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武昌大堤口小学，名存实亡，已经十多年了。2016年年初，在我们发蒙六十周年到来之际，我和几位发小一起来到武昌大堤口，寻找昔日我们就读学校的遗迹。我们来到中山路大堤口原校附近，从街面上2栋拆迁楼间隙的短短巷口进入，放眼望去，一片瓦砾，荒草伴生。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栋当年的建筑。也找不到残存的，儿时曾经朝夕相伴的，一堵旧墙，一扇窗牖，一段飞檐，甚至，一砖一瓦。几根剪断的电缆，斑驳裸露，长短不一，从高低不平的碎砖石堆中冒出，从不同的方向，斜划向天空。往远望去，有几幢30余层的大楼，与这一大片瓦砾，围墙相隔，赫然耸立。那是几年前刚刚新建的民居大楼，是被称为武昌富人小区的金都汉宫。它赭红色的基调，在蓝天下显得格外醒目。从金都汉宫几栋大楼的间隙处，再向西望，那就是长江，我们的母亲河，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西往东，奔腾而去，亘古不变。站在这片荒草瓦砾边沿，我无法想象，这是我曾学习生活过8年的地方（含幼儿园2年）。我的心绪，我的记忆，也如毗邻的长江，汹涌澎湃。五、六十年前，我的小学生活，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浪花一般，在我心中，此起彼伏，断断续续，泛起开来。
消逝的建筑，消逝的人
在武昌中山路大堤口，曾经耸立着一幢教学大楼，这是建造当时极为气派的建筑，即便在我们进校发蒙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也是武汉中小学校舍中少见的四层大楼。大楼正面，由东向西，一字摆开，红墙红瓦，拱形前廊，石柱铁栏，加之屋顶上面左右对称的阁楼窗户，以及2个竖起的长方柱形白色烟囱，使得整栋大楼显得方正、肃穆、内敛和大气。
这是武昌大堤口小学，它源远流长，至今已有近九十年历史。
记得当初刚进校读书时，从同一个门进去，左边是我们就读的大堤口小学操场，右边是武汉市儿童福利院（孤儿院）。那是一层楼高的欧式长廊结构建筑。二个单位之间无墙相隔，一条长青树掩映的小路，通向我们的教学大楼，同时又将我们学校和儿童福利院分成二片不同的单元。
说起这两个单位，都不得不提到同一个人，那就是美国人艾原道（Sylvester Joseph Espelage O.F.M）。他是美国辛辛那提人，生于1877年，天主教方济会会员。方济会是天主教的一个派别，以重视文化教育而闻名于世。艾原道为传播福音游方四海，1905年来到中国，来到武昌教区。他是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位美籍方济会会员，先后担任天主教鄂东教区文学书院的外语老师，武昌文学中学教育总监等职。在此期间，由于深得天主教鄂东地区主教田瑞玉（Gratianus Gennaro O.F.M）的信任，主持新建汉口天主教堂医院（武汉市第二医院）。1913年和1926年二次返回美国，向当地人大力宣扬天主教在中国鄂东地区发展趋势，以及进一步扩展的必要性，为在此地区建立更多的学校和医院，筹募慈善资金，招募来华传教修士，不遗余力。其中，1926年的返美之行，收获甚丰，募得大量资金。以此，在武昌大堤口天主教堂圣多默堂附近，先后建成圣罗撒女子小学，圣罗撒诊所（1928年），武昌成德小学，妇女经言学校（1928年）等。其中圣罗撒诊所，解放后被接管，改名为武汉市儿童福利院。而武昌成德小学，就是我曾就读的武昌大堤口小学的前身。它的四层教学大楼由艾原道亲自主持设计建造。其小学名，显然是为了纪念意大利人江成德（Vincenzo Epiphane Carlassare O.F.M.）。他是意大利方济会会士，1884-1909年天主教鄂东代牧区主教，天主教鄂东地区众多教堂、医院、学校的设计者。
1930年，艾原道升任鄂东地区主教。在他任上，除了在其辖区大力建设学校、医院、育婴堂、图书馆、天文台等等，使该地区科教文事业获得长足的发展外，他还做了二件对武汉人民而言，义薄云天的善事。在灾难战争来临之际，他二次下令属下的学校、医院、教堂，广开大门，接纳难民和伤病员，给粮给药，救死扶伤。一次是1931年武汉特大洪水灾害期间。一次是抗日战争武汉会战时期。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1954年武汉发大水，长江大堤水涨船高，武昌堤内沙湖周边的居民也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据我居住在沙湖地区的几位同学讲，他们那个时候都曾在大堤口小学避难，也都得到过教会的帮助。
1940年艾原道病逝于武昌，死得其时。他的继任者，美籍波兰裔主教，郭时济（Casimir Rembert Kowalski O.F.M.）运气就差远了。郭继任武昌天主教主教后，先后二次入监。一次是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本人抓去，投入上海集中营。一次是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入新中国监狱，不久被驱逐出境，回到美国。1970年11月，郭病逝于美国亚利桑那州。此时，他曾经属下的大堤口天主教圣多默堂早已不复存在，而大堤口小学（成德小学）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中。
筷子湖，一个年青革命家的传说
大堤口，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宋绍兴年间，官府曾在武昌城武胜门外，修筑万金堤，防范长江洪水。明朝末年，大批江西难民迁徙湖北，以躲兵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北。”的大迁徙。迁徙的江西人中，以竹器工艺人据多，其中尤以制作筷子，工艺精致闻名。江西人在金波堤附近居留。堤内有一无名小湖，在此湖周边从事竹筷生产。江西人制作竹筷前，多将制作所需的竹子先放于小湖中浸泡，筷子湖因此得名。筷子湖与长江相通，其入口处，便命名为大堤口。
我读小学时，筷子湖尚在，在大堤口小学西城壕以南，农民讲习所以北，武昌解放路雄楚路以西的地方，只是与长江已经隔离开来。记得我读小学二、三年级时，曾读过一本书，讲述一个青年革命家的故事，与此湖有关。书中介绍，国共分裂后，有一次，这位年青人刚刚参加完农讲所附近的革命活动，二个丘八尾随跟踪追捕。当来到筷子湖时，被青年革命家发现。他急忙跳入湖水，折断一根芦苇，含在口中，见龙在田，潜入湖中，利用芦苇杆呼吸，并默默祈求苍天保佑。二个丘八追过来，有眼无珠，到了筷子湖，发现人突然不见，又沿着湖边小路向雄楚楼方向追去，错过了一段伟大的历史。我第一次去玩时，发现筷子湖确实很小，比我们家附近的沙湖小多了，湖边长满芦苇，引人遐想。又过若干年，我又来到此地，筷子湖早已填为平地。来往路人，行色匆匆。但有谁知道，这片土地之下曾经承载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大堤口史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堤口，有二件事，载于史册。
1852年，太平天国进入湖南后，从岳州出发，水陆两路进逼武昌。陆路，12月19日攻克蒲圻后，北上，22日抵达武昌城下，久攻不下。水路，12月22日天王洪秀全亲率大军，抵达武汉江面。24日从汉阳南岸咀架浮桥横跨长江，通往武昌大堤口岸边。以后太平军浩浩荡荡，从浮桥横向过江，踏上大堤口江岸，以后几天，南北夹攻，从武胜门保安门处攻入武昌城池。
武胜门，又称武圣门，草埠门（不知小时候为什么听成“草和门”？），在得胜桥街街口，完建于明洪武4年。我儿时去得胜桥街玩，在东城壕昙花林路口附近，其断壁残垣，依稀可见。
