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局动荡，政权更换频繁，国民党、北洋军阀皆试图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其手段之一，即频繁更换各地行政长官，如省长、教育厅长、财政厅长等。1925年江苏教育厅长易职风潮即是此背景下的产物。①对于此事件的研究，学界给予关注较少，尚无专文论述。那么此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事件发生之后，各方围绕教育厅长一职是如何展开角逐的？此事的发生及解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及探讨，有助于了解民初北洋中央政府及国民党实现地方政权掌控的过程，以及地方社团命运终结的原因。

一、风潮缘起

1925年2月7日，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下令罢免江苏教育厅厅长蒋维乔，由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沈彭年继任。②马叙伦的这一罢免令无疑在江苏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被罢免的蒋维乔除了行政职务之外，还兼任江苏省教育会③干事，因而，蒋被罢免后，江苏省教育会首当其冲，联合江苏学界致电北京执政政府和教育部，表示坚决反对，请其收回成命。2月9日省教育会致函江苏省长韩国钧，谓“现值各校筹划开校经费万分困难之时，骤易生手，恐生绝大波折……且蒋厅长艰难支持，极费苦心，以公道论，更不宜更动”，至于“如何电争”，请省长明示。［1］韩国钧与江苏省教育会关系一向要好，其与教育会会长张謇私交甚笃，因此，韩国钧接到省教育会的信函后，致电北京力争厅长勿动。教育部回电态度坚决，在无商量余地的情况下，韩国钧复函教育部，请“沈彭年缓来”。［2］

省教育会得到韩国钧的复函后，2月13日召开干事员会，讨论对付教育部方法。省教育会认为“郭校长秉文④蒋厅长维乔一和一介，时论均推其热心任事，并深明教育之关系重要，确能不涉政潮，为士林所信仰”；马叙伦不但对于北京国立高校学潮无维持办法，且“对于苏省二十年来辛苦经营之教育竟摧残不遗余力，非特大召各方之恶感，且将重累执政之令名”，因此，请“速免马叙伦职，复郭秉文蒋维乔职。庶几日月之食无损于明，是非判然，弥璋威信”。［3］（P1）

江苏省教育会对于教育部的抵制，使得东大易长风潮和江苏教育厅长任免事件合二为一，各种反对教育部之声接踵而至。如江苏公民汪纶瀛等368人“请省长连电中央收回成命，以顺舆情”。［4］东南大学教授陶知行也致函政府，认为教育部此举“公论不直”，“断言蒋厅长之去职为改退而非改进”，因为“一人之去留尚小，教部示人以不能容贤事大，今政府方谋国是之善后，但贤能被摈，公道不彰，众怨将归，何以为国”。［5］江苏名流张一麟也请教育部“收回成命”。［6］省立各校校长的态度更为坚决，致函省长“请俯从公意，力予挽回”。［7］除了教职员和社会各界反对教育部命令外，江苏学生界也参与进来。如江苏学生会认为，蒋任职以来致力经费筹措，深得南北各校学生信仰，因此力挽蒋留任。［8］

此时，江苏省长韩国钧已辞去省长职务，北洋政府于2月14日任命奉系中人的郑谦担任江苏省长。因郑为苏人，江苏各界对于郑尚无大的反对。加之，旅京苏人鉴于“苏省已大部入奉军范围，郑与卢永祥及南下各将领既均有接洽，倘能任为省长，自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而对于郑谦南下还保有一丝期待。［9］旅京苏人对于郑谦的此种态度极大的影响了江苏各界，江苏省教育会对此也表示默认。当然对于作为奉系中人的郑谦，江苏各界还有疑虑，故而同意郑谦长苏是有条件的答应，是以“实行军民分治，用人公开，财政实业教育三厅长由苏人公推，教育经费独立，军费须谋减少，维持江浙和平”等六项条件为前提的。［10］

