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作为方法论的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6 次 更新时间:2016-10-14 08: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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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的连续性从无断裂,其关键之存在论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方法论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being)本质的文明。以“变在”为方法论的存在并不划界以守自身同一性,也就不会拒绝本质变化,故能卷入一切异己而化为一体,所以中国才得以不断扩大。空间性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存而不被外力所解构,实得益于时间性的中国方法论,即自古以变而在的生长方式,所以万变反而不离其宗。中国初民选择了以变而在的方法论,就预示了中国之命运:在主动变化的得失与被动改变的磨难中不断生长。于是,中国形成了经史为一的精神世界:以史为经,史不绝则经可续;以经开史,经循道而史作实。因此说,中国存在之本在于其“变在”之方法论,或可称为作为方法论之中国。现代中国的生活、制度、思想和艺术都不同程度地分享着西方的当代性,大体上从属于西方之“今”的历史时态,大多数中国传统都已经基本上变成“古”,唯有中国之存在方法论,或者作为方法的中国,一直保持属于中国自身之“今”的历史时态,中国也因此仍然是中国。

   关 键 词:中国/中国方法论/以变而在

  

   中国的连续性从无断裂,其关键之存在论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方法论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being)本质的文明。本质意味着永远不变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也称身份),即一个将异己性排斥在外的划界概念(delimitation)。执守自身同一性的本质虽可永不失其本色,但也不生长。反之,以“变在”为方法论的存在并不划界以守自身同一性,也就不会拒绝本质变化,故能卷入一切异己而化为一体,所以中国才得以不断扩大。空间性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存而不被外力所解构,实得益于时间性的中国方法论,即自古以变而在的生长方式,所以万变反而不离其宗。中国初民选择了以变而在的方法论,就预示了中国之命运:在主动变化的得失与被动改变的磨难中不断生长。于是,中国形成了经史为一的精神世界:以史为经,史不绝则经可续;以经开史,经循道而史作实。因此说,中国存在之本在于其变在之方法论,或可称为作为方法论之中国。

   如果一个文明能够建构一个不可替代的精神世界,就拥有无法撤销的存在天命。何谓不可替代?不可替代并不等于“不可比较”或“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不可比较的文化个性具有美学效果,但不是一种文明得以生存的理由,也不能解释一种文明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文明能够因其个性而得以长存,也没有一种不可比较的风格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不可比较不等于不可替代。如果不论免于侵略的运气或在文明博物馆里得到庇护的情况,一种文明之所以长存的理由,必定在于它有能力建构一整套普遍叙事而得以解释生活的根本问题(世界、未来、他人、生死、兴衰等),并且有能力为其精神生活开拓无穷生长的余地,因而能够应对一切变化之可能性。简言之,能够长存的文明必定对生活有着长久有效的解释,否则必因其解释能力之不足或脆弱而崩溃。

   任何精神世界都设有不予质疑的信念(宗教或形而上学)。不予质疑并非不可质疑,而是说,总有某些信念,对其质疑不可能获得知识结论,因而是无效的。这样的信念就是思想和生活所必需的前提或界限,它意味着自由意志和思想能力的界限,也就是主体性的界限。不可逾越的界限便是信念所立之处。

   人不可能想象没有天地的生活,所以天和地就是基本信念(因此乾坤也为易象之本)。天长地久而生长万物,因此天地蕴含一切存在之道,也就是人唯一需要效法之对象,所以圣人“效天”“法地”[1]《周易•系辞上》,试图与自然建立存在论的亲密关系(ontological affinity)而得到天地之庇护,使人道通达天道而分享天地生生之大德①,此乃无穷存在之道。

