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找寻经济学原理中的“人性逻辑”

——米塞斯行为逻辑学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5 次 更新时间:2016-10-21 02: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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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没有理由仅仅因为貌似更“客观”一些就享有“高看一等”的优越待遇。拿米塞斯自己举的一个案例来说吧:[21]行为逻辑学以及经济学肯定就没法撇开某位农夫增加收成的“主观”目的不谈,单纯关注他为此选取的进山烧香、多施肥料等“客观”的手段;毋宁说,它们必须将二者都当成“价值性事实”的认知材料来处理,在不对二者的具体质料内容展开规范性价值评判的前提下,单纯从“元”视角探究二者作为目的和手段在人的行为中形成的“纯形式”互动关联。至于上一节的那个案例就更清晰了:鱼和十元钱对你来说分别是目的和手段,对他来说却分别是手段和目的;我们只有将二者都纳入考察的范围,才有可能揭示支配着种种经济学原理的“不等价交换”的人性逻辑。

  

   再次,虽然米塞斯认同的“价值中立”是一个很流行的概念,但要是较起真来,其中同样存在着模糊不清的地方。问题在于,既然人的认知行为也是基于求知欲或好奇心这种特定的“需要”才把“思想”与“世界”联结起来的,它当然就会赋予任何认知成果以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属性了:符合事实的“真知”因此就具有了“值得意欲、应当肯定”的正面价值,不符合事实的“谬误”因此就具有了“令人厌恶、应当否定”的负面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行为逻辑学以及经济学虽然不“应当”对人们在具体行为中的任何规范性立场做出赞成或反对的非认知价值评判,却“应当”对任何学说在理论研究中得出的正确或错误的认知结论做出赞成或反对的认知性价值评判,而不“应当”在这一点上也漠不关心地保持“价值中立”。同样道理,它们虽然不“应当”卷入到各种教条主义和伦理学说围绕“规范性”问题生成的任何理论冲突之中,却“应当”在“元”视角的认知层面上积极参与“真与假”的门户之争,就像米塞斯自己也对于“等价交换说”做出“这在理论上错了”的价值评判那样。所以严格说来,当我们在理论科学中运用“价值中立”的概念时,实际上仅仅是指对于非认知的规范性价值保持“中立”,而不是指对于认知性的规范性价值也保持“中立”,以致干脆不做任何价值评判。

  

   四、善恶价值基准的理论意义

  

   米塞斯在“价值中立”概念的误导下所生成的最严重理论缺失,可能要数他在行为逻辑学中拒绝运用像“善”和“恶”这样的价值术语了。或许由于一开始就把它们与新闻审查官式的规范性态度直接挂起钩来的缘故,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两个不仅在道德领域,而且在实利(功利)、炫美、认知、信仰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的应然性价值评判基准,在“元”层面上作为人们的认知—描述对象时,同样包含着存在之“是”的实然性一面,因此完全有理由与“目的”、“手段”、“快乐”、“痛苦”等包含主观价值意蕴的术语一起,纳入到行为逻辑学的理论体系之中,作为我们探究人的行为逻辑结构的不可或缺的理论纽结。说穿了,一旦将它们拒之门外,行为逻辑学不但在理论内容上会变得苍白贫乏,而且也无法如其所是地充分揭示“人的天性和存在的本质”,以致很难提升到人性逻辑学的维度之上。

  

   正如拙文“怎样界定善恶概念——兼析元价值学与规范价值学的区别”试图论证的那样,如果是从“元价值学”的实然性视角来考察,这两个价值术语原本分别具有对于每个人都适用的核心语义,因为不管在具体语用中涉及到怎样的规范性对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按照“效用—诉求—体验—评判”的逻辑顺序,在“有益—可欲—快乐—赞许”的共通性意思上运用“善(好)”这个词,在“有害—厌恶—痛苦—非难”的共通性意思上运用“恶(坏)”这个词;不然的话,他们甚至没法围绕“白菜好不好吃”、“希特勒是不是个恶棍”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规范性价值评判,更不用说在彼此间展开交流争辩了。[22] 有鉴于此,我们也完全可以在这种“纯形式”的“元”层面上,就像运用目的和手段、快乐和痛苦等概念一样运用善和恶的概念;否则,如果出于“价值中立”的误导拒绝运用它们,必然会妨碍我们深入揭示人性逻辑的若干重要方面,导致我们在涉及经济学原理的某些关键问题上止步不前。

