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土地流转、阶层重塑与村庄治理创新

——基于三个典型村落的调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 次 更新时间:2016-10-25 10: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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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  
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作为行政机构,管理村庄的日常工作。党支部上传下达,在乡镇党委领导下驾驭村落各项事务,而不仅仅是领导村委。

   可在现实中:

   全体村民大会基本没法召开,甚至很难召集到一半村民参会。虽然具有村民户籍资格的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大量村民的外出打工,或者向城镇的搬迁,已降低了其参与选举的积极性。只要其土地权益、宅基地权益和公共建设和经营用地权益得到保障,其他事务均可他置。即使是村民代表大会,也已很难召集。比如说,要使土地合法合规流转给非本村的出资人,需要有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才可完成,但在我们调查的B村和C村,为将土地转租给外来的企业,村委会干部不得不通过打电话征求意见,最终由村民代表会议走完程序——有些在城市的农民工只能电话联系,他们不可能前来参加会议。

   “能人治村”已转变为“老人治村”。现在,有能力的人、年轻人都已农民工化了。留在村庄的人,大多是体弱多病或有所残疾的人(还有少数跑长途运输的买卖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村落经常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支部书记。原来所说的“能人”在村里很难发现。在我们调查的三个村庄,其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都已经老化。事实上,农村精英的流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村委会成员由“住村”逐渐演化为“不住村”。有些支部书记和村委会成员,已在县城购买了住房,平常住在县城,村里的“老宅”经常关门。上级要来检查或者乡镇安排了具体任务,他们才从县城开车回来陪同。在土地流转的大背景下,支部书记与村主任的职位,不再吸引“村庄精英”。这使乡镇一级的官员,不得不向县城和市里申请更多财政补贴以留任支书和村主任。从全国来看,西部地区的支书和村主任的工资和补贴相加每月已超2000元,东部地区或大城市近郊村落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工资和补贴每月相加已超3000元。村落的自治,正逐渐转变为政府购买工作岗位的“他治”。

   农企和种养大户强化了其在村庄的话语权。对于那些流转到土地,并成为种粮大户的农场主来说,如果其是本村村民,则其话语权自然会加强。对于那些村庄户籍之外的农业企业主来说,虽以契约方式获得了土地经营权,但很难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了“办事方便”,这些人不得不与乡镇领导和村委成员密切来往,借此提升其对各项公共资源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话语权。在调查的村落,基本没有村集体经济。为修桥补路、疏通河道、拉通电线、组织村落文艺会演等,村委会成员不得不依靠农企赞助。从某种程度上说,离开了农企的“帮忙”,很多事务无法做成。这种互补关系,使村干部和农业企业家易于形成利益共同体。

   村庄内部收入差距渐趋拉大。种粮大户不但能够获得自己预期的那份收入,而且还能顺利拿到政府的各项补贴。银行也倾向于贷款给农企,而不愿为村民放款。村庄内部的老年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产,很难将农产品商品化为货币。他们主要依靠子女外出打工收入的转移而购买蔬菜以及其他熟食。在农业企业主收入上升,而普通村民尤其是老年村民收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迅速拉大。

   所以,在流转了土地的村庄,现存的社会阶层可以归并为以下几类。

   第一,有时“在村”、有时“不在村”的村干阶层。这个阶层主要由支部书记和副书记、村委会成员和村民小组成员等构成,主要管理村落日常公共事务,包括对政府文件的上传下达、张贴宣传板报、在村委会值班、监督村医按时上班、接待来访、调解各项矛盾等。

   第二,“在村”的老年农民阶层和村民阶层。他们由耕种土地的老年农民和不再耕种的老年居民所组成。老年农民耕种的蔬菜和粮食主要用于自给,而不是为了市场。其中的绝大多数,是无法进城或不想进城的老年人,也有少数留守儿童。在老龄化的影响下,农民正逐渐退出生产领域而转变为老年居民,这可看作是农民阶层的“在村居民化”过程。在土地还没有流转完的自然村,既存在老年农民阶层,也存在单纯消费的居民阶层。但在土地已经流转完毕的自然村,则仅仅存在居民阶层。居民阶层是一个需要供养才可生活的阶层,故具有“非职业”的“非阶层”意义。