郑谦的任命为沈彭年的南来打下了基础。随着韩国钧的辞职，江苏省教育会内部对沈彭年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分歧。以会长袁希涛为例，其与沈既有同乡之谊且皆肄业龙门书院，并在龙门师范学堂和教育部同事多年，沈本人也为江苏省教育会会员，因此，袁希涛虽然对教育部撤换东南大学校长及江苏教育厅厅长的部令表示抵制，但对沈彭年入主江苏教育厅却表欢迎。任命下达后，袁曾到京与沈氏“筹划一切”，并告沈氏“大致到苏后不至有何问题。”［11］另外，上海县教育会在3月6日职员会上议决，一面致电欢迎新任教育厅长，一面致电教育部请沈速莅任，也表达了对沈的支持。［12］但是此时江苏各地县级教育会、教育局、省立学校等挽留蒋维乔的声音依然强烈。截至3月1日江苏各地县级教育会要求挽留蒋维乔，反对教育部任命的有38县之多，并致函沈彭年阻止其南来。当然，这些反对者也强调“并非反对于执事（沈彭年），亦非见好于蒋公，实以梓乡教育系劫后余生，蒋公信用素著，维持较易为力”。［13］由此江苏学界在对待江苏教育厅厅长的任免问题上产生了分化。江苏省教育会见事已至此，已难挽回，因而也做好了欢迎新教育厅长到来的第二手准备。

就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任命即将尘埃落定时，江苏省教育会的另一重镇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潮却有扩大之势。3月9日一向宣称不就东大校长职务的胡敦复，在其弟胡刚复的陪同下突然莅临东大宣布就职。校内拥郭派对于胡敦复的莅任始料不及，双方矛盾由此陡然激化，以至发生了殴打胡氏兄弟和迫胡敦复签署永不就任东南大学校长的协议书，即三九事件。事件发生后，拥郭派和倒郭派互相抨击。三九事件的发生也使得新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沈彭年战战兢兢，不敢贸然上任。事件发生当晚，省立学校联合会发电致省教育会，请其转告沈彭年，希望沈“爱自己，爱教育，爱江苏，勿蹈覆辙”。［14］这种夹杂威胁性的函电，使得已经到沪的沈彭年迟迟未敢赴宁上任，“连日沈之亲友往西门外省教育会探问者不下数十人”，以观江苏教育界的风向，江苏省教育会则借机向沈示好，表示除省立各校外，江苏教育界对于沈并无多大成见，“且苏教育界之有声望者，与沈亦素有交谊，此时虽不能直接拒蒋而迎沈，将来郑新省长到任后，得教育界之拥戴，则沈立可履职”。［15］换言之，省教育会向沈暗示了对其的支持，并点明郑谦的莅任是此事解决的关键。由此也可看出，尽管沈彭年是顶着教育部的任命而来，但对于江苏省教育会的意见却丝毫不敢大意，江苏省教育会在江浙战争势力大减后却仍对江苏学界有着莫大的影响。

其实江苏省立学校等之所以拒沈，也并非反对沈彭年本人，而是反对以马叙伦为首的教育部。3月16日马叙伦怂恿国立北京八校的职员学生殴打新赴任教育总长王九龄，事发当晚马叙伦被教部免职。马叙伦的下台使得省立学校等反对沈彭年的理由不再存在。恰在此时，江苏教育界通过教育部内部人员获悉，“此间谋是席（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者颇多，均以解决东大校长问题为条件，其人学识经验，皆出沈而下之，且皆群籍别省”，因此“以免他人插足苏省”，“最好使沈从速就职”，况且“人选失当，徒滋纠纷，彼时省立校长又将何以对付之乎”。［16］此一消息加速了江苏教育界对于沈彭年任职态度的转变，因为对于江苏各界来说，保证“苏人治苏”才最为根本，无论沈彭年个人才干如何，只要他是江苏人就已足够。由此江苏各界由拒沈变成迎沈，甚至不时放出沈厅长“不久即可到任”的消息。［17］但是新任省长郑谦仍然未来赴任，郑的迟迟南下使得沈也不敢骤然赴任。4月17日沈彭年再次往省教育会会晤袁希涛、黄炎培、沈恩孚，相谈颇久，“闻因某种关系，沈君此时暂不到任，俟接洽后方能决定”。［18］直至官场消息传出郑谦“五月一日接事”，［19］沈氏决定同日赴宁任事，蒋维乔也函电愿与其合作。