一百余年过后，1956年5月31日，伟大领袖从湖南长沙来到武汉。当天，乘坐过江渡轮改装的轮船，在长江大堤口处江中下水，“极目楚天”，“闲庭信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畅游长江逾三十华里。何等潇洒！何等自信！是日，有一插曲，亦可回味。据当天担任地方警卫负责的人士回忆，那天与伟大领袖一同畅游的，除地方大员王任重，李尔重外，还有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叶子龙，李银桥，保健医生和吴君旭护士长等主席身边一干要员。当伟大领袖游到武汉谌家矶附近江中沙洲处时（应该是天兴洲），杨，汪，还有那位保健医生，没有跟上主席路线，忽然不见，让警卫人员吃了一惊。后来发现，因江水太急，这三人被冲到沙洲北岸去了，也是一段轶事。【1】从那天以后，10年时间，伟大领袖在武汉畅游长江多达42次。当年，武汉地区开始举行横渡长江竞赛活动，一直到1965年，参加者多以专业运动员为主，从大堤口下水，汉口滨江公园上岸，取男女各前三名，予以奖励。大堤口小学是运动员下水前的集散地。我清楚记得最初几届，运动员们在学校操场集结的场景。当时每个运动员，有一木划船自始至终跟踪保护。其中一条小木船上的艄公，就是我小学班长夏同学的父亲。直到1966年7月16日，伟大领袖以72岁高龄最后一次畅游长江，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武汉地区的横渡长江改为群众运动，下水处不再是大堤口，上移至汉阳门去了。
1967年7月中旬，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伟大领袖为解决武汉两派问题，来到江城，准备再游长江，可惜这次，未能如愿。【2】
美丽一课，关老师
记得上小学进校的第一天，从教学楼右边的走道进入主楼，地面是黑白缀花的磨花石地坪。向里延伸，光线略暗，校卫生室，楼梯，幼儿园，沿走道右侧依次排列，一直到达大楼后门。走道的左边，与幼儿园相对的是学校大礼堂。那是由从前天主教教会成德小学的礼拜堂改建而成。走上二楼，向右一拐，进入我们小学的第一间课堂，那是我们一年级（2）班教室。教室里，面东方向，有三个明亮大窗，一字排开，让人眼前一亮。我们走进教室，小学的第一任班主任，语文老师关老师，早已在教室讲桌旁坐以迎候。
我们发蒙那会，还没有使用今天的汉语拼音，那是以后的事。我们那时认字，用的是罗马拼音，从“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波坡摸佛，得特呢勒）开始。记忆中的第一堂文字课文是“秋天来了”，由关老师讲授。那是一个深秋的早上，天高云淡。秋日的阳光从窗外树叶丛中斜射进来，洒在教室里，洒在课桌上，斑驳闪烁。关老师一袭浅色长裙，双手捧着课本，脸上漾着微笑，在讲台和黑板之间，来回走动。她深情地朗读，“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她的声音非常好听，仿佛秋天的高空，大雁洒下的的清脆，一字一音，宛转悠扬。
那一刻，我在下面听得入神，恍惚之间，班上同学全都飞向天空，就是那群大雁。关老师领头，我是最后一只，而且，掉得很远。
多少年过去，我们小学所学的语文课文，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唯有这一课的景象，还有那个教室的画面，关老师的微笑，她的声音，那美丽的倩影，记忆犹新。那景象，那画面，那声音，真美！
这美丽的微笑，这动人的音韵，多少年来，在我心底挥之不去。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直到今年我才得知，它来自荆山楚水，天然玉成。关老师出身书香门第。丈夫出身于荆沙地区耕读人家，为了理想，参加革命。留下关老师在家，打理从祖上分来的几亩薄田，靠地租及自己辛勤劳动，赡养全家，以实际行动支援丈夫的事业。她丈夫牺牲在新中国胜利的前夜。受当地政府照顾，解放后，关老师从荆州调入武昌大堤口小学任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关老师因这段历史，被打上“逃亡地主”，关进牛棚，受尽屈辱。那时，我们这些学生，分布四方，命运不一，没有一位同学，在彼时彼地出现，还关老师一丝微笑，一声关心。
看电影
五十年代，我们家生计窘迫，但我没少看电影。那时一般家庭的孩子，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看革命电影如《红孩子》，《柳堡的故事》等等以外，一般电影很少顾及。我能看上那么多电影，与万太有关。
万太，孝感人，慈祥，精干，邻里之间颇有威信。他是我班沈同学的外婆。沈同学按照家乡称呼，叫她为“太”。街坊邻里父老幼嬬，随乡入俗，也叫她“太”，或“万太”。沈同学的父亲，旧时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今南京大学前身）毕业，50年代，调到汉口韩家墩中学任教。那时，名牌大学毕业生，由于政治原因，像沈同学父亲那样，到中小学任教，用非所学，绝非个例。沈父在汉口教务繁忙，将沈同学留在武昌万太身边，继续学习。万太爱看电影，从我们读大堤口小学幼儿园起，每次去武昌电影院、江汉剧场，总要牵上二个幼稚小童，沈同学和我，一左一右，一俊一憨，俊的是沈，憨的是我，煞是可爱。邻里路人见之，无不交口称赞万太有福，万太闻之，也面露喜色。记不得读小学哪一年，我们已经长高，一次到江汉剧场，我和沈的身高都已明显超过1M，但检票员看看我们三人，亦觉可爱，略略迟疑，便大方放行，让我们二位少年继续享受免费电影。
我跟万太看过儿童动画片《白雪公主》。也跟着她看过电影《十字街头》。记得万太和邻里长辈人之间一起谈论过电影主角。讲起赵丹，也讲到过上海滩上的左翼进步青年演员。寥寥几句，神秘兮兮。我听得懵懵懂懂，如坠云雾。“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那时，雾锁奇峰，未露峥嵘。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万太，比我们现在年轻。人到老年，我怀念万太，珍惜那一段美好的回忆。
上学的路
我家住在积玉桥，从我家后门出发，经积玉桥后街，小铁路，砖瓦巷，穿过中山路菜场，右拐，经过致和酱菜店，就来到大堤口小学。这是比从积玉桥街头右转，到中山路上学似乎略近的一条路。
小铁路与中山路平行。晚清末年，东城壕处设有银币局。为方便武昌银币局与长江沿岸城市之间的运输，官府修建了一条官轨小铁路，从银币局起，经积玉桥，到达长江大堤口码头。由于铁路两旁有居民居住，很快发展成为一条街道，以后小铁路拆除，街道留存，并以此命名为“小铁路”。我们班的班长叶同学就住在这条路上。
叶班长是个小女生，精明诚挚，有组织才干。她与我同过桌。少时，梳两条长长的小辫，引起我后面一些小男生们的遐想。坐在我后排的沈同学，上课就时常越过课桌，拉她的小辫，揪住不放。叶班长初中与我同校，分在（1）班，继续担任班长。初中毕业考入武汉一所著名中专，其间，失去联系。文革中，据同学传，曾担任该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领导，不着红妆，英姿飒爽。【3】
1958年间，我常常走这条近路去上学，每次都要穿过中山路菜场。那时中山路菜场里总是悬挂的几条巨幅标语，其中几条，印象深刻。记得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社会上，曾为其中第一条标语，先人，先我？争论不休。不久，伟大领袖发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都以个人为核心，均不妥当。这条标语随之销声匿迹。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条标语并非原创，起先来自苏俄，更早来自欧洲。
大礼堂，小高炉