   将自然二分为天地并非神话修辞,而是一种哲学格局,自有其理。假如存在始终如一,那么存在就只是对自身的重言式断定(tautology:being is being),而如果存在只是重言式的自身肯定,没有任何变化,就意味着不是在时间中的存在,而只是一个无实质的概念。无时间的纯粹存在(being)不是实存(existence),既未出发也无后继状态。存在的时间性无法以无穷同一重复为定义,而只能由变化所证明。变化是实在的唯一证据,也是时间的唯一尺度。既然存在(being)必须实现为变在(becoming),或者说,存在即以变而在,就至少需要两种不同的存在以形成互动而生变化,因此,圣人采用最简单的模式将存在之互动标示为天地两端,也即阴阳两面,或乾坤二形。人居于天地之间,上承天道,下接地理,身通阴阳二气,因此人自身蕴含互动能力,也就具有发动变化的能力,所以人可与天地并列,所谓“与天地参”[2]《礼记•中庸》而成天、地、人三维格局。然而人终究只是通天接地的效法者,只能贯彻自然之道,却不可能成为康德想象的以自身为法则的自然立法者,因此,人之正名是“人”,而不是主体。人所以为万物之灵,不在于勇于僭越,以自身尺度为万物立法,反而在于能够弃我从物,超出自身尺度之局限而以万物为尺度,因此能够分享天地之道。

   中国的精神世界大概始于新石器时代,而基本成型于周代。周易既是古史,也是思想方法论。正如孔子所说:“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1]《周易•系辞上》天道乃万物生生不息之道,也就是以变而在(being in becoming)之道。“天下之道”之要在于化天道为人道,使人类生生不息而德配天地。解释“天下之道”的周易成为了中国存在的方法论,如此深入人心甚至于日用而不知。以变而在的方法,即顺势变通之法:于未雨之时见机而行,所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3]《道德经•六十四章》,在极端变化之前,自身主动先变,以变应变,顺其势而消其力,将“变”限制为“化”,即通过自身的变化而把“负面外部性”转化为可以借力的变量。此种以变通而长久、以转化引导变化之法几乎见于所有行为中,治国、用兵、生产、持家、对人、待物、音律、诗词、笔墨,乃至围棋与武术,所有行为方式都同构地具有“变而化”之法。周易谓之“变通”②;儒家谓之“能化”之“中庸”③;道家谓之“无以易之”之“若水”之法④,各家说法虽有不同侧重而其义一也,可以说,“变而化”的方法,要义在于“化”。假如仅仅是顺应变迁,就只是“变”成环境适应者,而没有“化”为“与天地参”[2]《礼记•中庸》的历史创作者。

   中国顽强之长存能力就在于以变而在的方法论,这意味着,中国精神世界的元规则是作为方法的中国,而不是作为教义的中国。如众所见,历史上各代不同法,地不同俗,历来移风易俗,古今变化更新,而今尽弃西周近悦远来之礼乐,不见先秦舍生忘死之风度,难觅唐宋豪迈诚挚之才情,文教文章几乎无一可取,可谓大悲,唯余顽强之变通古法,仍然蕴含无限革新余地,可见中国存在之本实为方法,而身为变通方法之中国乃不变之中国。

   要解释作为方法论之中国,必须发现中国精神世界之发动点,或思想路径的出发点。如前所述,自然之天经地义是一切可能生活的前提条件,因此,天地无争议,唯有居于天地之间的人之所为才生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就是说,天地是准则,人是问题的制造者。人之所为称为“事”,其中,将天道用于天下生计之事则是“事业”⑤,为事之大者。“事”正是一切思想问题的出发点:做事而存在。可套用笛卡尔第一哲学的公式“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而称为“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⑥。万事以生存为起始问题,生存之所求无非继续存在,乃至永在,即“生生”不息的问题。生生无法独生,因而必需万物互相生生,此乃自然之道。于人事而言,生生必与他人共在,于是超越了单纯的生命问题而展开为生活问题。生命服从必然之理,而生活开启可能之事,因此,由生命而生活意味着问题由必然之理转为可能之事。可能性是存在的爆发点或临界点,一旦存在超越了必然性而进入可能性,存在就有了未来(没有可能性而只有必然性的存在只有持续而无所谓未来),有了未来就有事可做,或者说,有了未来,存在就变成了“事”。

