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当代美国亲犹主义的文化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0 次 更新时间:2006-07-07 18: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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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舒明  

  

  内容提要: 当代美国主流社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亲犹主义。这种亲犹主义情绪是当代美国所经历的广泛的文化变迁的结果。希伯来文化和精神曾对美国文化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在当代,美国犹太人已经成功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文化上则成功的实现了美国化。二战以来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则使两大宗教开启了历史性和解的进程,建构起“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这样一个文明认同的共同基础,拉近了美国主流社会和犹太人的关系。此外,20世纪末了美国社会捍卫主流文化的保守冲动也助长了主流社会的亲犹主义。

  关键词:美国、亲犹主义、文化根源

  

  在悠久的犹太民族流散史上,强大而繁荣的犹太社团总是伴随着客居地主流社会强烈的反犹主义。但在当代美国,犹太社团史无前例的强盛却并未招致主流社会的嫉妒和敌意。二战以前,美国社会还充斥着被称为“社会反犹主义” 的种种排挤犹太人的非正式制度,试图将犹太人阻挡于主流社会尤其美国精英场所(如一些社团、俱乐部、学校和娱乐场所)之外。但二战以来,白人主导下的美国主流社会呈现出对犹太人的高度接纳、亲近、友善甚至拉拢的态度,即某种程度的亲犹主义。根据1999年3月盖洛普新闻服务中心发表的“关于美国人接受妇女、黑人、天主教徒或犹太人作总统”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愿意投票选一位犹太人当总统的比率1937年时为46%,1958年达到62%,1965年达80%,1999年则达到了92%1。2000年大选民主党就推举约瑟夫•利伯曼为其副总统候选人。在参众两院和地方官员的选举中,犹太人也获得选民大量支持而大批当选。美国白人中表示愿意接受自己子女与犹太人结婚的比率以及实际的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异族通婚比率也不断上升,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对于此种现象,人们主要从美国与犹太人的母国以色列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战略利益相契、西方社会普遍的对大屠杀愧疚感、美国犹太社团的在政治、经济、舆论媒体等领域的强大实力等方面来解释。但笔者认为,美国社会亲犹主义的出现更是当代以宗教为核心的美国文化领域种种重大变化的结果。

  

  一、美国早期历史和文化中的希伯来因素

  

  追溯历史,美国人对希伯来文化并不陌生。开拓新大陆并塑造美国典型特征的清教徒就深受希伯来文化和精神的影响。希伯来精神是美国文化的固有传统和有机组成部分。

  清教徒为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寻求信仰自由来到新大陆。在他们从旧大陆带来的数量极为有限的书中,《旧约》就是最重要最普及的一本。作为虔信主义者,信仰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热情,还是生命的终极目标。他们把自己来到新大陆看作是对上帝选召(calling)的应答,来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因此,上帝是他们的最高权威。置身北美茫茫荒原,面对种种劳苦和危险,《旧约》成了他们首要的行动指南,为他们消除恐惧,提供信心和激励,满足他们日常生活所需。他们完全确信《旧约》,将它当作万物的尺度,是知识和惯例的终极源泉,并几乎以一种专横的方式将《旧约》用于各种特定的需要。司法领域的影响尤为明显,各殖民地许多法律的制定就大量依据、引用《旧约》;马萨诸塞、新英格兰等殖民地还一度排斥英国普通法,而代之以《旧约》文本作为法官判案的根据。在殖民地,“摩西律法…是最高权威。是无人敢于质疑和拒斥的权力之源。……2”清教徒把自己等同于在迦南流浪的古代以色列人,新大陆就是他们心中的新以色列,而英国是埃及,他们的领袖往往被比附为《旧约》中的犹太先知,如华盛顿就被比做摩西。他们感觉自己跟古代以色列人的命运何其相似,而《旧约》中的希伯来先知对他们就像对古代希伯来人那样直接说话。甚至古代以色列人人神之间立约的观念也深入人心,人们感觉上帝与他们之间也建立起了契约,他们要向上帝负责。他们在宗教生活中也经常仿照犹太教惯例、习俗,如北美的新教就实行教会独立的犹太教的体制。