1958年大跃进，“超英赶美”，大办钢铁。我们大堤口小学的礼堂里突然竖起了一座“小高炉”。那是当地中小学中少有的高炉，让我们全校师生引以自豪好些时日。我们这座高炉大约4到5M高，直径不到2M，有效容积可能不到5个立方。也许建造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容积”，遑论“有效”？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有效容积，焦比，燃烧比，生铁合格率，生产成本等等这些钢铁工业生产的基本概念，都不在主事者们的考虑范围。为了响应党中央《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伟大号召，我们小学生也根据学校指示，上交废铁。家里没有，以炒菜的旧铁锅充数。我依稀记得，那段时间，有二位老师，曾用钢钳夹住坩埚向耐火模子倾倒过火红色的液体，不知是钢水，还是铁水？那坩埚是铁灰色，约40厘米高，坩埚直径，小碗口大小，与我多年后实验室看到的坩埚，材质以α-Al2O3为主，浅黄的高铝，白白的刚玉，迥然有异。我没有看到我们大堤口小学的“高炉”的流出过铁水。等我看到高炉出铁，那已经是12年以后的事了。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从农村招工进入汉阳钢厂。这家钢厂也是1958年大办钢铁的产物，有一座83.5M3的高炉，在汉水南岸月湖湖畔一片荷叶田边，孤独耸立。这座高炉曾在三年灾害时期停产，在我们进厂前几年，恢复运行，又开始炼铁。不久，汉钢建设新的2号高炉，有效容积255M3，指挥长为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三支两军。【4】高炉建成，出铁那天，张灯结彩，成千的工人站在炉前，看到火红的铁水从高炉里缓缓流出，欢呼雀跃，我也是其中一员。那时，武钢的高炉是2，500 M3，而同时期日本的高炉，有效容积已经超过4，000 M3，又过了若干年，世界上最大的高炉，容积为5，860 M3的高炉，在中国诞生，隶属民营企业沙钢，这都是后话了。
移山填湖
1958年一位农民诗人的诗进入我们的语文教材，“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首诗当时得到大诗人郭沫若的高度赞赏。
郭沫若，中国现代新诗开创者之一。他年青时，曾放声讴歌贝多芬，歌颂那独立、自由而伟大的灵魂。“…，你蓬蓬的乱发，如像奔流的海涛。你高张的白领，如像戴雪的山椒。你如狮的额，如虎的眼，你这如像‘大宇宙意志’自身的头脑。…”曾让无数热血青年倾倒。到得中年，他又唱到“万岁万万岁，…，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仿佛时空倒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人，早已失去“自身的头脑”。这位曾经伟大诗人的赞赏，不理也罢。
但，“我来了”诞生那火热的年代，诞生在我们这些野孩子荷尔蒙即将喷发的年代。那时，这样的诗，我们喜欢。
我们随着学校来到凤凰山，那是学校对门不远的一座小山。我们没有要求凤凰山开道，我们只是在山脚下挖土，挖掘出“观音土”，那是用作大办钢铁所需的耐火材料。观音土，又称高岭土，一种富含α-Al2O3物资的黏土，可入药，《本草纲目》有过记载。饥荒时期，也有人难忍饥饿，用来代食。人们耳熟能详的《愚公移山》，传说愚公的母亲，吃过的“王屋山土馍”，也就是这种高岭土。传说她百岁之际，仍明眸皓齿，与此有关。等到我们听说周边有人吃这种观音土，那已是一、二年以后的事了。
不久，我们又来到螃蟹岬城山。我们还是没有要求城山开道。我们只是挖山填湖。看着一筐一筐的装满篾箩的土，从城山上，沿着钢索呼啸而下，飞向沙湖。同时，一个个的空竹筐逆行上山，不用动力。我知道，那是用了定滑轮，改变了力的方向，也改变了山川湖泊的原貌。那时，看着碧波万顷的沙湖一点一点的被填平，逶迤的城山一点一点的被削去，“我来了”，“人定胜天”的豪迈之情，油然而生。但不久，我们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改变的后果。由于湖水大面积的萎缩，城市失去了“五脏六腑”，失去了系统调温和蓄水的功能，改变了武汉的生态，我们遭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聚餐
1958年6月，有位大科学家，在听到河南某地小麦亩产2150斤，4天后又有亩产3530斤消息传出后，在报上发文，根据太阳能的转化，认为这远远不够，通过“理论计算”，亩产还可以增加20倍，达4到6万斤。不久，各地粮食产量，相继翻番，大“放卫星”。8月初，伟大领袖来到河北徐水，县长汇报。当汇报到今年夏秋二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时，伟大领袖“不觉睁大了眼睛”。“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啊！” “粮食多了怎么办啊？”【5】到了8月中下旬，北戴河会议，“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记得那年，母亲时常带我到她们厂去聚餐，十人一桌，八菜一汤，有荤有素，比我们家里丰盛好吃多了。我那时年幼，不到10岁，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现在也还是不懂，用我那时的眼光看，共产主义就是，鸡鸭鱼肉上桌，一起吃，堆起来吃。
那时，母亲是工厂里的干部，也不知是什么干部，只听到厂里的人，上上下下，都叫她田老师。等到二、三年后，大跃进，风风火火不再，父亲因历史问题劳教，母亲受牵连，被贬到车间当上工人。母亲的在工厂的称呼，也由“田老师”改称为“田师傅”，“老田”，“田某某”等，不一而足。当然，也有不改口的，干部、工人都有，与身份无关。
大跃进的年代，中山路菜场有一幅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特别醒目。人民公社雨后春笋一般，先是农村，后是城市，神州大地，遍地涌现。那时的户部巷，不是小吃，而是因为人民公社名闻遐迩。我的外祖父当时在科学院武汉分院工作，地址在中华路户部巷路口。他带我去过该公社的食堂，“大吃”，而不是“小吃”。不久，户部巷作为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先进，其事迹被编成戏剧，在黄鹤楼剧场上演。我去看过，忘记是谁带我去的。但清楚记得最后一幕，户部巷进入到了共产主义，全体演员登上舞台，灯光大亮。观众起立，鼓掌。我也跟着起立，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心潮澎湃，拼命鼓掌。
高干子女，晶晶和蒙蒙
他们二人是高干子女，一动一静，一个先走，一个后到，在我们平民子弟扎堆的学校特别显眼。
晶晶，一个美丽的小女孩，父亲是老红军，1959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她也随之从八一子弟学校，转到大堤口小学。她从碧波荡漾的东湖，来到烟波浩渺的长江，来到我们班，反差够大。她进校的第一天，由关老师牵着小手走进教室，向同学们介绍。她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讲，只是静静地望着大家。以后同班三年，还是没有听到她讲过一句话。我们远远地看着她，白皙、文静，冰清玉洁，怎么也无法与他那翻雪山，过草地，戎马倥偬的红军父亲联系起来。
那三年，我们虽然没有听到晶晶同学讲话，但一位同学对她的讲话，大家却清清楚楚听得明白。那是S同学，我的一位好朋友，看剑侠小说，那是当时班上男生的流行读物，心醉魂迷，看了进去，忘记出来。一天下课，他突然对晶晶一指，慎重说道，“我封你为妃子。” 这本是总角少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趣事。但消息传来，立刻在班上引起轰动，S同学马上被同学们绰号“天子”，且带着这顶帽子进入初中，这是后话。
小学毕业后，晶晶与我们失去联系，听说她文革中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人意外。后来又听说，她让“一团火”融化，又在情理之中。2000年我们几位发小，在分别近四十年后，在武昌洪山广场第一次相聚。那是初冬，她晚到一刻，从广场另一侧看到我们，激动万分，清风一般，飘到我们面前。她当时身着浅色风衣，一条长长的大红围巾，脖子上一围，前后一搭，林道静似的，十分得体。分别这么多年，她的话还是不多，寥寥几句，几分诙谐，几分冲淡。给人的印象是，平和，善良，淡定，大气。
晚年，晶晶学画，习字，参加老人合唱团，音域在女中女低之间，忙碌而充实，过着平静温馨的退休生活。