   不妨稍加对照西方哲学,或可更清晰地理解“事”的问题线索。西方思想的出发点是“物”,即自身完整的实在,万物一理而成有序之世界(cosmos),于是,思想的根本问题就是一切存在之本原问题。对本原的反思并不是对世界或万物的起源想象,而是追问万物之所以存在之理由,主要是两个问题:什么是存在?存在者为什么是其所是?其中有个对西方思想有着关键暗示的语言因素,在西方语言里,“存在”与“是”乃一个问题之两面:某物既“在”,而且“是”此物而非他物。在且是,事物的存在就有了本质,即某物确定自身的必然性。本质恒定不变,否则无一物是某物,于是,本质界定了某物的排他封闭性,也就在逻辑上意味着定义某物的概念。如果一个概念足以充分说明某物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必然性,那么就是一个理念,而表达本质的理念就是知识之所求,真理之所在。知识或真理的格式就是“什么是什么”。由此可以理解西方思想为什么着力于存在、实体、永恒、本质、完美、逻辑、必然性、确定性等问题。既然西方思想焦点在物,因此必格物以求理,考察万物各有之性(physis,物理)的器物知识属于“物理学”,即科学之古名,而哲学是“元物理学”,解释万物存在之不变通理。

   中国思想的出发点是“事”。事不是实体,而是实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事发于行,故因行求道。有规可循之道,是礼教法度,大致相当于西方所谓nomos(规范),而万事动态变化之道,乃是形而上之道。中西两种形而上学皆为深度思想,而其问题各异。在思想主旨上,西方哲学是关于必然性的思想,而中国哲学是关于可能性的思想。在思想结构上,西方哲学是对世界的“字典式”解释,试图建立界定(delimiting)万物的确定理解,简单地说,就是断定“什么是什么”,一切观念皆为“在/是”(being/is)的注脚。中国思想则是对世界的“语法式”解释,力求对万事之间关系(天与人、人与物、人与人)的协调理解,尤其重视关系之相互性(reciprocity)或万事之合宜性(agreeableness),即古人所谓“变通”“和”或“中庸”,李泽厚精炼地概括为对“度”的把握⑦。不过,古人并非无视“什么是什么”之论断(孔子之名实论也强调界定之重要性),但显然将“什么变成什么”视为根本问题,因为一切问题皆为对“变”(becoming)的回应,或者说,“变”生事而事生问题,而不变意味着无事,无事则无问题,因此,在中国思想框架中,存在之不变本质并没有构成问题,而只是一个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所有问题都是“可能性”的展开:变化、生长、未来、不确定性、互动性、合宜度、互补性……

   变化乃是天道,天道是前提而不是问题,因此,变化本身也不是问题,而是给定的存在状态,只有对变化的回应才构成问题,也就是说,人做事,就有问题。换句话说,道法自然,因此天道是不可选择的标准,如何在天道的限定条件下形成人道,此乃人之所思所虑。人道问题首先是“生生”,而“生生”的第一步便是生长,这正是中国思想线索的始发点。生长之事,必求生长之物能够“深根固柢”[3]《道德经•五十九章》,就是说,生长首先要扎根。“生长”和“扎根”这两个隐喻标示了中国思想的行径。

“生长”和“扎根”的意象非常可能与早期中国的农耕生活有关。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耕始自万年之前,这意味着,在远古无考之时,中国初民就非常可能已形成了围绕农耕生活的思维模式。农耕之事,生长唯大,在指望谷物生长而得以生存的人们眼里,存在就在于生长,或者说,生长即存在。生长之事敞开了存在的时间问题,事关生长的时间并非匀速流逝的抽象矢量,而是起伏快慢的有形变化、失而不再的时机与得失未定之未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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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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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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