   第三,“在村”的农业技术工人阶层。这个阶层的绝大多数上过农校、能够驾驶农用大型机械,能够通过网络掌握物流。他们收入较高,通常代表农场主阶层处理农企的具体事务。他们更像是农场主的代理人,常年住在村庄,却不与村民接触。为避免矛盾,农场主特意将农场场部建在距离村民居住区较远的地方。在整个村庄土地区划内,他们是最年轻的人,也是人力资源最丰富的人。在我们调查的C村,因为绝大多数村民外出打工,所以,该村的劳动力,主要是农业技术工人,他们类似于固定工。

   第四,“不在村”的体力农业工人阶层。这个阶层基本不与村庄发生权力和经济关系,而只听命于技术工人阶层的指挥。当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农业企业主或种养大户就去劳动力市场招募这些人,以每天70-150元的价格雇佣其劳动。在不需要劳动力的时候,这些人就在城镇或城市其他地方做临工。在我们调查的A村,种粮大户曾经雇佣过本村农民,但因为各种复杂关系而发生过激烈冲突,故在随后需要耕种或收割时,也开始在劳动力市场雇佣临时工。所以,那种农民先将土地出租拿到一份租金、然后再通过给农企打工拿到另一份工资的说法,正在现实中消退。体力农业工人阶层,是一个变动的阶层,类似于临时工,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以临工化方式生存于市场的缝隙之中。所以,不仅城市的农民工具有临工化趋势,农村的体力农业工人也处于临工化状态。因为是临工,所以,这些人可能不认识自己的“老板”——属于“不在村”之列。

   第五,“不在村”的农业企业主阶层(或曰农场主阶层)。这是资本下乡形成的新型经济精英阶层。与村干部的老龄化相比,这些人更年轻、更有文化、更会市场运作,也更善于疏通其与乡镇的关系,甚至也认识“市里或省里的人”。这些人人数虽少,但却具有经济支配权和政治话语权。因为他们可以系统分析农产品市场信息并掌握农业种植和养殖技术,所以,他们逐渐收并了村庄的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主阶层通过其与村干阶层的来往,影响了村庄的重大决策,形成精英联合趋势。在村民生活发生困难时,企业主阶层间或会施以援手。但这些企业更像是“飞地经济”:在扩大再生产时,他们希望廉价租到土地;在缩小规模时,他们又希望能顺利将土地退还给村民或村庄。他们赚了钱,很少会为村庄的发展创造条件。但他们赔了钱,却会拖欠承包费。这个阶层的根据地在城市,农村是其车间。因为有农业技术工人在管控,故其不用住在村庄。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城市才以资本的无形之手,控制了农产品的生产和流动,进而也影响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第六,“不在村”的农民工阶层。因为土地发生了流转,或因不用每天忙于耕种,他们或选择近距离流动到当地县城打工,或选择长距离流动到外地城市觅职。在外地打工的那些人,更倾向于将土地流转出去。他们几乎全年不用回到村落。这就使这部分人属于职业阶层意义的产业工人阶层,但却因与村庄存在土地权益联系而被赋予“不在村”的“村民”意义。他们更希望农业企业经营和收益稳定,这样就可以顺利拿到租金。故此,这部分人举家迁移率较高。他们的第一代,还熟悉村庄的日常生活,具有恋家的“家乡情怀”。而他们的第二代,则正将自己的生活逻辑建构于城市之中,但却更关心自己在村庄的利益得失。

   人们所处的阶层不同,其利益格局和权力博弈关系也会不同。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前村庄内部的治理结构[2]。

  

   四、利益博弈与村庄内部冲突

   有社会的地方就有社会矛盾。在社会发生变迁的地方,其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土地流转过程已将村庄内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置于新情境之中。农村生产的企业化、日常消费的商品化、村庄人口的异质化、阶层关系的复杂化等,正在改变村落社会的治理基础。