蒙蒙，大大咧咧，几许豪爽。他父亲是武昌区委主要干部。他家住在崇福山街，独门院户。那是晚清达官贵人的居所。他邀请我去过他家一玩。进门伊始，步入小院，扑入眼帘的是一树盆栽青松，苍虬古劲。石坪灰墙，青藤缠绕。两边厢房，中间客厅，与大门正对。蒙蒙把我安排在客厅坐下，那里摆着藤椅沙发，古色古香。当日，蒙蒙与我下过二盘军旗，工兵炸弹规则，都由他制定。第一盘我赢，他修改规则再战，旋即再败，只好作罢。
蒙蒙在五年级转学，不知去了什么学校？2000年洪山聚会，四十年一晤，他郁郁寡欢，儿时的撒顽个性，烟消云散。今年发蒙六十周年，同学准备再聚，联系他时，才知他早已作古，同时也略略了解到他的身世。原来蒙蒙的高干父亲不是他的生物学父亲。1949年解放前夕，他的生父携其兄弟远去台湾，母亲有孕在身，不肯随行，随即嫁于他的父亲，一位南下干部，法律上的父亲，享受高干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解禁，他的叔叔从台湾来汉寻根，找到他的母亲，并给以2万美金，那是当时一笔不小的款项，作为给侄子的见面礼，但求一见，遭到其母断然拒绝，失去了骨肉至亲平生一见的最后机会。抗战以后，国共内战，兄弟阋于墙，但海峡二岸，同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张母何以如此决绝，外人不知内情，无法判断。我们作为发小，只能遥祝蒙蒙在天国里快乐安详。
混血儿
他叫刘胡博，是我们班上的一个混血儿，不是那种高鼻凹眼金发碧眼的那种，除了身材削瘦五官端正会玩会跳以外，与班上其他男同学并无二样。他的父亲是台湾高山族人，年轻时，负笈东瀛，学医，与其母亲，一位美丽的日本少女相爱，成婚。也不知什么时候，他的父亲带着他的母亲和一儿一女来到中国，来到武汉。他随之来到我们班，那是1960年间，4年级，正是三年灾害最困难的时期。记忆中，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每次下课，他都带着班上一帮调皮的小男生到学校大礼堂去打陀螺（武汉人称“得啰”）。这时大礼堂的小高炉已经拆除。他打陀螺姿势很优美，一弓一直，有节奏，有弹性。一边抽鞭，一边踏着节拍，唱道，“肚子饿了，肚子饿了，要吃饭！要吃饭！…”曲子是“1 2 3 1/ 1 2 3 1 / 3 4 5-/ 3 4 5-/5 6 5 4 3 1/ 5 6 5 4 3 1 / 3 5 1/ 3 5 1/”。歌词是刘同学现编，改编自我们刚刚学到的大革命时的“红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不久，列强换成土豪。“打到土豪，打到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真欢喜！”又过了几十年，等我升值为爷爷辈时，跟着外孙女听歌，我才知道，此曲源远流长，叫做雅克儿歌，来自100多年前的欧洲。“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传到中国，歌词不断地更换，旋律不变！
刘在小学期间，和我关系极好。他教我游泳，我教他算术，教学相长，互为弘益。记得小学毕业暑期，我们等中学录取通知单那会，有一天，刘邀请我，还有六（1）班的李平平，一起去大堤口码头跳水游泳。七月的长江，江水已经涨上来，大堤口码头石梯平台处，离水面约3、4米高，台高水深，适合跳水。记得那天，我们三人，还有三位汉口游过来的，“外头玩的”，年龄大我们二、三岁，素不相识的不良少年，都在此处跳水游泳。他们五人先后在高高的平台，向江水跳去，然后随江漂下，再游上来，再跳，乐此不疲。我胆子小，只敢在石梯中部，约1、2米处往下跳。如此这般，刘显然不满。于是把我拉到石梯平台，鼓励我说，“平平，就在这里跳，没关系”。我的小名也叫平平。那几位哥们听叫到“平平”，急忙走上前来，要与我摔跤。我何曾见到过这种架势？不知觉地退后几步。李平平急忙迎上前去，说，“我是平平”。李平平的跤摔得好，在武昌地区青少年中享有盛名，于是约定三跤，在码头平台处，就地进行。比赛结果，不幸意外，对方2:1获胜。于是，“汉口玩的”，相继欢呼，并依次从平台，向江水上方，腾空一跃，挺胸伸臂，“燕式平衡”，“5311”，【6】在空中瞬间静止滑行，然后鱼贯，竖直入水。整个过程，敌我双方，“费厄泼赖”（Fairplay）。有品，有味！
刘小学毕业后，就读新建不久的武昌粮道街中学。那是武昌地区“外头玩的”们（“老炮儿”们）麇集之地，江湖上的“黄埔军校”。65年，他作为社会知识青年去了新疆，1972年中日建交，享受政策回到武汉，不久随父母移民日本，以后失去联系。也不知现在他生活得怎么样了？但有一点，我敢肯定，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还是眼下的中国，肚子饿了，吃饭不是问题。
新亚码头游泳
在长江边长大的男孩，天然爱水。我们小时游泳，从没去过游泳池，也没有专业老师训练。我们的游泳，是在新亚造纸厂码头，跟着大一点的同学一点一点地学会的。
新亚造纸厂，与武昌大堤口小学北墙边的砖瓦巷毗邻。它是当时武汉很大的一家造纸厂。其建厂历史，在湖北乃至全国，也许是个特例。1949年初，随州富商，旧时秦福记棉花行老板，秦育之移居香港。不到半年，他在香港得知武汉解放，商业将受人民政府保护，于是千里迢迢，又从香港绕道天津回汉，约几个朋友一起投资，建立私营新亚造纸厂，任总经理。1955年响应政府号召，公私合营。10年后，该厂转为全民所有，随之改名为红旗造纸厂。再过二十余年，该厂破产，被含有港股的晨鸣集团子公司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兼并。此时秦先生早已作古，恐怕其生前始料未及。这是题外的话。
我的小学班长，好朋友，家门夏同学，还有杨同学，杨大头，都住在新亚造纸厂附近的彭杨公祠。我和刘胡博常常约他们二人，一起去新亚造纸厂码头游泳。
新亚造纸厂码头停有不少大木船，有二类。一类是运往新亚造纸厂的旧书籍报纸，作回炉纸浆。一类是周边县市农民运来的瓜果蔬菜，如冬瓜、南瓜、香瓜等，准备卸货，销往武汉。我们小男孩在长江大风大浪学会游泳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游上江上的木船，偷上一个二个冬瓜南瓜，连人带瓜，跃入长江，漂流而下。“惟草木之零落兮”，但求抱得一瓜归。那时，冬瓜，南瓜，美味可口，人相争食。无法想象，天下还有“猪不啃的南瓜”？！那是几年以后，武汉顽劣少年的浅薄俚语。“南瓜”者，“东施”之谓也。又过了若干年，到了新世纪，商人们又说，南瓜有“植物胰岛素”，可治疗糖尿病，纷纷广告，铺天盖地。南瓜何辜？由得妄人朝三暮四！
饥饿时期，精神粮食，亦不可或缺。我们游上废旧书籍船上，从捆扎的书包中，摘得旧书若干，顶在头上，双脚踩水，漂游到岸，择喜欢的旧书，回家阅读。那时，读到的《说唐》，《三侠五义》，《小五义》等等，多是由此渠道获取。
在那三年灾害时期，游泳解决了我们的精神物资二项稀缺，游泳水平也随之迅速提高。10多年后，我在好几千人的汉阳钢厂，游泳水平在前五名以内（第一名是曾经的体校生）。以后在汉钢参加武装横渡，长衣长裤，斜背大枪，全副武装，漂游过江，都是儿时在新亚造纸厂长江码头游泳打下的底子。
夏班长，聪明，诙谐，有江湖义气。小学毕业后，只身一人，去了22中。初二，因父亲病逝辍学。15岁顶母亲职，进震寰纱厂（五棉）务工。以后努力工作，提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该厂破产。夏，以近知天命之年，流落社会，四处打工，以补家用。其间，曾在武汉一家大学的成教学院教书代课，讲授“政治经济学”，“邓三科”等。其讲课语，汉味诙谐，来自工厂，生动活泼，颇受成教学院学生们的欢迎。他在逼仄的社会空间顽强生存，乐观豁达。幸哉！惜哉！我的家门班长同学。
聪明的老鼠
1961年间，是三年大灾荒时粮食供应最紧缺的时期。那时，读小学高年级，刚刚发育，正是长身体的日子，却食不果腹。每天放学回来，照例是在家里四处寻找，希望能在什么地方找得到一星半点食物，充饥。我们家住积玉桥，前面一楼临街的是裁缝店。二楼和后面平楼，有好几户杂居。楼上楼下，均由2m高的薄木板，武汉人称为“鼓皮”的，隔离成单间。屋顶前后是坡型，上面的布瓦，由木梁顶起，形成一个截面为三角形的空间。各家的私语，马桶散发的浑浊空气，在此共享空间里，毫无顾忌地自由流通。我们家楼上楼下各有一间房。其中，楼上一间，父母和小弟小妹们居住。那间房里摆放有一长方柱形木箱。约25cm见方，6、70cm高，上下二层。母亲用来专门装放家里的“贵重物品”。上面有个小木盒，里面装有户口，各种票证，还有父亲的历史交待材料。可惜都没有留下来，以作纪念。木盒的下面，是长方形斗，里面放置米袋，装放粮食，如大米，面粉等。木箱有锁扣，不上锁，放在墙角，母亲自觉万无一失。