  早期新大陆的教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希(伯来)语就被置于一个崇高和神圣的地位。希语不仅被当作确切理解《旧约》启示的关键和走向高等学问的最佳途径,也被当作语言之母而备受推崇。在17、18世纪,希语的学习在新大陆蔚然成风,也广为普及。教习希语在美国高校有悠久的传统,甚至还渗透到了一些较低的学府。哈佛、耶鲁等著名学府都在其创校之初就将希语定为必修课。在Ezra Stiles出任耶鲁校长时,他就使所有的新生学习希语。在他看来,如果耶鲁毕业生在进入天堂时对希语还一无所知,那就是一件可耻的事。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加深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进展,希语教育才在美国衰落下去。

  清教徒们还受到古代希伯来先知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强有力的感化,以之锤炼心智、坚定信心和信念,并据以确立政治原则。那些希伯来先知的道德理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政制的形成。专制君主的统治显然违背圣经,违背了希伯来先知精神。在独立战争前后,摩西和撒母耳就被革命者视为榜样,引导人们以决绝的行动反对君主制。那些蕴藏在希伯来先知精神中的美德(公义、平等、人道主义等精神)是美国民主的必要条件。美国信条的根本精神就体现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两个文本中。基于神法,造物主赋予人类种种不可剥夺、不可让与的自由和权利,而《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旨意以及基于这些文本而建立的政府的职责就是维护这些源自神法的自由和权利。可见,希伯来先知的道德理想渗透在美国政制中,延续至今。

  希伯来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此难以一一枚举,但它对美国的影响尤其深远而广泛。1966年约翰逊总统对来访的以色列总统夏扎尔(Shazar)说“……我们也是在希伯来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这是我们的遗产,也是你们的遗产。3”他说出了美国历史的一个事实。

  

  二、融入美国:美国犹太文化的成功转型

  

  犹太民族在文化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能否与客居地主流文化友好相处从来都是犹太民族与流散地主流社会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在旧大陆反犹主义根深蒂固的环境中,犹太民族总是反身向内,固守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使犹太民族在文化上显得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而犹太社团也往往被视为国中之国。但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却为犹太民族迅速实现文化转型(即通常所称的“美国化”)以及顺利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尽管美国不是普世大同、没有反犹情绪的天堂,饱受欧洲反犹主义煎熬的犹太移民还是将美国当作民主、自由、平等的乐土和充满机会的乐园。他们恪守“做一个美国人”、“像美国人一样生活”这样的信念,努力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钟爱美国、高度认同作为美国主体精神的“美国信条”。 在当今美国新保守派中的犹太人身上,犹太人根深蒂固的特选意识和救世主义明显地与美国山巅之城的救世情结紧密纠合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向全球扩展“美国信条”的冲动和激情。新保守派重要干将诺曼•波多雷霍茨在他的《我与美国的爱情故事》里,就鲜明地表达了这个主题。他们是狂热的美国的“爱国者”,是一些比美国人更美国人的犹太人。还有金融大鳄索罗斯——他既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民主制度的狂热推广者——简直就是美国信条的最好的化身。尽管美国犹太人已经迅速向上爬升为美国社会中一个高度成功的群体,但他们仍然极为罕见地群体性地倾向于自由主义传统,倾向民主党。“在美国,其大多数人在社会经济提高后似乎仍不改变其政治忠诚的少数民族团体,犹太人是唯一的一个。这种与自由主义的联盟构成了美国犹太人的政治特征,甚至当这种联盟威胁着他们中一些人或许多人的利益时也是如此。4”