  

   例如,米塞斯在把“人的行为”范畴浓缩成“人们运用合适的手段以实现给定目的的活动”这条“公理”时,曾在纯形式的意义上宣称:“在行为逻辑学的术语里,‘人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快乐’的命题属于同义反复。”[23]但很可惜,摈弃善恶的概念却妨碍了他进一步看到,上述命题的更原初内涵其实在于“人的行为的唯一目的是趋善避恶”,而其更深层的同义反复则在于“善”字的“有益—可欲”语义和“恶”字的“有害—厌恶”语义,因为“快乐”和“痛苦”正是分别寓于这两个逻辑上在先的语义要素之中的:人们在行为中获得了“有益”而“可欲”的好东西自然会产生“快乐”,遭遇了“有害”而“厌恶”的坏东西自然会产生“痛苦”。事实上,我们很容易从两千年前的中西哲学里,找到这种普适性人性逻辑的清晰见证:《墨子·经上》说“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柏拉图一方面从“人人都会赞同”的“元”视角宣布“一切能造成破坏和毁灭的是恶,一切能提供保存和益助的是善”,另一方面又指出:“没人会选择恶……。想做他相信是恶的事情,不做他相信是善的事情,似乎违反了人性”;[24]亚里士多德不但主张“一切行为和选择都以善为目的”,而且强调“人们往往把快乐当成善来选择,把痛苦当成恶来避免”。[25]。相比之下,米塞斯尽管已经意识到了人人都会“趋乐避苦”的道理,甚至还精辟地主张行为逻辑学不应当从规范性的视角将那些被认为是“趋苦避乐”的人们说成是“变态”或“怪僻”的,[26]但由于受到“价值中立”这个现代概念的误导,反倒没能像古代哲人那样清晰地把“趋善避恶”确立为人性逻辑的头号原则,结果大大削弱了他的行为逻辑学在理论内容方面的深度和厚度。

  

   再如,米塞斯十分强调“选择”在人的行为逻辑结构中具有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选择决定了人们的所有决策。在做选择时,人们不只是在种种物质产品和服务之间进行取舍,而是在所有人类价值之间进行取舍。”[27]但很可惜,摈弃善恶的概念却妨碍了他由此出发,深入探究让选择变得不可避免的那个关键因素——“诸善冲突”:人们由于无法同时维系或达成自己想要获得的所有好东西,因而才不得不在它们之间做出取此舍彼的决策,不惜以放弃某些较次要的好东西(次要善)并相应地忍受某些较次要的坏东西(次要恶)作为代价,以求获得另一些更重要的好东西(基本善)并相应地防止另一些更严重的坏东西(基本恶),甚至根据人性逻辑的这条“取主舍次”原则,进一步评判自己的选择行为是否“正当”,从而在“善恶好坏”的价值基准之外又生成了“是非对错”的价值基准。[28]

  

   本来,米塞斯在阐发行为逻辑学的基本观念时,已经触及到人的行为所遵循的选择机制的许多因素了;但很可惜,他却由于将善恶概念拒之门外而未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反倒在理论上生成了若干不必要的模糊混乱。

  

   第一,他曾明确指出人自身的有限性和外部因素的稀缺性,甚至强调如果人们是全能的,可以不受限制地实现所有的目的并享受完全的满足,也就无需从事任何行为了,[29]却没有进一步发现:正是这两种因素直接决定了各种好东西不可兼得的“诸善冲突”现象,并且最终导致了“选择”的不可避免。相比之下,与他大致同时的英国哲学家伯林则清晰地指出:“人们无法避免选择的核心理由在于,人们的各种目的是相互抵触的,不可能得到所有的东西。”[30]

