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贤君:美国宪法回避理论探源:一个方法论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 次 更新时间:2016-10-18 19: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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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贤君  

   摘要:  作为一种司法克制方法,宪法回避是一种制定法解释规则,只适用于对联邦国会法律的解释,用以避免法院与国会之间的冲突。制定法词语糊是宪法回避发动的前提,宪法至上和联邦主义是其理论基础,民主是其价值信奉,立法至上是其自我认知。通过假定国会意图良善,宪法回避的目的是防止陷“国会”于“不义”,保全法律。在“抵制规范”理论下,宪法回避的重心从国会意图转向了宪法价值,限制国会在宪法权力边界内行事。现有成果误将宪法回避认定为宪法解释方法,且多与合宪推定、符合宪法的解释相混淆,严重模糊了该理论的本来面目,不利于我国宪法理论对域外知识的吸收。该研究一方面澄清国内学界对宪法回避的重大误解,二方面阐明宪法回避与合宪推定、符合宪法的解释的区别,三方面探索实施宪法的方法论空间。

   关键词:  法律解释 国会意图 司法克制 宪法价值

  

引言

   宪法回避是一项久负盛名的制定法解释准则,用以缓解法院与国会、司法与立法之间的紧张。我国学界在相当程度上曲解了宪法回避的理论内涵与实质,混淆了其与合宪推定、符合宪法的解释之间的差异。本文意在界明宪法回避性质的前提下考察其与二者之间的区别,探索宪法实施的方法论空间。

  

一、司法克制:制定法解释信条

   对国会能力的尊重是美国的一项司法训诫。“必须牢记的是……应永远假设这个机构具有美德、常识和适当知识。公共事务的运行必须建立在这类习惯和假设之上。”[1]这是处理法院与国会关系的箴言,也是探寻宪法回避本质的前提。宪法回避的英文为(the cannon of constitutional avoidance),国内称之为“回避宪法判断”,其究竟属于宪法解释还是法律解释,是宪法判断还是法律判断,现有评论语焉不详。有的将之作为一种宪法解释方法;有的认为是宪法判断和法律判断的竞合,或二者兼而有之,既是宪法判断也是法律判断;[2]有的将宪法回避直接加诸“合宪推定”或者“符合宪法的解释”之上,[3]将三者混同。宪法回避、合宪推定、符合宪法的解释三概念相互指代。而“合宪性解释”一词更为含混暧昧,其不仅意涵模糊,且可变身,时而等同于合宪推定,时而等同于符合宪法的解释,时而等同于宪法回避。多数论者已意识到这一乱象,但笼罩其上的雾霭并未完全消散。

   宪法回避是“制定法解释的‘根本原则’”(Cardinal principal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 [4]其权威解释是:“当一条制定法可接受的解释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宪法问题时,法院解释制定法应避免这一问题,除非该解释明显违反国会意图”。[5]“宪法回避原则仅仅在此情形下适用,在适用普通文本分析之后,制定法被发现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可能,该准则作为在其中选择的方法予以使用。”[6]即当且仅当制定法语词模糊(vagueness 和ambiguity)时,法院才可适用这一解释原则,在制定法缺乏模糊之时是不能适用回避原则的。[7]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宪法回避具备以下特征:第一,解释的主体是法院,且为联邦法院而非州法院;[8]第二,解释的对象是联邦国会法律,而非州制定法,更非宪法;第三,解释的前提是联邦国会制定法条款模糊不清;第四,该法律有两种以上可接受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可能导致违宪;第五,法院须选择不能明显违反国会意图的那种解释。这表明,宪法回避是一种法律解释规则而非宪法解释方法,它将重心置于国会意图之上,以此表达对宪法的尊重。

   在宪法至上前提下,宪法回避分享两个重要的理论预设:一是法院认可国会捍卫和宣誓忠于宪法的职责;二是法院承认国会享有宪法决策权。宪法回避对国会意图的尊重是民主价值在国家机构横向层面的体现,而不适用于州法。一方面,美国奉行联邦主义,州法的解释权属于各州法院,联邦法院没有解释州法的权力;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国家,各国家机关都在宪法授权范围内运行权力,法院须尊重其他机关在宪法权限内处理事务的权力和能力,假定国会善意忠诚,不会故意通过不符合宪法的法律。

   简言之,作为一种制定法解释规则,宪法回避是一种“宪法工具”。它以宪法方式(in a constitutional manner)解释制定法,表达对联邦国会制定法的尊重。其一,所谓宪法方式,是指宪法本身蕴含的人权保护、权力分立、联邦主义、法治构成重要的宪法方法,帮助界分联邦各分支机构之间的权力边界,保护人权。其二,宪法回避的目的是防止陷“国会”于“不义”。通过假定国会意图良善,试图制定与宪法相一致的法律,避免将法律拉进宪法争议的是非圈内。其三,作为司法克制规则,宪法回避不是唯一、而是众多制定法解释规则之一,其意在于限制自身。布兰代斯法官在1936年Ashwander v.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9]一案中总结了六种克制规则,它们分别是:友情和串通(friendly and collusive);咨询意见(advisory opinion);未成熟裁决(not ripe);诉讼资格(standing);缺乏最终裁决(lack final judgment);假定案件(moot suit)。另外三种规则分别为“同期反对程序规则”(contemporaries abjection rule of procedure)、[10]“充分且独立的州基础”(adequate and independent state ground)[11]和“宪法回避”。后三种规则同属于“宪法工具”,分别用以表达联邦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州法院和国会的礼让(comity),是“宪法至上”和“联邦主义”双重原则的体现。即在确保宪法至上的同时,尊重彼此之间的权能与分工,包括联邦法院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联邦最高法院与州法院之间,以及联邦最高法院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分工。