  尽管不无痛苦,但犹太移民在“同化”道路上一路捷驰,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就已经高度“美国化”了。首先,他们最出色地利用了美国自由民主和平等竞争所提供的机遇而崛起,其在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创新文化中的强大影响力恰好说明了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可以说,美国犹太社团的繁荣发达与美国的发展和强大相伴随行。其次,来自东欧的老一辈犹太移民有很强的传统意识,他们的生活仍然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并在美国(尤其纽约)移植了东欧的意第绪文化,他们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痛苦的挣扎。但是,移民后裔的传统意识已经严重衰落,他们已经深深地同化于美国主流文化中。一度辉煌的意第绪文化不可挽回地没落了。犹太人急切地闯入知识的世界,“去占有理性时代的空间”,犹太教育的空间受到世俗教育的挤压而日渐缩小。受美国新环境尤其女权主义的影响,一批批犹太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独立和自决,投入广泛的社会领域。犹太移民后裔的宗教意识淡漠,变得高度世俗化了。到20世纪末,美国犹太青年中已有一半左右的人公开宣称不再信仰犹太教,有的声称:“我们是犹太人,但我们首先是美国人,……”。另外,美国犹太人中的异族通婚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的统计,1900年前后,98.92%犹太人不与外族通婚,1900-1920年间,异族通婚比例为2%,1940年为3%,1965年为17.4%,而到1966-1972年间则达到了31.7%5。近几年则已经达到了47%,比1990年提高了4%6。

  在融入美国的进程中,作为犹太民族文化内核的犹太教也在美国现代主义冲击下发生了种种适应性的调整和形变。美国犹太教分化为正统派、保守派、改革派和重建派四大流派。后三者对现代主义的冲击都进行了回应,都主张犹太教应适应科学、理性、进步的潮流进行改革。改革派奉行的是向现代主义一边倒的态度。1885年的《匹兹堡纲领》最能体现其与现代化、理性化的美国社会调谐的愿望。它强调犹太教是一个“进步的宗教”,“曾为获得与理性的统一而努力”;强调“现代科学研究的所有成果都不违背犹太教义”,主张除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犹太教内核,“那些与现代文明的思想及习惯不相适应的”、妨碍“现代精神”的一切均应抛弃7。大批有浓厚保守色彩的东欧移民的到来才使得改革派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保守化转向。保守派奉行的是一种温和的改革路线,主张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把犹太教从僵死的存物变成“活生生的、充满弹性的传统”;它认为现代思想将丰富而不是瓦解犹太教;断言犹太教发生某些变化不可避免并能够依据《圣经》及拉比文献中的先例正确的发生。但它不主张改革派片面迎合现代主义而任意地破除某些习俗的做法。莫迪凯•开普兰开创的、从保守派中分化出来的重建派则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犹太教”。为了解决现代主义带给犹太教信仰的危机,调谐美国生活方式和传统信仰的矛盾,他主张“以现代主义及理性主义为基础”,来重构犹太教的哲学基础。他把犹太教定义为一种包罗万象、与时俱进的“文明”;将上帝解释成有生命力的宇宙,而不是超自然神;认为人类的理想与目标在于今世的创造、实现和满足而不是来世的拯救;犹太教作为一种文明,其故土在以色列,而在美国文化中则处于从属地位,应与美国文化“相容共存,协调一致”;并主张犹太人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和支持锡安主义运动,另一方面,还应全面参与美国社会。虽然重建派是个仅占美国犹太人口2%的少数派,远少于其他三派,但它在思想上却产生广泛影响,“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态度都更接近于重建主义”8。至于正统派,它在美国文化的冲击下,也分化成众多宗派,纷争不断,其传统教规的约束力正在减弱,群众基础正在缩小。自身也在调整,如普遍接受世俗教育等。

  

  三、战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对话与和解

  

  如果说,美国传统中的希伯来基因和犹太社团在文化上顺利融入美国使奉行宗教宽容、自由和多元主义的美国社会对犹太人还怀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制约了反犹主义的发展;那么,二战以来基督教(广义)与犹太教之间的对话与和解运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历史性的伤痕,进一步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

  在美国自由主义的环境里,两大宗教早就开始了对话与和解的进程。早在1927年到1928年,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联合建立了全国基督徒和犹太人会议,以消除宗教偏见,增进共有的理想。纳粹屠犹留给基督教世界在道义上对整个犹太民族沉重的负罪感,这进一步促使基督教大力推动与犹太教的对话,以实现历史性的和解。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两大宗教各教派之间共同设立众多以跨宗教对话和交流为目标的组织。其中“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国际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s and Jews)是最大的组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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