一天放学回家，我来到二楼，我们家房门已经上锁。我沿着屋内墙壁上的“溜桶”往上爬，【7】翻过“鼓皮”墙，跳进房间，直奔木箱。打开箱盖，小手迫不及待地伸了进去，抓起几把生米，塞入口中，狼吞虎咽，大快朵颐，津津有味。吃罢，我翻出房间，一溜烟儿，出外玩儿去了。如此美食，如此美事，我一人独享，有两到三天。
那天，母亲下班，把我和大妹随意叫到木箱一旁，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我说，“怎么袋子里的米少了一些？”我一听，隔壁王二，急忙接上，对母亲说，“可能是老鼠吃了吧？”母亲朝我一看，淡淡地说，“好聪明的老鼠！”，顺便当着我的面将木箱锁上。我一阵窃喜，以为蒙混过关，心里一块石头，顿时落地。此时，母亲即便不锁，我也不敢，也大大不会再去偷吃生米了！
很多年以后，我为人父，面对孩子教育，有时难免心急，才猛然想起当年一幕。母亲那时，哪里是被我蒙骗，毫不知情？她心里净着哩！我们这代人，与我母亲她们一代，在人的教育理念上，差距何止千里？！
双蒸饭
在积玉桥后街路口正对面，有一栋临街的二层建筑，白墙黛瓦，大门大窗，在一片低矮平房的中山路上，兀起独立。该建筑的两边，有两条小巷分别通向东城壕。这栋房屋里的主人姓万，旧时是有钱人家，有三个小孩，两位堂兄弟，一位姑姑，三万，在我们大堤口小学就读，都与我同班。其中一万，小名美美，和我很要好。他曾邀请我去他们家玩过。儿时的印象，他们家楼上楼下客厅宽敞，内空很高，楼梯也很宽大。房屋里有很多房间，美美住在二楼。我在美美的房间美美的床上曾美美地睡过一觉，感觉房间特大，比我们家的房间大多了。美美是个男生，小时长得俊秀，他们家便给他起了一个美美的名字，容易让人误会。
1961年间的一天，美美突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们家附近的豆制品厂，靠西的巷子里面，有糠饼堆放在外，不要钱。我兴冲冲地赶去，看到很多人已经往家里搬，于是赶快也拿回一、二块糠饼回家。回去后，急忙将糠饼磨成粉，放在锅里一炒，一种糊焦味即刻充斥鼻腔，充斥厨房，久久不散。这种炒熟的糠粉，干涩无味，难以咽喉，比之前家里买来的三合一粉，难吃多了。那时大米凭票供应，不够吃。人们纷纷寻找其他食品，像高粱粉，玉米粉，三合一粉，各种杂粮，都吃过。其中三合一粉，是哪三种粉合一？已记不得了。记得的只是，这几种粉中，相对而言，玉米粉稍许可口，但也很难吃。不像现在，有钱人吃五谷杂粮，吃得津津有味。看来，好吃不好吃，香还是不香？与人的舌尖鼻尖，通通无关，取决于你的内涵，你肚子里的油水。
不久，杂粮也稀缺了。报上、老师、亲友、同学，又向我们介绍一种新型食物，小球藻。据说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治疗浮肿，那是一种饥饿引起的疾病，吃了可以“保证不饿死人”。【8】我们来到附近的沙湖，也去过华农附近的很远的南湖。我们在湖边寻找这种绿色植物，采集回家，交给老师，交给大人，用瓶瓶罐罐装满，培养，饮用。这种食品最大的问题是，也许能够解决人们植物蛋白质的摄入，但碳水化合物不够，无法解决人们的饥饿感。同时，小球藻，作为天然绿色植物，数量有限，不久以后，不见推广，销声匿迹了。
在寻找小球藻的过程中，人们又找到一种植物，黑篙芭，用来充饥。黑篙芭，外形与篙芭相似，浅绿带白，比篙芭短而肥胖。不知它是否和后者一样，同属禾本科菰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那时，这种黑篙芭，有小贩在学校门口贩卖。将它剥开，里面满满黑芯，兼有麻麻点点。男生放学，多爱购买，一口咬去，软软腻腻，满口通黑，口感不错。男生们一边吃，一边唱，一边跑。那歌词，至今不明其意，但朗朗上口， “华山啦！美人啦！新的华山美人啦！…”那黑篙芭，好吃。不过后来听说，吃了以后，风一吹，头就掉了。小孩毕竟胆小，就再也不敢吃了。歌呢？也不唱了。
杂粮和水上植物，仍然解决不了人的饥饿，人们又在主食大米上动脑筋，于是“双蒸饭”应运而生。
“双蒸饭”，一种新的工艺，是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继“碗饭”，“钵饭”，“盘子饭”一系列发明后的又一创造。大米经过双蒸，饭粒松软，体积增大，可解决一时之饥。以后，报上大力宣传，还有“理论”，迅速在全国推广。武昌户部巷食堂，我们家对门的积玉桥食堂都做过。我的外祖父带我去过这两家食堂，吃过他们各自的“双蒸饭”。不久，听说吃这种饭，只是增加了饭中的水分，碳水化合物及其他营养物质没有任何增加，进入胃部，百分含量反而下降，容易引起浮肿，于是再一次销声匿迹了。
从太阳能转化，可使粮食产量亩产4到6万斤，到土高炉炼铁，…，到小球藻，到双蒸饭，等等，那时这一类“新生事物”特多，而且，当时都有科学家们专家们的理论支撑，唯独与老百姓的常识和感觉相悖。高尔泰说，“感觉，有时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常识，有时候，是比理论更本质的理论呢？
排队买肉
积玉桥后街靠近小铁路的地方有一家猪肉铺，卖肉的有一个营业员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又是街坊邻居，母亲曾几次去派我去那里买肉。那时卖肉虽然凭票供应，但每天供应数量有限，肉又有部位之分，人们还是早早排队，争先恐后，尽可能买到自己满意的猪肉。记得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大约5点钟起床，睡眼惺忪，匆匆赶到肉铺。此时，天还未亮，昏暗的灯光下，人影幢幢，已有十余人排队站列。站在第一位的人并没有靠近案板，他的前面摆着三、四块大石头，据说是凌晨十二时排队的人摆放，临时回去有事，等一下来。这石头，算数！我赶紧后面排上，唯恐落后。初冬凌晨，寒意料峭，排队的人为了避寒，哈着双手，跺着双脚，打破了凌晨的静寂，也驱赶了我的睡意。肉铺是早上6时准时营业，大约5点半时，“石头”们也先后归队，肉铺的灯光亮了起来。营业员们在砧板上，将杀猪利刃，按不同大小和形状，依次平放。然后用肉勾勾上肉块，挂上横梁，准备营业。此时，排队买肉的人群，也由松散到紧密，一个挨着一个，一字长龙般摆开起来。正在此刻，一个约三、四十岁的妇女，腆着大肚，一步三摇，直接插入队伍前列。那时排队，孕妇优先，本无可非议。但队伍中有妇女，而且眼尖，看出那插队妇女，曲线太过生硬，似非天然。于是猛地一步上前，揭开此女上衣，一只小小的竹筲箕，从其肚上，应声滑落下地。顷刻，笑声，骂声，推打声，扯拉声，夹杂肉铺里的剁刀声，吆喝声，混成一片，积玉桥后街顿时鼎沸起来，不知东方既白。
待到我排到队前，我的那位营业员亲戚急忙迎上，一刀小肉，给票付钱。猪肉部位，自然不差。于是高高兴兴，跑步回家，顺利完成母亲交待的任务。同时，也目睹了一堂中国特色“契约精神”的最初一课。
小小皮球队
从我们学校大门沿中山路向东走约一华里，就到了沙湖咀，那是沙湖的一个码头。武昌地区的粪肥，还有稻米，从一片荷花藕田中的小河，内沙湖中一条5、6米宽的湖中小河，由此通向大沙湖沿岸，通向长江，以及沿岸城乡。我的小学同学，魏同学，就住在中山路沙湖咀码头对面的东城壕处。
听说，魏的祖父解放前曾是武昌区青红帮的主要头目。传说他有轻功，沙湖咀的小河，他轻轻一跃，可到达对岸。魏的哥哥双脚不能伸直自立，要靠左右两根拐杖撑住行走。传说魏的哥哥，儿时跟着祖父练气功，运气，一口气提上来，提到胸口时，双腿失去精气神，垮了下去，从此再也不能伸直站立起来。49年，政府易帜，其祖父因青红帮主要头目而遭受新政府整肃。但这些传言，我都没有在魏同学那里得到证实。
那时听说到青红帮，脑海里会即刻浮现出一个个青面獠牙的流氓形象。其代表人物，杜月笙，更是十恶不赦。等到多年以后，看到杜的照片，读到“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读到徐铸成的《海上闻人杜月笙》，读到陶恒生的《“高陶事件”始末》等，才粗略了解，始建于清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青红帮的来龙去脉。也了解到上海滩乃至全国青红帮的大佬，杜的另一面，抗日，济贫，广交天下名士。就不用说章君谷的《杜传》了，我只翻读过其中几章，那书，有溢美之嫌。