  

   第二,他曾宣称“人们从来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而只是在我们基于某种特定的观点叫做善或恶的两种行为之间进行选择”,[31]尽管也运用了善恶的概念,却还是没能看到关键的一点:按照人性的逻辑,倘若面对着两种人们自己认为是好坏分明的东西(比方说大米饭和老鼠药),他们根本就用不着展开严格意义上“取此舍彼”的选择,而只会毫无悬念地“趋善避恶”:只吃大米饭,远离老鼠药;只有当若干好东西之间由于相互抵触而不可兼得的时候,他们才会迫不得已地做出有时候甚至是艰难痛苦的取舍选择:只吃肉包子,放弃大米饭。

  

   第三,他曾将目的和手段看成是行为人做出权衡取舍的两大对象,并且因此将一切行为都看成是广义上的交换行为,从而触及到了诸善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在从事任何行为的时候,都不得不耗费包括时间精力在内的种种工具善作为“代价”或“成本”,才有可能达成自己想要的目的善。[32]但与此同时,他又忽视了事情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同的目的善之间也会存在相互抵触而不可兼得的现象,就像你拿十元钱买了鱼就不能买鸡,我要维系健康之善就得放弃吸烟之善那样。事实上,经济学理论在“需要”与“需求”之间做出的微妙区分,往往就与若干目的善之间的张力冲突直接相关:在手段(特别是货币手段)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大多数潜在的“需要”,仅仅把其中某些迫切而重要的“需要”挑选出来,当成优先考虑的“需求”加以实现。不幸的是,部分地由于以往哲学和经济学理论过分关注前者而很少探究后者的缘故,所谓的“理性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只看重怎样运用合适手段实现可欲目的的“成功学”维度,却相对漠视了如何确保基本善、防止基本恶的“正当论”维度,结果才会出现那些在“理性”的指导下依然做“错”了、以致连“后悔”都来不及的场面;今天我们时不时听说的“发了大财丢了小命”的“过劳死”案例,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第四,他在讨论交换行为中目的与手段的张力冲突时,曾一反西方主流学界“重量不重质”、侈谈“利益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潮流,更强调它们在重要性方面充满主观意蕴的定性等级排序,而不是它们在量上比较容易展开客观度量的大小多少之别,[33]不但再次显示了他的理论洞见,同时也更符合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毕竟,面对“要黄油还是要大炮”的两难困境,恐怕再有数学头脑的经济学家也没法单凭围绕二者展开的大小定量计算给出有意义的解答;相反,就像普通人处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冲突局面时所做的那样,我们只有按照米塞斯所说,首先围绕二者在价值意义上的主次轻重地位展开定性的权衡比较,才能遵循“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做出我们的选择。不过,与此同时,米塞斯又走向了取消定量维度的另一极端,甚至主张“基数”与“序数”相比没有什么意义,结果陷入了一方面主张“选择不是度量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承认“人们之所以做出选择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生活在一个量的世界”的自相矛盾,[34]以致忘记了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其实就是说明:面对量上稀缺、不可兼得的各种可欲物品,人们如何才能依据自己的各种需要在质上的重要程度,从质和量相结合的角度展开“精打细算”,然后再通过人际交换做出取此舍彼的选择以达成自己的目的。进一步看,他虽然将“边际效用法则”说成是“人们总是优先获取让自己更满意的东西”这一行为逻辑学定理的逆命题,[35]却又像主流经济学一样也没能在“诸善冲突”的基础上,凭借他更强调、同时也更符合生活实际的定性价值排序,对于这条至今还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经济学原理做出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因而更容易让普通人理解接受的清晰阐释。

  

   五、结语

  

当然,米塞斯行为逻辑学的上述种种不足之处,并不足以否定他在解决本文讨论的第一个哲理悖论方面做出的前所未有的理论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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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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