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士其:被嵌入的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3 次 更新时间:2016-10-06 12:09:14

进入专题: 方民主制  

唐士其 (进入专栏)  
不过这样一来,自由主义的框架就被突破了。

  

三、自由主义的民主:矛盾与张力

   如上所述,作为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自然权利学说主张,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享有一些平等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不过具体来看,自由主义作为市民等级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其所要求的平等首先是废除旧有的封建等级特权制度,而并非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平等;其所谓的自由,则主要是个人免受国家的专断压制与干涉即后来所谓的消极的自由。因此,在早期自由主义思想中,权利的平等与人们之间实际的不平等并不矛盾——前者指的是可能性、资格或者规范,后者反映的则是现实、能力或者结果;后者既不需要特殊的关注,也不会对自由主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是,如果自由主义要从革命的理论转变为某种政治体系的基础性理论,个人权利要从背景性的权利转变为法定的权利,那么,这种权利首先就必须在政治过程中体现自己,而这就意味着它必须不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是要成为事实。

   这个政治过程就是社会契约。社会契约当然是虚拟的,但具有规范性的意义,或者说,它构成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正当性基础。作为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个人自由毫无疑问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严格地讲,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也只能是社会契约论,而社会契约又只能在所有拥有独立人格的相关个体自由同意的前提下方可生效。正是在社会契约论中,自然权利理论要求把每一个人都作为与其他所有人平等的政治人格加以对待,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既不能被忽略,也不能被代表。资格或者规范意义上的平等,必须体现为能够在政治上加以实现的、每一个个体自由表达意志(他们对契约的认可)的平等。正是在这一个关节点上,自由主义避无可避地与民主正面相遇,并且别无选择地利用后者为自己提供了作为一种统治理论的正当性基础。

   公民对平等的要求会导致民主制,这是一个早已被古希腊人注意到的现象,因为平等往往是多数人的要求,而多数人的统治就是民主制。不过,多数人的统治是否可取,或者对这种统治是否需要施以某种平衡,则是另外的问题。

   在古希腊政治思想家当中,柏拉图是民主政治明确的反对者。柏拉图的政体理论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根据道德与智慧能否在城邦中居于统治地位对其政体加以判断,二是不同政体将顺次发生演变,三是他的政体理论折射了古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政治现实中的某些极端主义因素。在柏拉图看来,民主政体乃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反抗寡头统治的结果,但由于平民们既不具备治国能力,又不知节制、放任自流,因而实际上往往被少数政治掮客操纵和利用。他对民主政体最大的不满,就是这种政体以平等与自由为名,抹杀了人与人之间自然存在的差异,即“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在民主制之下,“父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样一来他才算是一个自由人。此外,外来的依附者也认为自己和本国公民平等,公民也自认和依附者平等;外国人和本国人彼此也没有什么区别”。“在这种国家里自由到了极点。你看买来的男女奴隶与出钱买他们的主人同样自由,更不用说男人与女人之间有完全平等和自由了。”可以看出,柏拉图在这里表面上批评的是自由,但实际上指的是僭越即等级界限的消除,也就是平等。柏拉图相信,这种“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民主政治最终会被一些阴谋家所颠覆,并且堕落为最坏的政体僭主制。

   柏拉图当然也并不主张对民众的平等要求完全置之不顾,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他认为一个好的政体“应该介于君主制与民主制之间”,这样人与人之间平等与差异的方面在政体设计中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体现。柏拉图相信,“所有人之间无差别的平等实际上就是不平等,两者都会让一个城邦动荡不休”。柏拉图的这一思想经亚里士多德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中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后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超越政体差异的正义理论。亚里士多德指出,无论什么样的政体,在对权力、地位、财富、名誉等资源进行分配的时候,都必须遵循两项不同的正义原则:分配的正义与矫正的正义;(47)但在不同的政体之下,分配的正义与矫正的正义的实际内涵应该有所不同。(48)比如,在寡头政体之下,分配的正义意味着按财富的多少有差别地分配政治权力,矫正的正义则要求根据平等原则对前者进行平衡;而在民主政体之下,分配的正义要求平等分配政治权力,矫正的正义则表现为根据人与人之间实际的差异有区别地分配权力,从而使更有能力、更有贡献者得到相应的补偿。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政体,只有根据具体环境结合运用这两项正义原则,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而这一政体本身也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一般而言,亚里士多德并不像柏拉图那样认为存在某种最好的政体,因为某个政体的好坏,只能根据它所处的具体环境加以判断。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任何一个城邦内部,自由与财富都是两个最基本的维度,正义也就在于两者之间适度的结合。这一看法,与他关于两种正义原则的思想相互呼应。反映在政体问题上,这两个维度就是民主制与寡头制的因素。从这一考虑出发,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承认政体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以财富为凭,则一定是寡头(财阀)政体;同样的,如以穷人为主体,则一定是平民政体”。另外,虽然亚里士多德并不热衷于提出某种理想政体,但他还是认为,一个中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以民主制为主,同时混合其他分配原则的政体应该最具稳定性。