应该说，北洋政府在江浙战争、北京政变后对江苏教育厅长的撤换某种程度是对江苏地方的一种试探，以观察江苏各界在直系倒台后对政局变换有何反应。而沈彭年的最终顺利接任，使得北洋政府看到了江苏各界已无多少筹码对抗中央，从而加速了对江苏地方当局人事的调整，已更好的掌控江苏。于是在1925年4月又有了江苏财政厅厅长更动之说。此时江苏财政厅厅长是由韩国钧推荐、省教育会会员曾朴代理。其实，在卢永祥接任江苏督军时，其曾与苏人签定“财政实业教育三厅长由苏人公推”的协议，但此只为卢永祥的权宜之计，并不打算切实遵循。故而北洋政府在4月撤换了曾朴，改由卢永祥推荐的王其康继任江苏财政厅长。这样江苏省教育会在江苏财政厅的有力支援也被切断了。

二、风潮迭起

江苏省长、教育厅长、财政厅长的相继被取代，使得江苏省教育会在江苏地方政府的人脉资源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也使江苏省教育会感到了取代直系以后的中央政府对其的敌视、打压。就在此时，教育总长章士钊又发布“教育厅长回避本籍，由教育部分别遴请简调”的阁议。阁议的通过打破了江苏长期以来维持的“苏人治苏”的局面。即便是1925年江苏政界新上任的省长郑谦、教育厅长沈彭年、财政厅长王其康等皆为苏人，郑谦、王其康且皆为淮属，时人戏称此现象为“大南京主义”。中央要求江苏省政界其他要角不必回避，独教育厅长回避的做法引起江苏教育界的一致反对，江苏教育界以省教育会为首再次率先反对。省教育会反对理由有三：［20］（P6）

一是新教育宗旨以适应地方情形为原则，故省教育行政长官亦以本省人充任为宜。不惟以其富于乡土感情，且利其熟悉地方状况也。

二是民治潮流近方孟晋，各省行政大员本省人亦居多数，盖亦以因地制宜庶可期自治精神之发展耳。乃教育章总长忽于阁议提出教育厅长应回避本藉之政策，未免违反自治潮流，不合教育宗旨。

三是若谓惟才是任亦不应有本藉非本藉区分，苟绝对回避本藉究不免生各方之隔膜。江苏亦尝数度以外省人任教育厅长，以云人选固亦贤者，卒以未能洞悉地方情形之故。

从上述三条可以看出，江苏省教育会恪守“苏人治苏”的地方自治思想始终未曾动摇，对于中央政权渗透江苏地方的举措坚决抵制。省教育会之所以反对如此强烈，更因早在1917年、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省教育会曾提议教育厅长“宜以本省人才充当”，得到各省教育会赞同。［21］事隔多年以后，章士钊却要求教育厅长回避本籍，这不啻于当面打了江苏省教育会一记耳光。因此，江苏省教育会致函全国各省教育会和县级教育会“敬请一致否认，以资维护”。浙江省教育会于5月13日首先回应，认为教育部此举“背世界民治之潮流，启各省教育之纠纷，是项选举断难承认。”［22］其他各地支援江苏省教育会者也纷纷发电声援。

