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哲学是为了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7 次 更新时间:2016-10-29 20:24:48

吴万伟  

   贾斯汀·斯密斯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前言:有出版商找我写一本有关哲学家历史的通俗著作,主要谈论哲学家作为个人和社会行动者的历史,即在历史上哲学家的种种自我认识是什么?这些观念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哲学文化中是如何转变的?以下就是本课题计划的草稿。

   哲学是什么?可能的答案之一是,那是蔑视金钱的思想工程,至少假装蔑视金钱。

   这种蔑视成为柏拉图在描述老师苏格拉底接受审判并遭处决的过程中所体现的西方哲学源头神话的核心内容。我们在此了解到苏格拉底受到雅典法庭的两项主要指控:一是宣扬其学说,一是向学生收取讲课酬金。否认第一项指控对我们喜欢讲述的故事非常重要,不过,我们随后会谈到这个话题。至于第二项指控,苏格拉底反驳到“说我宣扬学说和收取讲课酬金的问题,的确有事实根据。不过,如果有人有当老师的能力,即使他讲课收费,我依然尊重他。”苏格拉底谈到被称为欧维诺(Evenus)的一种老师,他赞赏任何一个“真正拥有这种智慧并少量收取报酬的人。如果我拥有这种智慧,我会非常骄傲和自豪,可惜真相是我并没有那种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哲学不应该得到酬劳,因为这里没有真正的交换,至少从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角度看是如此。哲学并没有给搞这行的能手新知识,只不过是带领他们实践了一种辩证方法,向他们展示了已经知道的东西或从新角度认识现有知识。既然没有出售任何东西,也就无需花钱购买。

   但是,哲学所做的往往不止这些内容。它还告诉我们世界的样子。苏格拉底本人不仅放弃了诡辩术而且放弃了自然哲学:雅典法庭对他的其他指控包括“他曾经研究天上和地下的东西。”对此,他像驳斥诡辩术那样激烈反驳。可是,这种研究事实上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一直在从事的核心内容,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再次出现,甚至还出现在柏拉图自己后来的对话如《蒂迈欧篇》(Timaeus)之中。这些探索都是旨在发现自然奥秘及其首要原则:如水、空气或身心二元化合物。任何地方出现了这种探索,我们肯定会发现其背后动机是理论兴趣与现实关心和常常带有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考虑的混合体。自然哲学(后来被称为科学)感兴趣的不仅是自然的首要原则感兴趣,而且是自然的威力以及如何控制这些威力。

   虽然苏格拉底提供了古代哲学的一种不关心地下的或天上东西的模式,但只是在最近,哲学家的自我认识才开始与现在的科学家的自我认识彻底区分开来。只是到了18世纪末期,自然哲学才不再被视为哲学家所做之事的不可缺少的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发现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1661年的《伦敦雾霾纪实》(Fumifugium)中写到,“污染空气的不健康蒸汽、风暴和暴雨的起源;这些都是哲学家可能详细谈论的话题。”17世纪时,把哲学家与这种好奇心联系起来,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吃惊。在普通人的想象中,哲学与炼金术密切相关就像它与逻辑密切联系在一起一样。

   笛卡尔从当地屠夫那里学来的解剖技能继续进行解剖动物脑袋的活动。作为形而上学专家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仍然花费很多宝贵的时间专门进行巴西吐根的医药成份研究,并在1695年完成其著作《美洲新止痢药》。与其他重要著作相比,他似乎更喜欢这部著作。在实验哲学这个术语x-phi之前很久就有了实验哲学,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和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等很多人都进行过这种研究,有人还流畅地论述了哲学最好被视为在根本上与探索自然奥秘的学问并无二致的理论理由。如果用诗人詹姆斯·梅利尔(James Merrill)的话说,就是吻醒新权力。