   宪法回避饱受争议。制定法语词模糊客观上为法官选择提供了空间,导致该规则存有被滥用的可能。这种滥用体现在下述三方面:其一,为了提供判断空间,法官有意识地制造模糊;其二,法官对制定法的解释客观上产生司法重述,难以避免不必要的宪法决策,即法官立法;其三,法院侵犯了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行政机关执行法律亦为解释法律的过程,法院的判断取代了行政机关的判断。前两种滥用可能违背国会立法目的,违反民主价值。第三种批评有些过分,毕竟法院有说最后一句话的权力。

  

二、国会尊荣:宪法回避的历史

   宪法回避经历了古典与现代不同时期,其内容发生了一定变化。古典宪法回避对制定法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解释合宪,另外一个解释实质违宪。基于假定国会意图良善、不会逾越宪法界限,法院选择不违宪的那个解释。由于美国宪法惯例禁止最高法院提供咨询意见,为避免违宪解释被作为咨询意见使用,现代宪法回避仅要求其中一个解释存有违宪可能,并不要求实质违宪,即一个解释合宪,另一个解释有违宪嫌疑。这就是说,与古典宪法回避相比,现代宪法回避更加尊重国会意图,不轻易质疑法律的有效性,不对系争法律作违宪解释,只裁决该解释有违宪可能。同时,宪法回避尚有法律理论与政治机制两种。法律理论的宪法回避是法院适用的制定法解释规则;政治机制的宪法回避是一种抵制规范,帮助界定国家机关的宪法界限,防止越权。

   一般认为,古典宪法回避以1804年的Murray v. The Charming Betsey[12]案为肇端,也有人认为发轫于1800年的Mossman v.higginson案。[13] Charming Betsy 案阐述了宪法回避的基本原理:“只要存有其他解释可能,对国会法律的解释永远不要违反国法(the law of nation)。虽然国法并非宪法,但原则本质相同,即制定法的解释应避免与根本法冲突。”[14]这一阐释表明,不能假定制定法心怀叵测,其解释须与国家的根本法则相一致。

   现代宪法回避首次出现于1909年 Delaware & Hudson Co.一案。[15]该案涉及对“商品”(commodity)一词作何解释,即运送本公司的产品是否属于法案规定的“商品”。国会依据宪法商业条款规制州际贸易,于1906年4月29日批准了Hepburn Act。一家铁路公司运送本公司生产的煤炭,这涉及到本公司的产品是否属于该法规定的“商品”问题。该铁路公司最初注册的业务是开采煤矿,后发展为铁路运输,亦即这家铁路公司是煤炭公司的持股人。法院认为,虽然对该法中的“商品”一词施加一定限制是合理的,但这样的解释将会产生严重的宪法问题。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16]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如果限制铁路公司运送本公司的产品,等于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其财产,这是宪法所不允许的。如果否决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属于“商品”,等于不承认其财产属性,是对其财产的剥夺,将引起宪法怀疑。法院裁决到:“法院在解释有两个合理的、可接受的两种解释的制定法之时,其中一种解释将导致不合宪,另一种解释有效,法院的责任是采纳那种挽救该法合宪的解释。”[17]这意味着,“如果该制定法能够合理地解释以便避免这一问题,即避免其解释引起严重和可疑的宪法问题。”[18]法院接着说道:“如果该条款解释为禁止运输者运送某一公司的商品,运输者在运输前某一时期是该公司的持股人、开采、制造或者生产者,该规则(宪法回避)适用于解释Hepburn Act的商业条款,以避免引起宪法问题的裁决。”[19]法院解释道:“当存有模糊之时,法院有责任解释制定法限制宽泛和可疑条款,以便使其与狭窄和更为合理的条款相一致,且使该制定法和谐。国会制定法的禁止不应延伸至这一主题,即其扩展引起有关国会权力严重宪法问题,即政府机构之一拒绝在其禁止范围内明确包含这一主题的修正案”。[20]其含义是,《权利法案》第五条修正案禁止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个人财产,国会法律对个人财产的限制不能解释为拒绝该修正案的禁止,即国会限制个人财产的法律不能违反第五条修正案。因为,国会不得随意限制个人财产,须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如果拒绝这一禁止,国会等于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即虽然国会有权对个人财产施加限制,但其限制不得延伸至修正案的禁止范围之内。换言之,国会限制个人财产不得超越宪法界限,亦即限制须服从限制。法院特别指出:“在解释一项制定法之时,立法者的立法权而非立法后果是决定是否合宪的标准。”[21]亦即立法权是否超出宪法界限是判断合宪与否的标准。

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适用宪法回避理论,选择尊重国会立法。在1994年的United states v.X-Citement Video 一案中,[22]法院适用宪法回避,处理国会法律是否限制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从事性表演。性表演属于表现自由,如果国会法律不对年龄加以限制,等于剥夺了成年人的表现自由,这为第一修正案所不允许。法院裁决国会意图施加年龄限制,否则将导致宪法怀疑,侵犯成年人的表现自由。[23]在2001年的Zadvydas v.Davis 一案中,[24]法院适用宪法回避处理非法居留者的超期羁押问题,该案涉及制定法是否授权行政机关无限期关押非法居留者。如果解释为制定法授权允许,将会引起严重的宪法问题,意味着国会侵犯人身自由,法院选择国会意图是不予授权,避免宪法问题。在2004年的拉苏尔(Rasul v.(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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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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