就在教育部举措无法得到贯彻时，刚刚上任的沈彭年面对江苏教育经费的竭厥，省立学校的反对、对东南大学处理的手足无措以及教育部施加的压力，上任的第二天提出辞职。5月14日省长郑谦邀集在南京的江苏士绅和学界要人商讨善后方法，江苏各界恐外籍人入主江苏教育厅，“主张仍留蒋（维乔）请沈（彭年）转长东大，则本省两难题庶可解决”。［23］东南大学教职员无论是拒胡派还是拥胡派对此也无反对表示。但是省长郑谦“则以如此办法不啻将中央两道命令一概取销，故坚持反对，非令沈到任不可”。［24］5月29日沈彭年拜访省长郑谦，表示一切听从省长安排，“否则惟有向教育部辞职”。面对东南大学校长和教育厅长悬而未决的僵局，郑谦要求蒋维乔尽快交卸厅长职务，以免“违抗中央命令”。蒋维乔见大势已去，于是“嘱各员办理移交”。［25］这样江苏教育厅长的交接方才有了眉目。至于章士钊要求教育厅长回避本籍的议案，在江苏地方政府、教育界的反对下并未能够得到实行。

省长郑谦为彻底解决东南大学校长和教育厅长问题也反对胡敦复继任东大校长。前任江苏教育厅长蒋维乔自决定交卸职务后，又“托人以东大校长为与沈替换之条件向省长疏通”，省长郑谦虽无明确表态，却留有“须俟厅长交卸后再说”的商量余地。［26］蒋得此允诺后，频频与江苏省教育会和东南大学校董会联系，取得两方的支持，于是有了由蒋维乔代理东南大学校长这一折中方案的出台。而江苏省立各校校长仍然对沈彭年的任命持反对态度。7月1日省立各校校长得悉6日沈将接任教厅长的消息后，各校长在省教育分会开会，集议拒沈的方法，同时分别致函省长和省教育会请其表态。7月5日省立各校校长（除女师外）自动辞职，并表示拒收公文。他们之所以坚拒沈彭年，与省立值年校长陆规亮等与蒋维乔的私交深厚密不可分。据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袁希涛的弟弟袁希洛（省教育会交际干事）披露，蒋维乔的夫人有吸食鸦片之好，“宁地之省立校长中竟有钻营厅长鸦片夫人而得位置者”。［27］正因如此，不少省立学校校长坚持留任蒋维乔、反对沈彭年或多或少也含有一些私心，担心随着蒋的离任，他们也有被撤换的风险。

省立校长对沈彭年的不合作持续一月有余，省长和江苏省教育会仍未有明确态度。其实此时的江苏省教育会对于沈彭年的态度如前所述已有转变，并不坚持一定要维持蒋维乔，但是若公然表态支持沈彭年却又会将自身置于与省立各校校长直接对立的位置，故而只能选择暂时沉默。省长郑谦作为奉系中人，虽为江苏一省官长之首，但也有顾虑，一方面对于同由中央任命的沈彭年不便公然反对，但另一方面，初入江苏，对于江苏省立各校也不敢逼迫过甚，于是也选择了暂时回避。省长与江苏省教育会的这一做法引起江苏各地县级教育会的不满。嘉定县教育会致函省长，谓“省长为监督长官宜有正确之表示，认沈为非则应予撤调，认沈为是则应斥校长，岂可假作痴聋，自坏纪纲”，而且“省教育会向主公论，而亦依违两可，大失持正不阿之精神”。［28］继之松江县教育会也致函省长，请其“主持风纪，亟应判别是非，务请一致抗言，以伸公论”。［29］且此时，随着蒋维乔转而担任东南大学代理校长，江苏舆论开始转向支持沈彭年就职，以尽快稳定江苏教育界。

尽管江苏省长与江苏省教育会为解决东南大学易长风潮及江苏教育厅厅长任免案，双方有了由蒋维乔出任东南大学代理校长作为其卸任教育厅长交换的默契，但对于蒋维乔的出任，仍有不同意见。如东大学生校务促进会就拒绝蒋维乔代理校长，其反对原因有三：一、蒋“依附学阀，摧残教育，捣乱东大管理纸烟特税，私弊昭然”；二、“其家庭之劣迹，尤为士林共愤”；三、“交卸教育厅后，潜行赴沪，运动学阀，谋代东大校长，江苏纵曰无人，何致以此等无耻之徒，久玷学界”。［30］面对东大校内部分学生的反对，再加上蒋维乔“对代理（校长）两字，稍有不满。盖恐到校后，无多时日，仍为胡敦复攫去”，于是，蒋维乔奔赴上海，不愿就职。蒋维乔的这一姿态其实更大程度是为了增加自身筹码，以待价文史天地80--理论月刊2014年第12期而沽。省长郑谦为迅速解决学潮，不得不一方面函邀蒋回宁任职，一方面又派教育厅濮科长和东南大学廖教授前往上海劝架。东南大学校董和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也召开紧急会议，一致推举蒋维乔担任东南大学校长。［31］