从此我知，历史是细节，不是标签。
魏有体育天赋，小皮球踢得非常好。那时，除了学校“官办”的足球队小皮球队以外，社会上也有很多自由组合的小皮球队足球队，一般都以街道邻里小伙伴组成，互相之间，时有比赛。我就参加过魏所在的沙湖咀东城壕小皮球队。我的个子小，又没有小皮球天赋，魏是队长，碍于面子，也把我招入麾下。这个小皮球队叫什么名字早已忘记。我只记得成立的那天，我们在他家里印背心标记的情景。我们从家里要来钱，统一购买，统一印刷。我们用红墨水（武汉俗称红“电水”），加上红番茄汁，在背心正反二面印刷，胸前队名，背后号码，据说这样水洗不掉。我是后补队员，他们给了我一个谁都不要的号，我不在乎。记得当天我穿上印有队名和号码的背心回家，一路上，迎着路人的眼光，昂首挺胸，心情异常兴奋。我们的小皮球队也曾四处征战，我好像从来都没有上过场，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情绪。几十年以后，每当看到国际足坛，欧洲冠军杯，在冠军争夺的决赛战场，当裁判吹响终场的哨声时，获得冠军的一方，场外的板凳队员，冲上球场，和场上队员因胜利滚成一团，喜极而泣的场景，他们的心情，我有同感。尽管那些如日中天的球队，如巴萨，如拜仁，如皇马，如曼联，其声誉其声名，与我们沙湖咀记不起名的那小小皮球队，不啻云壤。岂止云壤，那是火星到地心的距离。但板凳队员之间的情感差距，其实不大。我懂。
75年，魏在葛店化工厂驻汉口办事处工作。我去玩过一次，以后就没有联系了。80年代，我在长江日报上看到过一篇有关他的报道，那是报道他在公交车上见义勇为的事迹，具体是什么事情，也记不清了。记得我还为此给他去过电话。从那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
算盘珠子
四年级开珠算课，从校外来了一个新老师，李老师，给我们上珠算课。他的儿子也跟着来到我们班。他上课时，带来一个偌大的算盘，演示算盘，挂在黑板上，教我们珠算。那算盘十三列，分上下二栏。每列，上面二个珠子，下面五个珠子，上面的一个珠子代表一个数字“5”，下面的一个珠子代表一个数字“1”，上珠为大。上下栏的珠子只能在自己栏中移动，阶层分明，不可逾越。那时没有计算器，算盘就是我们的计算工具。李老师教我们背诵口诀，“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他家住在雄楚楼，我去过。那是一栋二层木楼，临街，楼上的阳台，一根一根的木栏杆，整整齐齐垂直安放，乍一看去，与李老师课堂上演示的算盘珠杆，似无二样。
李同学，跟我们同学五年，小学二年初中三年，讷于言，敏于行。65年听到广播电台播放的曲子“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热血沸腾，一心报名，要去新疆。其母不允，她没有那么浪漫，将其户口收藏，上班时又将李同学反锁于屋，以为稳妥。不料李同学用床单拧成粗缆，系与阳台栏杆，如同算盘珠子一颗，从二楼滑下，不带户口，不带行李，三下五去二，只身去了新疆。当年，这也是报上新闻，轰动一时。
那一年，我们大堤口小学2班同学中，共有4人去了天山之北。除了李同学外，还有刘同学，吴同学，喻同学，三男一女，非生态配置。那一年，关牧村还没有登场。等到“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关牧村风靡全国，他们却无心品味，先后离开新疆。到得老年，栖居四方。李同学留住武汉，吴同学去了深圳，喻同学去了上海，刘同学更远，东渡日本，各自过着惬意的晚年生活。
饶道长
晚晴以降，天主教基督教在武昌地区蓬勃发展。从武昌大东门起，往北，往西，小东门，民主路，粮道街，花园山，大堤口，积玉桥，一直到新河街，天主教基督教，教堂、医院、学校，星罗棋布，几乎连成一片。仅教会学校就有，武昌基督教博文书院（今15中），武昌基督教圣希理达女子学校（今25中），武昌天主教文华书院（今武昌文华中学，33中），武昌天主教瑞英聋童学校（今武汉第二聋哑学校），武昌积玉桥小学（教会学校名字不详），武昌天主教成德小学（武昌大堤口小学）等。在这一片方圆几里的西来宗教氛围中，佛教似不见踪影，但中华传统道教却在这片土地顽强生存。除武昌“道教丛林三鼎甲”，如大东门的长春观，螃蟹岬的灵瑞道院，蛇山的武当宫外，还有大小不等的小型道观，如涵三宫，应元宫，永贞观，清修林，等等。这些小道观，主持的少则一、二人，多则八、九人，香火不断。其中离武昌大堤口小学最近的一家道观，早已忘记其名，但印象颇深。其原因首先是，它在我上学的路上，时常路过。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是我同班饶同学的亲戚。
饶道长的道观，在小铁路，砖瓦巷，汉安里附近，为独院独栋平屋建筑。院子里有一大槐树，浓荫蔽日。这个道观虽小，但因道长的长发，在武昌道教及附加居民中，享有盛名。饶道长的头发，乌黑乌黑，五尺余长，一尺余宽，约寸许厚，从头后，沿后背，瀑布般直达脚跟。后来知道，这饶道长的一头瀑布，并非天然。他戴的是假发，重约20余斤，成天戴在头上，其实是在练功。据说，他练的是独门自创的“铁头功”。其功夫十分了得，三五对手上场，到紧要处，饶道长铁头一甩，可致人于伤命，远近闻名。
文革时，道观关门，饶道长也不知去向何方。直到上世纪70年代某年某天，我在武昌雄楚楼街上看到过他。当时他已年近八秩，从前的假发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半尺银发。他虎虎步伐，扑面而来，一头银丝在其头后，飘飘欲飞。他的双目炯炯有神，皮肤白里透红，光滑而有弹性，远远胜过我们这些终日昏昏沉沉，三班倒上班的青年工人。那天以后，我再没有看到过饶道长，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饶道长的“铁头功”堪称国粹。但到了1962年，我还见过另一类“国粹”。
那时，城市粮食供应稍有好转，菜市场比以前也多了起来。街上，转糖的，练功的，算命的，等等，一瞬间，都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其中，抽签算命，最为野男孩子们关注。从中华路，到司门口，路边就有很多抽签算命的先生。他们坐在路边，带有一个长长的木盒，里面摆放着许多签，坐以待客。那种“签”，“牌九”大小，【9】像拆扇一样四拆叠合。打开一看，里面有文有画。文字是四字一句，有意有韵。如“出门旅行，忘带雨伞。…”等等一类。算命先生看到路人过来，都会主动去揽生意，口里念念有词，“抽签问机会，问升学，问婚姻。”我曾偷过几个签回去，如法炮制。在班上，也给同学“算命”。也像算命先生那样念念有词，“相信者信之，不信者，娱乐开心。”我不记得班上谁是我的第一位“顾客”，也忘记了这一位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我清楚记得他（她）抽到的第一签内容。签上一幅小画，一弯江水，一叶小舟，一马两人，一坐一站。签云：“不怕不怕，胆子要大。刘备过江，赵云保驾。”
我们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无法预测，如何能给他人算命？不信也罢。
很多年后，我买来《冰鉴》一书，那是曾国藩的大作，读过几章，艰难精深。我信其学问，但愚钝我辈，又不能摄其精华之万一，也只好束之高阁了。
铁匠们的儿女
在积玉桥街一马路附近，有一家铁匠铺，主人姓郭。他家的孩子不在我们大堤口小学读书，读的是昙华林小学，那是与大堤口齐名的武昌名校。铁匠铺离我们家近，离刘胡博家更近，是我们的街坊。我去刘家玩时，也顺便看看打铁。他们家撞人我们小学的生活，也值得一记。
郭家的老三，是我初中同学，好朋友，从小聪明，恢复高考后，考入名校，后来成为高科技公司老板，产品出口海外，令人钦佩。但我更佩服的是他姐姐。郭家兄弟姊妹从小个个学习用功，成绩都好，姐姐在前面带头，功不可没。郭姐课余还帮忙他父亲打铁，我曾亲眼目睹。那年郭姐高三，高考的前一天，郭父仍要姐弟二人务工，说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那天我从铁匠铺门口路过，驻足观看。只见郭父掌砧，左手持钳，夹住通红的铁件不停地翻转。右手小锤，敲打铁墩，弓背指挥。老三双手推拉风箱，呼啦呼啦。郭姐抡起24磅大锤，挥舞锻打，火星四溅。一、二个小时下来，一把一把的菜刀，锅铲，铁镐等等铁件，一应而出。过了几天，高考发榜，郭姐考上大学。又过了若干年，郭姐事业有成，儿子考上名校，这事，在街坊邻里，一直引为美谈。
