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 著  吴万伟 译

与伟大而启发灵感的老师的直接接触有一种打动灵魂的感染力。

有人说，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可能很快就将被淘汰了。面向一大群学生上课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同样的材料能够通过视频交流的话。或许如此。不过，今年的伯格鲁恩哲学奖获得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提醒我们意识到与老师的面对面接触对年轻人生活可能产生的革命性影响。

查尔斯·泰勒的大名不仅因为他的著作，而且因为他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如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等的老师和导师。

遗憾的是，我本人没有得到查尔斯·泰勒的个别辅导。20世纪80年代读本科的时候，我在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主修心理学。心理学似乎是自然的选择，因为我认为这个领域能解开人性的奥秘。我的期待很快就破灭了。学生们花费时间用迷宫里的老鼠做实验，其理由是老鼠的行为能够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科学的见解。我们没有阅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卡尔·荣格的书，因为他们的理论并不符合现有的科学标准。有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虽然心理学领域此后取得了很大进步，尤其在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方面，但我知道，我喜欢的东西不是这些。

泰勒提醒我们意识到与老师的面对面接触对年轻人生活可能产生的革命性影响。

在本科的最后一年，我碰巧选了一门查尔斯·泰勒开设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课程。这是一个教授向我推荐的，但我对他还一无所知。这门课成为令人豁然大悟的体验。

通过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泰勒提出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所有问题：什么形式的政治社会既切合实际又值得向往？什么样的价值观重要？为什么？人类真的是很自私吗？道德能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吗？是存在一种普遍的正义形式还是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正义？我们如何与优先强调不同价值观的社会打交道？我们的实际偏爱与理想生活方式的观点之间是什么关系？

泰勒教授不是回答这些问题，而是邀请学生自己思考问题的答案，无论好坏。而且他经常改用优美而流畅的法语来回答法语学生的提问：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位教授，他不仅在口头上尊重家乡蒙特利尔这个英法双语城市，而且在行动中体现出来。

什么价值观最重要？为什么？

当时班级很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大约60名学生。泰勒教授看起来非常友善和平易近人，但当时我不怎么敢与他交流（直到今天，与他谈话时，我仍然有些紧张，这绝不是喝上一杯酒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受到他的榜样的鼓励，我在牛津时选修了政治理论，他也曾牛津读研究生和当教授，后来回到麦基尔大学。或许“选择”这样的语言并不合适，我对泰勒老师的痴迷让我相信这么做再自然和适当不过了。就像爱上了某个人：不过是在思想的意义上。

在牛津，我遇见了泰勒的来自麦基尔的两个学生丹尼尔·温斯托克（Daniel Weinstock）和格帕尔·斯克林尼瓦森（Gopal Sreenivasan），他们如今是麦基尔和杜克的著名哲学家。就我自己而言，我决定写社群主义的论文，以泰勒的著作作为首要和核心的内容。虽然我在读本科时没有读过泰勒的著作，但现在感觉就像他在直接对我讲述一样，这不仅是因为论证的威力而是因为我对老师的记忆。

豁然大悟的体验更有可能出现在小范围内，如老师与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会那样的直接交流。

值得询问的是，这种豁然大悟的体验能否通过观看伟大知识分子的视频或TED演讲实现呢？在我看来，恐怕不行。一方面，豁然大悟的体验更有可能出现在小范围内，如老师与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会那样的直接交流。就我而言，我的职业“选择”是在麦基尔大学作为交换研究生的一年里得到了强化。我是泰勒教授指导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非正式阅读小组的成员，从那以后，我把这种学习模式应用在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上。

虽然如此，我的“选择”是受到了泰勒教授的大班上课的启发，尽管我并没有与老师有任何个人的接触。与伟大而启发灵感的老师的直接接触有一种打动灵魂的感染力，这就发生在与老师没有广泛的个人接触的情况下。现在，无论我多么痴迷于因特网，我仍然希望年轻学生将来有机会获得类似的豁然大悟体验。

作者简介：

贝淡宁，清华大学哲学家，伯格鲁恩研究院顾问，著有《贤能政治》（中信出版社，2016）。

译自：Berggruen Prize Winner, Charles Taylor, Is a Transformational Teacher by Daniel A. Bell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berggruen-prize-charles-taylor_us_57fce5dae4b068ecb5e1a203?4fwplejqqdaq0k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