北洋政府在与江苏省教育会此轮交锋中，各有胜负，前者顺利的剪除了省教育会在江苏地方政局中的有力外援，如省长、财政厅长纷纷被改换，为下一步打击江苏省教育会在教育领域的势力做了准备，江苏省教育会则通过反对东南大学易长案及教育厅长回避本籍案显露了其在教育界的庞大影响，暂时避免了国民党等政治势力对于江苏教育的控制。

教育部在东南大学易长案和江苏教育厅长回避本籍案执行遇挫后，决定另辟蹊径，派员查收东南大学历年账目，以寻找废除东南大学校董会的证据，进而全盘掌控东南大学。

正在东大风潮未息之时，9月1日教育部决议调沈彭年回部，任命胡庶华（湖南省攸县人）担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以达到“教育厅长回避本籍”的目的。胡庶华之所以能够担任江苏教育厅长绝非偶然，一方面在于“某要人之世兄，曾与胡有同窗之雅，因此渊源北京，为胡任教厅长事，闻曾征得某要人之同意，故提出阁议通过”；另一方面在于丁锦、胡敦复等奔走教育部，鼓动调沈之职，“丁胡之所以怀忌沈氏者，以丁胡查办东大，沈氏予以辩护所致”。［32］此后，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又披露，胡庶华得以出任苏教育厅长“确是郑（谦）省长叠电保荐，并称东大善后问题应俟胡厅长到任后再谋解决，章总长业复电赞同”。［33］不管胡庶华担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一职出于何方授意，对于江苏省教育会和江苏学界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北洋中央取缔地方自治、打压江苏省教育会的决心依然未变。

胡庶华任命发布后，江苏省教育会和县市乡各级教育会纷纷表示反对。省教育会认为章士钊为贯彻回避本藉之主张，调动江苏籍教育厅长沈彭年，“独不回避部长之同乡，其何以折服舆论”；况且，江苏历届非江苏籍教育厅长如符鼎升、胡家祺，虽为一时知名人士，但“在财政尚未枯竭之日，均无所展布而去”，而江苏籍教育厅长蒋维乔、沈彭年却在财政枯竭时仍能竭力维持，因而“教育事业需有适应地方需要远大持久之计划，决非传舍之官所能洞见本原，促其进步”，因此，为“苏省教育前途考虑，对于章部长此种消极政策不敢赞同”。［34］（P4）江苏各地教育会也纷纷致电反对，如宝山县、上海县、嘉定县、蒲淞市等教育会认为教长此举“为有意阻碍我省教育之进行”。［35］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热潮，新任江苏教育厅长胡庶华也不敢贸然就职，据闻胡“先向郑谦省长接洽妥贴，使彼之政策得以施行，方肯就道”。［36］