其实那时，像郭父这样，一把种子撒地，不精耕，不施肥，靠天收，硕果累累的，绝不是个案。像我们班，蔑匠铺的袁同学，扁担铺的汪同学，炭圆铺的张同学，等等，家里父母从来不管学习，“无为而治”，靠天收成。但这几位同学，而后，或教授，或专家，或局长处长，事业有成，生活得有滋有味。
班上的沈同学李同学几位，父母是知识分子，家里时有“小灶”，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后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做出令人钦佩的业绩，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案例。
谢老师和张同学
谢老师是我们的历史老师。他的课，我印象深的是，给我们讲“一二九”运动。那是抗日战争前夕，北平城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桌子。他给我们讲，1935年12月9日那天，北平的大中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抗日。他说，游行队伍中，学生们打出二面旗子（标语）以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一面旗帜上是个大大的“？”号，另一面旗帜上是个大大的“！”号，并列举起，特别醒目。
谢老师给我们上历史课时，我们听说他是学生右派，高材生，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
讲到谢老师时，我常常想起张跃衡同学。那是因为谢老师上课常常迟到。每次迟到，还会带上早点，武汉的小吃，“汽水包子”，边吃边跑步走进教室。这一切，被张跃衡看在眼里。他向我们模仿谢老师，手捧热气腾腾的“汽水大包”，从早食店跑向教室，左右两手，交替更换，一边吹气，一边嚷嚷，“好烫，好烫”的情景，活灵活现。此情此景，多少年过去，仍历历如在目前。
张的父亲在积玉桥煤炭铺里做“炭圆”。那时还没有发明蜂窝煤。它是用煤粉掺和少量黄泥巴，在直径1米的竹蔑簸箕上，顺时针旋转，滚成椭圆球状，阴干而成。昏暗的光线，飞扬的煤尘，漆黑的店铺，黝黑的面孔，张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埋首弓背，晨兴夜寐，不遑宁息，讷讷少言。直到文革以后，张父搬家，成了我父亲的邻居，言语仍然不多，但我们已经知道，张在抗日战场，曾际会风云。他参加过滇缅战争，是远征军军官，那时，他俊朗挺拔。他的妻子，张的母亲，那时，端丽艳逸，远近闻名。
1965年，张跃衡同学没有追寻吴、李、喻、刘四位同学的行踪，驰骋于天山以北。也没有步黄同学的后尘，栖息于云梦泽中。他，鄂燕一跃，远飞于彩云之南，去了楚雄，也是广阔天地，追寻其父30多年前戎马倥偬的足迹。十几年后，回汉探亲，我遇到过他，听说当上楚雄什么地方的贸易局长，有所作为。
七年前，张同学不幸遭罹，患上肝癌，不到一年，遽然去世。
也是在1965年，黄同学，16岁花季少女，同样未能继续读书深造。她下乡务农，在荆楚大地默默耕耘，持续多年。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她二次上学，一圆再圆少女时期的读书美梦。尔后，成为一名光荣教师，先后任教于小学、初中、高中，凡四十年，桃李天下。
水浒英雄
记得在小学四、五年级时，班上几个同学，像夏班长，沈同学和我，等等，都读过《水浒》，读过《说唐》。我们那时相互背诵三十六位天罡星，七十二位地煞星，还有他们各自的诨名，看谁记得更多。我们争论水浒英雄，谁的武功强大？ 不亦乐乎。相比而言，我们那时更喜欢《说唐》。因为后者，天下第一条好汉，李元霸，其武功绝对性地压倒第二名宇文成都。而宇文成都的功夫，又让第三条好汉裴元庆，纵有两柄八棱梅花银锤，仍一筹莫展。余此类推。这样的排名，简单，解恨。唯独我儿时心目中的英雄，齿白唇红，冷面寒枪的罗成，仅仅排在第七位，让我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
但随着年岁的增长，稍懂史事，方知天下英雄好汉，各有其长，胜负哪会如此简单？朱可夫和曼施坦因，林彪和白崇禧，谁的“武功”更为高强？不要说我们那时的小学生，就是历史学家军事学家，这么多年来也一直争论不休，谁又能说得清清白白？
我们那时读水浒，囫囵吞枣，读的只是梁山好汉们的故事。而书中的味道，连一星半点，也未曾品味。只到若干年后，我读到鲁迅先生的《花边文学》，其中有“大雪纷飞”一篇，那是讥讽章士钊的“民权”，拿白话文说事。章说，“‘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鲁迅先生反击，顺便捎带上李焰生。李说，“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单而有神韵”。鲁迅先生顺手拈来水浒一例，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当年读到此处，不禁掩卷拍案，大呼过瘾。于是急忙找来《水浒》重读，与儿时的感觉，已大大不一。
到了六年级，我们班并班，来了一个周同学，又是一个水浒迷。他曾借过一本书给我看，那是反动小说，叫《荡寇志》。作者对水浒英雄充满了仇恨。书中，给了宋江等众多英雄好汉，或凌迟，或疯亡，或战死的结局，极其悲惨，不忍一读。
周同学家在武昌新河街附近，住在靠沙湖那边的一个小里弄的平房里。他曾邀我到他家玩，房屋很小，整洁，温馨。他是我们班离校最远的同学。住家附近有沙湖咀小学，积玉桥小学，新河街小学等等几所。就像中华路小学附近的晶晶，昙花林小学附近的蒙蒙，那时又不时兴择校，他们为什么都舍近求远，来到大堤口小学就读？不得而知。
初中毕业后，周同学考取武汉地质学校。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67年7月15日。那一天，“三钢三新”在武汉三镇，上街游行。“百万雄师”占据要津，严阵以待。还有少数“百万雄师”队员横渡长江，追寻伟大领袖革命路线。【10】我在汉口武圣路电车公司总站附近与他相遇。他看到我后，急忙从游行队伍中走出，在路边和我匆匆讲上几句话，迅速归队。我目送他的背影，汇入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顺流而去。我不知他后来流向何方？至今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王鸭子
她是我们进入高年级后的第一位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姓王，名字早已忘记，隐约可记的只是她当年的形象，矮胖，圆头，短腿，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振幅不小，频率也快，有圆舞曲般的节奏。加之，她的言行举止，在我们这些小学生面前有失师道，我们班那般顽皮男孩，当时奉送给她一个绰号，叫“王鸭子”。她教过的课，什么内容，我们一点也不记得。现在记得的只有两件事，一件与我有关。那是她刚到我们班不久，一次上课时，她踩着上课铃声来到教室。黑板上，同学们课间的涂鸦，还没有来得及擦去。那是一幅粉笔画，不知是哪位同学的“杰作”？画的是一只摇摇晃晃行走的鸭子，惟妙惟肖。王老师看后，勃然大怒，认定此画系我所为，顾不得形象，也顾不得上课，冲着我，拍案大囔，“夏某某，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的父亲是一个反动右派！”我一个刚刚10岁出头的小学生，能有什么了不起？！右派，还要加上“反动”！那是罪孽深重。可是，春江水暖，彼鸭不知，我的父亲不是右派，他只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年青时，鬼使神差，报读黄埔军校，从此成为旧军人，属于“历史反革命”中一员。右派，反对革命，那是现行。革命洪流，浩浩荡荡，顺流也罢，逆流也罢，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只鸭，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再说，那幅黑板涂鸦，线条简练，形神毕肖，我画不出来，我没那个天赋。
