，暂时满足韩信欲望，以安其心；刘邦被匈奴困围平城，七日不得食，关键时刻，又是他做通了匈奴单于阏氏的工作，使刘邦平安出逃。陈平有何本事，能见到单于的阏氏，且使其阏氏为汉军解围？史书上说“其计秘，世莫得闻”。总之，陈平不是道学先生，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晚年总结自己的人生说：“我多阴谋，此道家之所禁。后世子孙不得复起，以我多阴祸也！”这是一个阴谋家的自白和自省之言。阴谋者凛然而惧，自承将祸及后世子孙，其秘计毒谋，当有不为正史所载者。如此为帝王勋业用尽阴谋手段的人，又与民何干也！
最后再说周氏父子。周勃有开国之功，性格敦厚倔强，刘邦临死，认为其可承担重任，所谓“重厚少文，安刘者必勃也！”惠帝六年，以周勃为太尉。诸吕专权，有篡位之谋，吕后死，周勃与臣子们一起将诸吕诛灭，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因其拨乱反正，重整江山之功，文帝以周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成为权倾朝野的万户侯。这时，有人进言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竟心安理得受厚赏，处尊位，祸将及身矣！”周勃听了非常害怕，立刻请求皇帝归还相印。不久，丞相陈平死，皇帝再次启用周勃为相。周勃的性格不会讨主子的欢心，不久，文帝就罢了他的相，把他打发到封地去了。这位曾统帅千军万马，有拥立之功的人在庙堂为相时就疑神疑鬼，战战兢兢，生怕惹来杀身之祸，如今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乎？然。但这话没说完，应是“忧其君生杀己之心”。他得了恐惧症，心理出了问题，总疑心有一天会被皇帝派来的人杀掉。所以地方官到他封地来，他每次都身穿盔甲，命令家奴手执兵器以见。这哪里是待客？简直就是示威！不久就有人上书告其谋反，马上他就被抓进了大牢。周勃本来就拙于言辞，所以狱吏审问时不知所对，狱吏当然对他不客气，用各种手段折辱他，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周勃只好让家人以千金贿赂狱吏。狱吏受贿，暗示他“以公主为证”。原来，周勃的长子乃是汉文帝的女婿，他和皇帝是亲家，周勃当年受重赏时，把赏赐的金银财宝都转送给了皇帝的舅舅薄昭，如今事急，薄昭出手相救，去找自己的太后姐姐。太后对皇帝说：“当年周勃为太尉诛诸吕时，统重兵，手握皇帝之玺，那时不反，如今居一小县，难道会谋反吗？”文帝这才把周勃从牢里放了出来。周勃出狱，叹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这或许是曾经手握大权最后落到狱吏手里的人共同的感叹！小小狱吏，你身居高位时连正眼也不会撩他，可若你真的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对你是不会客气的。当年的堂堂丞相进了大牢不也得向狱吏行贿吗？时也！势也！权势一失，再矮的屋檐你也得低头！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庙堂之臣最后孤寂地死在封地里，他的心理恐惧症应该成为帝王专制制度下一个值得剖析的历史标本。
周勃死后，长子周胜之袭承侯位（周勃被封为绛侯），此人是汉文帝的女婿，但夫妻关系一直不好，公主不待见她的老公。不久，周胜之就因罪被杀。一年后，周勃次子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周亚夫有极高的军事才能，汉文帝生前劳军周亚夫驻军的细柳营被传为历史佳话，成为军营整肃军令严明的治军样板。文帝将崩，嘱告太子说：“将来事有缓急，可用周亚夫统兵。”景帝即位，吴楚七国诸侯叛乱，周亚夫统兵平叛，稳定了中央政权。平叛归来，周亚夫和乃父一样，官拜太尉，不久，迁为丞相。父子二人，皆有匡扶社稷之功，又都由太尉而丞相，功高盖世而又高居庙堂。其父已如上述，其子又当如何？在平定吴楚之乱中，由于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周亚夫没有对被围困的梁孝王（景帝的小弟弟）派兵施救，得罪了梁孝王，梁孝王每次进京，都要在太后面前对周亚夫进谗言。景帝欲废栗太子（栗姬所生），周亚夫多次谏阻，终使君臣生隙。