作为东南大学筹备员之一的胡庶华，本“为一学者，无大成见”，9月19日接任江苏教育厅长前，曾有长苏后“不动一人，不更一令之表示”；但赴任后，“有前二年闹议教风潮之议员，近方与苏省署名失意军人某甲合作，某甲对于所谓省教育会派及校长团以查办东大不成，亦怀同样之感，遂赋同仇，于是日日包围于胡庶华侧，使华氏不能自主”。［37］胡庶华“受某方利用”，“恐厅员中有与东大及省教育会有关系者，于将来进行事，有不便处”，决定将厅员大加变更。［38］除代理第一科长谢君因有乃弟之增援不动声色外，其他二三两科长及多年之老科员均纷纷打算加以更换。如三科长陆规亮调任省立校长，刘陆均辞职回里，第五师范校长任诚调任省视主任等。相对于沈彭年时期仅调动二人，胡庶华对江苏省教育厅厅员的调整更为彻底。这样就使得省教育会在江苏省教育厅的人脉关系被彻底切断了。江苏省教育会政治资源的失控更为各方打压省教育会提供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但是1925年10月，孙传芳打败奉系，进入江苏。作为前任遗留的胡庶华当然不安于位，“因环境牵制，已向中央及省政府双方辞职。省方因其确有困难，不主坚留”。［39］至继任人选，虽各方逐鹿者甚多，如蒋凤梧、伍仲文、沈彭年、王甸伯等，但均难成事。因“闻蒋原系官僚，其目的不在教育，将来仍可回任淮扬道尹。伍仲文与江苏教育界向少联络，反对者多。沈彭年业已饱尝挡驾风味，不愿再作□□，惟教育界重要人物希望沈氏回任较他人为适宜。王甸伯现任法大校长，濮知教费竭厥，对于一校已苦不易维持，若改任教厅，及其感受困难必尤甚，表示不干”，而孙传芳“以胡（庶华）为留德机械科毕业，将来希望其对于兵工厂事宜有所襄助”，所以“对胡仍力主慰留”。［40］故而直至1927年3月24日孙传芳败逃之前，胡庶华一直担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一席。江苏政局的再次转换，作为直系中人的孙传芳入主江苏，对于正备受打压的江苏省教育会而言，不啻为一大转机会。加之，1925年11月章士钊请辞教育总长，无论中央还是江苏地方都向有利于江苏省教育会的方向发展。随之，喧嚣多时的东南大学校长一职，最终由东南大学校董会提议的蒋维乔代理，江苏省教育会也最终保住了它在江苏教育领域最重要的一集结地———东南大学的控制权。

三、尘埃落定

江苏省教育会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更换中，与中央和地方各界的关系，既有政治上的分歧，人事上的纠葛，也有现实的利益争夺。江苏省教育会利用自身长期形成的政治资源，在对抗与合作中力图与中央和地方保持一共存的生存状态。当然，东南大学校长、江苏省教育厅长等职位的频频更换，这是政局变动的直接反映，郭秉文、蒋维乔的上台与下台更是和直系的势力强弱直接相关，并非作为民间团体的江苏省教育会所能左右的。江苏省教育会之所以热衷于这些人选的争执，利用地方自治思潮与中央及教育部一再讨价还价，其意图更多还在于保存其生存、活动的空间，保持它所掌握的教育资源和政治资源。

此时的国民党与军阀间的力量对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并无取得绝对胜利的把握。于是，国民党对于盘踞江苏的孙传芳并没有立刻发出消灭的信号，而是争取联合孙传芳共同对付北方的吴佩孚。对于江苏省教育会也是力图拉拢，如孙文主义学会邀请江苏省教育会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孙中山一周年纪念大会等。但是从总的革命方略来看，国民党对于消灭吴佩孚后，继续消灭孙传芳的方针始终未变，而孙传芳与国民党利益的冲突也决定了他与国民党之间最终文史天地81--理论月刊2014年第12期必有一战。

此时的江苏省教育会，从教育厅长易职风潮事件中，在政治上更加确信“舍实行联省政治恐已无挽救危局之可能”，［41］实质上仍持江苏自治以自保。在教育上，江苏省教育会依然坚守教育独立，避免学生卷入政潮，以对抗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其对学生的渗透、运动。如会长袁希涛1926年在南市商业学校演讲中就指出，“学生在求学时代亦应注意修养，求真实学问，将来方能真真救国”。［42］而江苏省教育会这种对于党化教育的排斥理所当然愈来愈受到国民党的反对。