   发生了什么变化?伊曼努尔·康德自己的生涯似乎跨越了两个时代的鸿沟。在早期,年轻的康德做了作为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应该做的事,用拉丁语撰写了《论火》的专著。他本来可能继续撰写有关天体、人类学、自然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著作,但到了成年后,如在1783年完成其批判性著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后,康德清晰地意识到科学与哲学或者自然哲学与本体哲学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前者取得快速和空前的进步;后者仍然围绕同样的问题在循环,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康德在《导论》中表达了对形而上学的普遍危机的看法,不过,没怎么被关注的是他的科学概念的变化:他渴望本体哲学“作为科学不断前进”,而且相信若做不到,哲学就没有未来。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科学成为不同于哲学的东西,虽然在不久前两者其实是难以分清的。

   对科学与哲学分家的充分解释非常复杂,不仅与哲学家的自我概念等内部变化有关,而且与社会和机构的历史有关。特别是,哲学活动的中心处于大学之外---在皇家朝廷、博物馆、科学协会等。经过若干世纪之后,到了18世纪末,哲学再次成为主要的学术活动:置身于大学院系之内的当今意义上的学术,专注于清晰界定的课程边界内的学科教学。

   在康德以后的两个世纪里,哲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再次是本领域内在发展与现代大学复杂的社会和机构历史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今,没有人会理解下面的说法:即哲学家喜欢探索风暴或暴雨的起源,或宣读他对吐根酊的医药作用的研究报告。我们对哲学家的社会角色的理解与更古老的哲学模式就相差更远了。当时,哲学家主要来自教堂或寺庙,他们是喜欢维持与社会的安全距离的社交圈子:哲学家是牧师或僧侣,是人神交流的媒介,或者孤独的遁世者和悟道者。这些是哲学学科悠久遗产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明白这种悠久历史将继续对我们定义哲学的努力产生影响。

   在当今大学体制遭遇的社会和机构发生剧烈变革的阶段,探索历史上的自我理解的努力就显得特别紧迫。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就像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一样,哲学的未来或许游离于大学之外。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J. M. Coetzee)最近把当今人文学科教授的处境与波兰共产党政权时期持不同政见的教授处境相提并论。他们不被允许讲授真正的哲学,但人们都知道他们“在客厅或在正式与学生见面之外的时间或在大学之外举办哲学讨论会。”库切说,这样做,“哲学研究维持了活力。未来人文学科在被重新定义的大学里失去立身之地之后,或许就要靠这种路线维持活力了。”但是,与波兰共产党国家不同,当今世界发生的变化具有全球性,很难想象这个局面能够被逆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学用以摧毁自己的机制之一或者至少是试图清除其人文主义内核的举动就是,强迫哲学家按照实证科学的模式将其研究概念化:强迫哲学家们申请课题资助,要求其提出明确的“方法”(这不再仅仅是简单地阅读一堆书籍,并进行思考),阐明具体的研究“结果”(不再是有关世界和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既简单、有趣又吸引人的观察)。不过,大学管理者和教师们相互误解对方的是,现在被称为科学和一直以来被称为哲学的两者的历史关系和身份的深度。这里不是哲学家必须维持其独立于科学的地位的问题,因为简单的历史事实是,这种独立性是后期的发明,而且未必合理也未必有用。

   如果存在一种新的期待,即期待哲学家从与科学有关的角度为其辩护,那么这种期待的更深刻问题或许是这些论述在阐明科学本身的本质方面同样是不充分的,不仅没有抓住科学过去的历史也没有预测科学的未来。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再次需要重构自然哲学的历史,探索在不同时代和背景下寻求探索科学奥秘者的自我概念。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么做就是不要基于时代错误的区分,人为地在自然哲学与哲学之间划上封锁线。

