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良:民主十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2 次 更新时间:2016-10-12 23: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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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良  

   摘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关系,坚持和贯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切实地将社会主义民主程序和形式落到实处,坚持民主决策,把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反腐必须重在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必须同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阶层进行长期和坚韧的斗争。民主集中制不可丢,权威主义不可取,必须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运作,实行有限的集权、有序的民主。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健全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关 键 词:政治学理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思考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建设问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观点,现归纳起来,罗列于下。为了好记,且称之为“民主十说”,也即我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十个观点。

  

一、正确理解和把握“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关系,坚持和贯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

   一百多年前,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著名的“灌输论”,认为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对这一理论的机械、片面的解读产生长期以来脱离实践去谈理论指导作用,脱离民众去强调党的领导作用的现象,在“左”的政策占主导的地方,当政者常常在反对“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旗号下,把“左”的政策强加给社会、强加给人民,造成历史上一系列错误;而人民群众总是以各种形式的“自发”的斗争来抵制这种错误。这是一个牵涉社会主义全部历史的全局性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当政者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在于没有正确理解和把握自觉性和自发性的相关关系。其实,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其作用往往通过“自发”的形式表现出来;代表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向、人民群众社会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也常常是“自发”产生的。“党的领导、党的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首先就在于善于发现、集中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总结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新鲜经验,支持、扶助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表达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生事物的成长。如果忽视、轻视、无视这些新生事物,甚至把它视为‘异类’,这就会隔断党同人民群众、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党要代表‘自觉性’,洞察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从根本上失去动力、方向和基础。”①只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关系,才能坚持和贯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在此理论基础上,2012年,我提出,“民众现在追求的就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反对分配太不公,反对官员贪污腐化,反对的正是违背社会主义的那些东西”,“90年来真正违背社会主义的常常是脱离民众的执政者,而起来纠正的是民众”。②总的来讲,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国力之所以迅速得到提升,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取得如此重大成就,重要原因就在于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呼声、意见、群众的实践经验,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总结、提高,变成党的方针和政策。我们难道不应该从1976年“四五”事件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毅然决然、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联系中,从安徽小岗村十八户贫农令人刻骨铭心的行动与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党的领导人倡导、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大幕的联系中,认真体会历史唯物主义真谛吗?

  

二、切实将社会主义民主程序和形式落到实处

   苏共丧失政治优势,丧失了政治权力的体制和机制的关键是实行广泛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在党内和社会使民主选举制度流于形式、有名无实。③苏联的历史告诉人们,迷信和照搬西方民主,或拘泥于民主的程序和形式,或搞大民主,会酿成政局失控和动乱。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曾对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进行过系统、详细地考察,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进行深刻反思。他指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大多是在党内外、国内外多种压力威逼之下,被迫转去推行体制外的改革,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结果执政的共产党纷纷落马,社会制度发生剧变”。④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在“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漠视民主的程序和民主形式,便容易为削弱和破坏民主的行为创造条件,使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现象不受抑制。必须十分重视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形式,才能有效防止民主变成口号和空谈,这同样是必须牢记的历史经验教训。

  

三、民主是民生改善的政治保证,“民主决策”应是“科学决策”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层的决策、许多地方的决策都表现出较高水平,否则中国目前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我们从许许多多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的了解和分析中,可以得出两个观点:一是民生的改善必须有民主作为政治保证,否则,民生工程巨额拨款、大批的扶贫、脱贫资金,就会或暗或明地流入贪婪的为官不正和与其相勾结的为富不仁的官商腰包里;二是对于不少决策来说,科学决策本身应包含着民主决策的内容,就是说,“民主”在这里是“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当然不是说,在科学技术上的问题,应该交由普通老百姓票决,但也不能说,解决科学技术上的问题,不存在走群众路线问题。

  

四、反腐必须重在建立权力制约机制

   在20世纪90年代,我提出中国社会产生腐败的病因是权力腐败,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1.腐败已经侵蚀着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环节,已经泛及社会各个领域;2.近年来中国社会腐败的病因和中心问题是权力腐败;3.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遏制腐败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4.建立和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和关键环节;5.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西方“三权分立”形式,但绝不能把它所蕴含的权力制衡原则一起抛弃;6.建立健全制约体制要从我们现有政治体制的基础出发,循序渐进,正确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具体制度、体制的不健全,在于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体制与机制。这首先涉及对原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权力体制的看法,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一直认为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的特征是高度集权。一般来说,这样表述是可以的,不过似乎还没有抓到要害,要害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⑤这在当时实属不易。因为当时政法界很权威的学者公开鲜明地讲,讲权力制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此说其实也不符合邓小平的说法,小平说的是不要过分讲权力互相制约。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过对原来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的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政治体制已发生巨大变化,表现为以下几点:(1)干部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多年来,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颁布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暂行规定,关于领导干部任前公示,任职试用以及干部辞职的暂行规定,使干部管理工作制度化、民主化有所发展。(2)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得到加强。2003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强调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党内监督,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并对上述《条例》进行修改,细化相关规定,健全监督方式方法,完善监督程序,增强监督实效,推动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目标。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开始施行,这部法律从开始酝酿到通过历时20年。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紧接着细化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政策措施接连出台;之后,中央先后密集出台了22个反腐倡廉的文件。(3)尊重和保护人权有重大进展。2004年3月,在新修改的宪法中,写进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人权保障的法律。据统计,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共制定了近160个法律法规。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执政要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变。(4)在社会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推行下,中国公共权力的社会化、人民自由民主权利有了很大进步,新闻、出版、人民言论自由度有了改革前甚至不敢期望的提高。

   我们不能低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同时,也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仍在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所谓“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最重要的是从体制保证“不能腐”。“不能”了就不存在“敢不敢”,更不会去“想”了。

  

五、必须同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阶层进行长期和坚韧的斗争,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特权阶层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一再被提起、并引起激烈斗争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至今还谈不上系统的成功经验。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官僚主义、干部特殊化思想便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托洛茨基就曾提出“老近卫军”发生“官僚主义化”“机会主义的蜕化”问题。1936年,他又提出在苏联形成了一个“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官僚阶层”“特殊阶层”。⑥1957年,曾是南共主要领导人的吉拉斯(旧译德热拉斯)在美国出版《新阶级》一书,认为共产党掌权后,通过对行政大权的垄断,在政治上对党和国家实行极权统治,对意识形态实行专制、控制,在经济上使用、享用和支配国家所有财产。由此,以党为核心的基础、由那些因垄断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阶级”。⑧20世纪7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发表《共产主义体系》一书,认为苏联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并认为这个阶层的产生是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垄断的政治体制分不开的。⑨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相比,官僚特权阶层具有宗派性、虚伪性、保守型、垄断性、贪婪性和颠覆性等特点。⑩苏共丧权亡党的历史性悲剧,正是由于苏联过分高度集权体制必然产生的苏联官僚特权阶层造成的。

历史证明,广大民众同背弃共产党宗旨和社会主义原则,追求特权,搞官僚主义,甚至蜕化变质的权势分子和权势集团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对非常突出尖锐的矛盾,双方的斗争本质上就是维护还是歪曲、搞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不能是速决战,只能是持久战。要像列宁当年所说的,这个斗争必须是坚持不懈,反复地干,“不要一遭到失败就垂头丧气”。(11)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以高压态势进行一场震惊中外的反腐斗争,这实际上是一场维护中共执政地位,捍卫社会主义的生死搏斗。这场斗争得到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是情理之中的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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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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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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