北洋军阀孙传芳入主江苏后，无论在组织装备上、军纪上都比其他军阀要好些，苛捐杂税也略轻。孙传芳还宣扬“对外保境安民，对内修明政治”的政策，并“曾给江苏还了一笔四千万元的省债”，这些措施使得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江苏绅商切实感到了实惠。反观国民党的部队进入江苏后，“既要扩充军队，筹措装备；又要建立机构，发展组织，可以说是处处需钱，事事需钱。各种苛捐杂税，自然要加多、加重，自然就比孙传芳联军驻江、浙较久，经济上较有基础的情况迥然不同。因此，江浙人士没有得到蒋介石军队的好处，反而先尝到许多捐派之苦。无形中社会士绅就会很自然地想及孙联军时代，社会安定、捐派也轻的好处。于是逐步发展成反蒋迎孙的运动”。［43］（315-316）因此，北伐军进入江苏前夕，江苏省教育会等团体一方面联合江苏省总商会、议会、农会、律师公会和各县议事会、社团等联合制定省宪，另一方面又联合组建各种社团，如江浙协会、全浙公会、江苏公会、新苏社、新苏公会等，以阻止北伐军的进入。甚至为保东南五省，江苏省教育会等团体在组建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的基础上集议东南五省士绅以“对内则为五省保元气，对外则为国家养实力”为宗旨，“组织一大规模民间团体以提倡民治”。［44］

但是江苏学界对于江苏省教育会的态度此时发生重要转变。在教育厅长易职风潮中，如果说江苏学界大多站在江苏省教育会的一方，那么在风潮过后，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后，江苏省教育会仍然主张学生不应参与国事，“尤望爱国志士奋勉力学，谋此后根本之建设，勿徒为一斗之举动，供无谓之牺牲”。［45］这种要求学生对于政治的疏离使得已运动起来的学生愈来愈排斥江苏省教育会，转而靠向鼓动学生政治化的一方———国民党。江苏教职员此时对于江苏省教育会也从前期的附属转向了疏远。北伐军进入江苏前夕，江苏各地中小学教职员又纷纷成立各种联合会，以对抗由教育界上层组织成立的省教育会，如上海教职员联合会、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等。另外，江苏国民党如杨杏佛、戴盆天等21人为督促指导各县市教育协会的建立成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并决议成立江苏省教育协会，以取代江苏省教育会。［46］新苏公会也宣布成立江苏教育委员会以推翻“军阀之蹂躏与学阀之把持”的江苏学界。［47］这样，随着北洋军阀的节节败北，国民党的最终入主江苏，江苏省教育会也被冠以学阀的名义而遭到取缔。

①学界关于教育行政制度的探讨，起于20世纪20年代。如郭秉文著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此后关于此问题的探讨一直延续至今。但是关于民初省级最高教育行政长官———教育厅长的研究，学界关注较晚。目前形成的专门性的文章主要有两篇，如周宁的《胡适两封电报时间考辨———兼及1920年安徽迎拒教育厅长风潮》（《安徽史学》2009年第2期），该文侧重考证胡适电报的时间以及内容的真伪，对于1920年代安徽迎拒教育厅长的过程及原因探讨较略。另外田正平、张寅的《北京政府时期教育厅长选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侧重从宏观上考察北京政府时期教育厅长的选任资格与任命方式，对于教育厅长任命的复杂性探讨较少。

②蒋维乔（1864-1957），江苏武进人。早年肄业江阴南菁书院，1905年11月加入江苏省教育会，1912年担任教育部秘书长，兼任教部参事，1922年始任江苏教育厅厅长；沈彭年（1877-1929），江苏青浦人，龙门书院肄业生。1912年任教育部佥事，后任代理司长。1922年兼任江苏省教育会评议员。

③江苏省教育会，1905年9月成立于上海，1927年4月终结。该团体主要由江苏籍绅商组成，是清末创办最早、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性教育社团。

④郭秉文（1880-1969），江苏青浦人。早年肄业于上海清心书院，后赴美留学，分获沪斯特大学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14年回国，受到南高校长江谦的邀请，担任教务长。同年8月加入江苏省教育会，担任交际干事，直至1927年省教育会结束。1925年1月6日由马叙伦把持的教育部下令免除郭秉文的校长职务，由大同大学的校长胡敦复担任。此后围绕着东南大学校长人选的问题引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学潮，史称“东大易长风潮”。

参考文献：

［1］省教育会请力争勿动蒋教厅长［N］.申报，1925-02-10.