   从表2可以看出,从冲突的来源上,我们将村庄的矛盾主要划分为“村民与村委之间”“村民内部”“村民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的矛盾。这样的分析,有利于从源头治理角度排查问题。

   “村民与村委之间”的矛盾,更多体现的是村民阶层(农民阶层)与村干阶层之间的矛盾。为完成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村干需要贯彻乡政府的指示精神。即使是从良好的意愿出发,在利益相对一致的基础上,村干阶层与农民阶层之间也会发生冲突。A村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减少葡萄种植亩数、扩大玉米种植面积而引发的矛盾。对于农民来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逻辑,种植什么、种植多少都应该由自己决定——自己才是责任主体[3]。但因为前几年鲜食葡萄没有卖上好价格,而玉米价格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投入的劳动力较少,故镇政府为贯彻县里的决定,为完成增收攻坚任务,于2015年下达了动员农民种植玉米的指示。但2015年年底玉米价格大跌,从2014年1.2元的收购价降低到2016年年初0.8元的市场收购价。这大大打击了农民的增收预期,由此而发生了“要村干部负责”的上访事件。除此之外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低保户、贫困户的确定上,毕竟,低保户可以拿到低保金,贫困户可以得到政府的扶贫支持。但在C村,村民与村干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土地租金高低和租期长短的争议。在A村和B村,村干阶层仍然被赋予组织和检查生产的职责,但在C村,村干阶层的工作,已经全部转移到“做好各项服务”上,尤其是做好为老年人提供各项服务上了。所以,土地流转率越高,村干阶层的“服务化”趋势越强,甚至基层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将支部建立在老年人之中。

   村民之间的矛盾,正在从熟人社会的矛盾类型转变为陌生人社会的矛盾类型。村庄人口的陌生化,不仅发生在外来的农企技术工人与老年村民之间,而且发生在年轻的具有村民身份的农民工村民与常年住村的老年村民之间,更可能发生在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之间。最典型的情况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不认识30岁以下的年轻人了——甚至连名字也叫不出来,更别说辨识。村民之间的矛盾,如果发生在熟人社会,则会通过家族之间的协商,以非正式制度的方式解决。但如果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则更倾向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即使发生“儿子不养活父母”这种家庭或家族内部的矛盾,村干在调解不下去时,也会建议他们“司法解决”。对于那些最近几年才嫁入村庄的“儿媳妇”来说,因为不与公婆住在一起,所以感觉公公婆婆都很陌生。那些自幼住校上学的儿童,其成长过程,很少与村庄发生联系,回村基本是“探亲”,他们既不懂稼穑,也不懂村庄惯习,但因“继承关系”的先赋性,他们才具有了村民资格。村庄的新出生人口和新嫁入人口,希望从村集体出租的土地中分配到租金,这会摊薄原有户籍人口的租金收益。于是,那些新生了孩子的家庭和新娶了媳妇的家庭,就与没有新生儿的家庭和新娶入儿媳的家庭之间发生了矛盾。那些有大学生的家庭和闺女出嫁到别处的家庭,也不愿放弃租金收益。这种冲突,是村民阶层内部的冲突,但经常外化为村民与村干之间的争执,有时也会延伸成村民阶层与农场主阶层之间的矛盾。村民经常说,钱不在多少,关键要公平公正。他们希望村干能够站在他们预期的立场做出决策。一旦难以形成一致认识,有些村民就以退出集体出租协议相威胁,或以缩短出租租期而讨价还价。

村民与农企(农场主)之间的矛盾,经常表现为争夺村内公共资源的矛盾。在村的老年农民或老年居民与农业企业在路权、水权、电权等方面存在重大争议。有时候,在地界、环境污染以及支农项目款项的安排等方面,也会酿制激烈冲突。农民工在城市可以稳定就业时,愿意出租家庭的承包地。农民工在城市不能顺利就业或希望回归农村发展时,就希望收回自己的承包地,但因为已经签约,形成契约关系,故难以收回,于是就开始制造麻烦,要么挖断水渠,要么捣毁农场机械,要么偷盗农场工具。经济波动或经营不善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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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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