   在库切看来,波兰知识分子的客厅哲学是高贵的和值得复制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是免费提供的,正如苏格拉底在很早之前所做的那样。但是,这仅仅是哲学事业的概念之一,绝非哲学史上的主流。哲学家一直都拥有很多不同的社会角色,也有很多不同的职业。其中,我们或许至少辨认出六种,虽然可能有部分重叠,历史上的某个哲学家或许是至少两种或三种的混合体。这六种角色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不同历史人物体现出来的方式将是本书六大章节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牧师。这是哲学家的最古老社会角色。这个标签应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包括任何得到社会尊重的人物(几乎总是老者),他扮演了世俗和超验领域的中介,能够代表神灵说话或解释人类体验之外的东西。比如,这种人还包括印度圣经的婆罗门评论者,他为人们提供经典印度哲学的文本基础。这种社会角色肯定是持续性的,就像萨满教教士或非文本文化中的人物,即使最初看起来像哲学或者准哲学探索,牧师的中介人角色就体现在圣经文本中,经文显示了人们对概念明确性和可靠推理的关注。

   第二类是禁欲者,他们出现在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非常有帮助的说法“轴心时代”,佛教和基督教就是在这个时期走上世界舞台,两者都将自己设定为明确反对华丽寺庙中的牧师权威。玩世不恭者、印度禁欲宗教耆那教徒(希腊语中被称为秘密修行者(gymnosophists)、早期基督徒和其他遁世者提供了一种模版,他们首先和最重要地把哲学看作按照自然法则或者神圣法则生活的方式,或者超越了社会、国家、庙宇等虚幻权威的生活方式。禁欲者在整个中世纪继续成为哲学中熟悉的人物,虽然现在多数局限在修道院的高墙之内,在后来的时代在尼采的身上仍然能听到世俗的现代世界的回响。通常,尼采被认为是怪异之人,这或许与下面这个事实有关:到了19世纪末期,他已经没有了清晰的社会角色要扮演了。

   第三类当然是牛虻,他清楚哲学家的社会角色不是协调社会与神灵,也不是放弃社会性,而是纠正,尽可能纠正近视的观点或所在社会成员的误解。苏格拉底是牛虻的特殊案例,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他并没有积极的项目要取代各种错误观念,也没有提供改造同代人的计划,这与形形色色的社会批评家或积极干预政治的哲学家(philosophes engagés)不同,他们仍然遵循了这个可敬的、重要的路线。

   哲学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受到蔑视的社会角色是第四种---朝廷弄臣。最近的一本非常受欢迎的书认定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是高贵的禁欲者,与之对应的是不讲道德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他时刻准备好把哲学服务出卖给愿意为其提供最高报酬的欧洲君主。在此,我们的清单中第一次明确出现了金钱(虽然牧师的教堂中肯定也有金钱问题)。朝廷弄臣的更接近当今时代的化身是“卖身投靠者”,或者用更委婉的说法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与社会中的牛虻不同,不是为了改变这个社会而是为了推销自己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光环。当然,这里非问题的是如何确定谁符合这个描述,谁不符合。所有哲学家都需要得到支持,很少有人能够有足够的刚毅做得彻底禁欲。那些被称为弄臣的人似乎是把世俗财富和荣誉当作目的本身的人,而非当作纯粹爱智慧的副产品。或者他们至少是在掩盖这个事实方面做得很拙劣的人,让人看出来他把财富和荣誉当作唯一的追求目标。但是,这种迫切需要的东西与深刻的思想是否相容是重要问题。莱布尼茨似乎提供了一个反例,说明两者互不相容。不过,有趣的问题仍然存在,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能够告诉我们揭露哲学工程本质的很多内容,如弄臣为什么成为毁掉哲学家诚信的潜在人身攻击(ad hominem)而继续发挥作用。

第五种是好奇者,这是哲学生活中被遗忘的伟大模式。本书的主要议题就是解开这种人消失的奥秘。他是热心探索风暴和暴雨奥秘、磁力变化、苍蝇翅膀的微小细节的哲学家。好奇者常常是怪异之人:早期现代实验哲学的很多人是女性(女性也可以是禁欲者和牛虻,虽然牧师少些)。好奇者相信,对莱布尼茨称赞为单子(res singulares)的东西的任何知识都不丢人。这些知识能够揭露自然整体的秩序,在他们看来,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发现这种秩序。这种哲学途径的范式命题或许可以在亚里斯多德的反驳中找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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