［2］韩省长复教部请饬沈彭年缓来［N］.申报，1925-02-15.

［3］［20］［34］江苏省教育会编印.江苏省教育会年鉴:第11期［Z］.上

海，1926.

［4］苏公民汪纶瀛等请勿易教厅长［N］.申报，1925-02-14.

［5］陶知行致函政府援助蒋教育厅长［N］.申报，1925-02-15.

［6］张一麟电请慰留蒋教厅长［N］.申报，1925-02-17.

［7］苏省校长又请力挽蒋教厅长［N］.申报，1925-02-21.

［8］全省学生会再电请留蒋教厅长［N］.申报，1925-02-18.

［9］旅京苏人之拥郑谦长苏者［N］.申报，1925-01-21.

［10］江苏之省长问题［N］.申报，1925-02-23.

［11］旅京苏人士招待苏新长官［N］.申报，1925-02-24.

［12］县教育会开会纪事［N］.申报，1925-03-08.

［13］苏奉贤教育会联合各县留蒋教厅长［N］.申报，1925-03-05.

［14］省校请新任教厅长勿蹈覆辙［N］.申报，1925-03-10.

［15］新任教厅长沈彭年到任希望［N］.申报，1925-03-14.

［16］关于苏教厅长之谈话［N］.申报，1925-03-25.

［17］沈彭年有不久即可到任消息［N］.申报，1925-04-01.

［18］新任教厅长沈彭年暂不到任［N］.申报，1925-04-18.

［19］南京快信［N］.申报，1925-04-21.

［21］第十一届全国教联会议决案全文［N］.申报，1925-11-11.

［22］浙教育会反对教厅长回避本籍［N］.申报，1925-05-14.

［23］新任苏教厅长沈彭年又到宁［N］.申报，1925-05-18.

［24］苏新任教厅长沈彭年行将到任［N］.申报，1925-05-27.

［25］［26］新任教厅长沈彭年将就职之沪闻［N］.申报，1925-05-30.

［27］苏教厅长沈彭年接印视事［N］.申报，1925-07-08.

［28］公电———嘉定县教育会来电［N］.申报，1925-08-06.

［29］公电———松江县教育会来电［N］.申报，1925-08-09.

［30］教育消息［N］.申报，1925-07-12.

［31］蒋竹庄迟缓受东大代长职之内幕［N］.申报，1925-07-12.

［32］教育界群起反对更易苏教厅长［N］.申报，1925-09-05.

［33］刘百昭发表之教育计划［N］.申报，1925-09-09.

［35］反对更易苏教厅长之昨讯［N］.申报，1925-09-08.

［36］更易苏教厅长问题之昨讯［N］.申报，1925-09-10.

［37］胡庶华接任后之苏教育界态度［N］.申报，1925-09-28.

［38］苏新教厅长胡庶华到宁后之政策［N］.申报，1925-09-23.

［39］苏教厅长继任人选问题［N］.申报，1925-12-11.

［40］苏胡教厅长奉命暂维现状［N］.申报，1925-12-19.

［41］省教育会主张速制省宪［N］.申报，1926-01-15.

［42］袁观澜在南市商中演讲［N］.申报，1926-03-02.

［43］杜春和，林斌生，邱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4］五省士绅集议和平运动［N］.申报，1926-09-15.

［45］各界援助京案之昨讯［N］.申报，1926-03-25.

［46］江苏省教育协会之组织［N］.申报，1927-03-07.

［47］新苏公会教育委员会开会纪［N］.申报，1927-03-19.

作者简介：谷秀青（1981-），女，山东菏泽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