后来皇后之兄王信欲封侯，买通窦太后为其说话，皇帝征求丞相意见，周亚夫说：“高皇帝（刘邦）曾与诸臣有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无功于社稷，如果封侯，是违背高皇帝约定的”景帝“默然而沮”。从此景帝对周亚夫由信重而疏远。其后又有五个匈奴王降汉，景帝欲封其为列侯而敦勉之，征求丞相意见，周亚夫说：“此等人背其主而降陛下，如封其为侯，将来何以责不守节之臣？”景帝已对周亚夫失去了耐心和敬意，断然说：“丞相之议不可用”。立将五人全部封为列侯。周亚夫明白，由于自己强直的个性，造成了君臣间的嫌隙，而裂痕的加深，已使其匡扶社稷的功劳化为尘土。功劳、勋位乃至帝王的眷宠都是不可倚侍的，帝王心思的多变和情感的好恶决定臣子的命运。他以身体有病为由请辞相位，皇帝立即照准。正剧和喜剧刚刚落幕，悲剧的序幕即已拉开。不久，景帝在宫禁中召亚夫赐食，席上放一大块肉，没有切，也不放筷子。这肉怎么吃呢？难道是有意羞辱自己吗？“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皇帝冷笑道：“看来我没有满足你，是慢待你了！”此嫌恨之言也！亚夫免冠向皇帝谢罪。皇帝只说一字：“起”。亚夫离席而去。皇帝目送他的背影，恨恨道：“桀骜不逊，怏怏而去，此非少主臣也！”这句彻底决绝之言预示了周亚夫悲惨的下场。亚夫老矣，来日无多，儿子们预为乃父筹备后事，依亚夫的爵位，墓葬中要有陪葬之器。亚夫曾为太尉，统兵百万，儿子为其定做了五百副将士的甲盾。此为冥器，当然不是实战的兵器。但此事却被告发，皇帝立刻命有司审理。亚夫强直，默无一言。皇帝怒道：我不用他的口供，直接交廷尉！廷尉者，相当于朝廷的大法官，专办皇帝交下的案子。廷尉直接诘问亚夫：你为什么要造反？一句话，把案子的性质定成了谋反大罪。亚夫驳斥道：“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廷尉笑道：“君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这才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不在人世造反，肯定是要到阴间造反，总之，你是死定了！和他的父亲周勃一样，他同样尝到了狱吏的苦头，被不断地拷打折磨。年迈的亚夫在狱中绝食，五日后，呕血而死。当你失宠于帝王，厄运降临之快，如同云层的雷电，霹雳一声，万事皆休！你往昔的功业辉煌，身居高位的骄矜，财富和英名，理想和抱负……帝王雷霆一怒，生命在地狱般的苦难和凌辱中终结，你生前为之骄傲和所看重的一切，立即化为烟尘！除了留给后人徒然的叹息，还剩下什么？
或问曰：那些权高位重的老爷子们既不“忧民”，那他们在庙堂上到底在干什么？答曰：因为庙堂上只有一尊神，争相对这尊神表示效忠是他们的日常功课。他们全心全意、三心二意或者虚心假意地维护着皇帝的家天下，因为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是他们的寄生之皮。除此，就是在互相排摈倾轧中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站稳脚跟，不被同伙干掉。
西哲有言：政治是一种残酷的游戏。帝王专制的宫廷政治尤其如是。所谓居庙堂之高，乃是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高位。“万人之上”，固然可以使人有“赫赫师尹，万民具瞻” 的气概，“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风采，但“一人之下”，则会使你刻刻忧惧，如履薄冰，因其彼虽一人，你的身家性命就握在他的手心里。他决定你的荣辱生死，焉得不忧不惧？所以，居庙堂之高的人不是在一人之下放弃人格、操守和原则，就是身名俱丧，不得善终。庙堂并非易居之地，因为这是权斗的杀场，所以人性的阴暗暴露无遗，人性的异化也最为凸显。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相互倾覆坑陷，乃是庙堂的自然生态。《岳阳楼记》开篇句云：“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的滕某人就是因为得罪了高位者被贬谪到此的。范仲淹一句“忧谗畏讥”，才是刻骨铭心的心里话，道出身在其中者的普遍心态。如此居庙堂之高者，“忧其身”之不暇，何遑“忧其民”乎！
2014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