   总的来说,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城邦中多数人所追求的平等,在政体设计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它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因素;而在民主政体之下,使人们相互差别的因素尤其需要得到充分的关注。这就是所谓的“混合政体”思想。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并不太相信柏拉图提出的政体演化理论。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城邦能够根据自己的具体处境,恰当地配合使用两种不同的正义原则,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延缓政体的蜕变。事实上,古希腊政治史也表明,除雅典等少数城邦之外,绝大多数城邦并没有发展到民主制;而古代西方世界另一个重要的政治体罗马也没有向民主演化,而是从共和转向了帝制。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正是在罗马找到了希腊人念想不已却又未能付诸实践的“混合政体”。

   假如说任何政体都需要平衡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因素与差异的因素,那么,近代确立的西方民主制也不能例外,只不过这种自由主义的民主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方式显得有些特别。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自由主义基本的政治倾向,决定了它必定把个人自由置于政治价值的首位,而这也就意味着它必然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非平等予以更多的关注。因此,近代民主必然只能嵌入,而非替代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框架,这就使两者之间出现了某种形式的张力。一方面,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抽象的政治理论并不必然要求民主,即把作为权利和可能性的平等转化成实际的政治平等,甚至可能会拒绝实际的、结果的平等,因为平等与自由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完全的平等甚至会从逻辑上取消自由这个概念的任何意义;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在构建其统治理论的时候,又不能不把公民实际的政治平等,即原则上每一个个体对“契约”的认可作为自由主义政治体系的正当性基础。也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学为了解决自身的正当性问题,不得不把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建立在民主制的基础之上。

   如此看来,近代民主乃是一种被自由主义“绑架”的民主。但是,民主原则在为自由主义政治提供正当性依据的同时,却也被自由主义正统化了。在自由主义体系中得到了合法地位的民主,又会向前者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或者说反过来“绑架”前者,向它索取更多事实上的平等。

   自由主义对于民主的后果具有天然的警觉,因为后者不受约束的发展可能对它带来两个方面的根本威胁:一是对平等的过分强调本身会损害个人自由,二是民主的发展会导致“大政府”的产生,从而也会压制个人自由,而且这两个方面的威胁还可能相互强化,从而使自由主义政治被民主彻底埋葬,导致所谓的“多数暴政”。因此,自由主义从其自身的基本价值原则出发,必须对民主施以各种形式的约束和限制。国家与社会的区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小政府”的规范性要求,都是为了使民主能够发挥影响的公共领域尽可能地小;用选举民主替代直接民主,是为了给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加装一个“过滤器”,也是给民众的要求提供一些“引流渠”,使之不至于因太过激进、汪洋肆意而打破社会旧有的利益格局和剥夺精英阶层既有的特权;分权制度是民意的“减速板”和“防波堤”,使民意在制度的管道中逐步衰减;任期制则为民意加上了一个定期开启的阀门,使之不至过分干扰基本的政治秩序与统治者的政治规划。

   从“精英论”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知识与政治能力的差异。把政治交由政治知识欠缺或者政治能力低下的人即普通民众,必定会损害政治的质量,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公开强调,自由主义者也不愿否认的一个基本判断。麦迪逊曾经感慨,政治学中最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创造一个能够有效管理社会的政府,同时又让这个政府接受社会的有效监督。密尔甚至认为,由于国会议员并不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因此,它最好作为一种监督和制约机构发挥作用,至于重大决策则应该交由行政部门进行。

   因此,现代西方民主所受到的限制,同样也可以在“精英论”的立场上得到解释。国家与社会的划分,是为了尽可能使那些对个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权保留在社会,实际上就是个人手里;用选举民主代替直接民主则可以把所谓的“天然领袖们”推选出来成为民主政治的指导者,而不致因为大众的直接参与降低政治的质量;通过分权对立法行为的迟滞,客观上提高了立法的水准;任期制则可以保证政府官员在任期内不受民意干扰,相对独立地行使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

   公民之间的差异性的确是任何政治体系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政治固然需要对这些差异加以调整,但同时也必须对其加以反映,总的目标应该是使两者平衡的结果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和发展,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利益的增进及个体道德的提升。正是因为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才会产生公民的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关系问题(个人愿意把自身事务中多大部分交由公众决定?)、公共意志的形成及其实施的问题、政府对公众的管理与公众对政府的监督的问题,以及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57)的关系问题,等等。现代西方民主作为一种被嵌入到自由主义框架之中的政治制度,既是自由主义逻辑前提的必然结果,又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受到各种约束和限制,因此甚至成为一种“赤字中的民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关键在于,民主体现的是公民之间相互平等的一面,但它不仅不可能也不应该消除公民之间差异的一面,而且还要允许这些方面在政治中得到相应的表体现。

   自由主义在公民的差异问题上患有某种天生的“失语症”,是因为它把公民政治权利的天然平等作为自身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同时,又在契约论中把每一个公民直接的、平等的参与即民主作为自由主义政治体系最初也是最本原的政治行为。哈贝马斯把这一点视为民主自由“同源”论的基本依据,但他忽视了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张力,那就是自由主义的这样一种政治立场,使其在采取各种手段对民主加以约束和限制的时候,又没有可能运用自身的话语体系对此加以论证和说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民主意识形态的渲染,以及各种“政治正确”的标准,人们更难以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对民主本身及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加以研究,甚至像托克维尔和密尔那样对民主持有同情态度的民主的批评者也都难以出现。这也许是自由主义“作茧自缚”的结果,但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西方民主的真相,当然也掩盖了一般意义上的民主的真相。

   文章出处:《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1期

  

  

进入 唐士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方民主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1628.html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