另一件事，发生在我们班的魏同学身上。小学快毕业时，学校要求学生填写身份表格。其中有一栏是家庭简历。那是小学生们第一次接触此类表格。魏同学，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尚未涉世，哪里知道如何填写？只好将表格带回家中，由她的母亲帮忙完成。魏同学的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通信设备工作，不问政治，吃的是一碗技术饭。解放后，大概在51年前后，主动向政府交代此段经历，也自然归入“历史反革命”行列，被发配到新疆，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魏妈妈在魏同学表格的家庭简历一栏中填到，“父亲51年因历史问题被捕”。王鸭子看到，也许是要维护阶级的壁垒，也许是要维护语文老师的本色。她当天气冲冲地跑到魏同学家，声严色厉地对魏妈妈说，“你们怎么能够填被捕？怎么能用被捕！那是共产党员才能用的。你们只能填写，逮捕！”
魏同学那时住中山路银行宿舍，那是一栋二层楼的紅房，与我们班另外一位汪同学，个子较小的汪同学，是同屋邻居。魏同学家有长寿基因。她的母亲高寿，九十四岁，健在，四世同堂。我看过魏母近年的照片，其神态，其眼神，与我小时看到似乎没有两样。岁月好像在她眼睛里忘记了流逝。
入队
忘记了是五年级，还是在六年级，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参加革命，成为其中一员。那时，我一看到“先锋”二字，脑海里即刻会浮现出哪吒罗成等少年先锋的身影。他们披荆斩棘冲锋陷阵所向无敌，是我儿时心目中高大无比的英雄偶像。如今，我也成为少年先锋队中的一份子，心情异常兴奋。我再也不是秋天的高空远飞的大雁中最后的一只。至少，我的好友，班上的刘胡博同学，还在我的背后。他那时就还没有入队。他是不是最后一只？我记不得了。记得入队当天，我便当上了小队副长。红领巾，一杠臂章，神气十足。那时一个班，二杠的，有二个同学。一杠的好像也就七、八个吧。三杠的，到顶了，我们班没有。全校也就二、三个。我们学校的大队长，一班一位姓万的女同学，一位品学兼优的美丽女孩，也只是一个三杠。那时，万大队长，小小年龄，经常在学校操场的主席台上，面对台下1000多名师生，侃侃发言。我们这些调皮学生，只能站在操场的一角，向主席台方向，远远地遥看。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在我的家乡出现了“四道杠”，“五道杠”少年。辛亏他们没有生活在我的少年时代，不然，也太高不可攀了。
十几年后，我招工进厂，认识了我的老伴。两人一交流，无意间得知，她也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也是一杠。她是小队长，大我半级。但，千万不要小看这半级的差距，我有四十余年的经验和体会。
自然课老师
老师姓程，其名已忘，教我们自然。他满头银发，个子不高，金丝眼镜，吴侬软语。他给我们上的课，有二堂课印象最深，五十多年过去，至今仍记忆犹新。一次是，他讲地理，那时的小学地理属于“自然”，讲到祖国的第一大河流长江时，他说到，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长江上建设起一座大坝，可以用来灌溉和发电。到时，三峡水电站发出来的电，一分钱一度，怎么用也用不完。我们那时的电费是0.22元一度。吃一次早点，面窝油条豆浆，5分钱足够。一般家庭，都是用的8W，15W的传统的白炽灯泡（不是如今的稀土节能灯）。25W的电灯是极其奢侈的配置。那时，我们家里虽装有8W电灯。但为了节约，平常日子多悬之顶梁，闲置不用。每到晚上，一家人围在桌边的煤油灯旁，一灯如豆，人影幢幢。想起课堂上，程老师给我们描绘的三峡憧憬，望着煤油灯映射到屋顶上晃动的人影，独自发呆。我按照程老师已经教过我们的简单计算方法，在那里默默地计算，将来三峡水电站建起，我们8W的电灯泡，一分钱，可以连续点上多少个晚上，感觉狭小逼仄的房间，顿时明亮了起来。
还有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讲课时，曾拿出过一幅旧时的中国地图给我们看。那不是我们以前常常看到的“雄鸡”，那“一声”，“一唱”， “天下白”的雄鸡。那是一片“叶子”，一片饱满的海棠叶。“叶子”的上方，最北处，靠近贝加尔湖。他给我们讲，那叶子北边的贝加尔湖，苏武牧羊处，也曾是我们的。很多年后，我读到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乡愁四韵》，
“.…..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
我如同电击，同时，脑海里马上联想到程老师，还有那幅，旧时地图。
搬家
进入大堤口小学高年级，教我们算术的老师也姓王，是学校算术教研组的组长，教学权威，削瘦精干。他的算术课，生动，严谨，颇具特色。那时，不少学校的算术老师，开始在小学生高年级学生中，引入一元一次方程概念，说是教学革新。学生碰到较难的算题，用方程求之，往往轻松化解，老师学生，皆大欢喜。但王老师不为所动，坚持要我们尽可能使用算术方法解题。他的道理很简单，“方程”是自行车，算术是跑步。你不跑上十万八万大米，练足腿劲，将来给你一辆自行跑车，你还是不行！他给我们讲过数学中的“移项”，一口黄陂乡音。“搬家，不要搬错了！不要搬掉了。”其中“搬家”二字，二个平声，他都读成上声。“搬”字婉转，“家”字抑顿。乡音袅袅，余音绕梁。你想忘掉，有几分困难。
三十多年后，令当年王老师万万没有想到的也许是，武昌大堤口小学，整个搬家，一股脑儿，搬到沙湖一边去了。那里离长江边的大堤口远着哩。它并入我的初中，武汉38中，而且还曾起过一个不知所云的校名，叫什么武昌职业学校附属大堤口学校。后来听说，校名中，连大堤口三字，也悄然消失。从二千多年前的中外先哲老子孔子亚里士多德，到近代中国的晏阳初夏丐尊李叔同叶圣陶们等等教育大家，到武昌成德小学，到武昌大堤口小学，到现在并入的新校，不同年代不同学校的中小学教育方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公民教育，平民教育，爱的教育，人格教育，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等等。那些继承？那些扬弃？谁能给我们补上一课“搬家”的课程？
武昌大堤口小学，从武昌成德学校算起，建校近九十年，如今却已烟消云散。遥想当时，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大多平凡如长江中的一粒沙，一滴水，追随长江，东流而去。即便与大堤口小学大堤口地区，千丝万缕息息相关的那些伟大人物，在无边无垠的宇宙，在6000多公里的长江，在历史的长河，也只是留下一朵璀璨的浪花，而已。长江以其博大的胸怀，不拒粒沙，不拒滴水，东流大海，亘古不变。故，除了那些璀璨夺目的浪花，这些凡人琐事，也值得一记。给自己，给同学，给亲友，给后人，留下一纹涟漪。
噫！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参看：张一弓《阅读姨父：一位老八路军战士的传奇人生》。
【2】参看：徐海亮《武汉“七二零”事件实录》。
【3】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学生自发成立的学生组织，有别于以前的老红卫兵。
【4】三支两军：文革期间，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5】参看：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康濯的报道文章。
【6】“5311”是尔后电影《女跳水队员》中高台跳水动作的一个专业名词。其动作类似于武汉长江边游泳人群命名的跳水动作“燕式平衡”。
【7】武汉人将从屋顶引雨水于地的管道为“溜桶”。多沿墙壁而设立，墙内墙外，均有设置。
【8】参看：陈庭伟《饥荒之年的小球藻“代食品运动”》。
【9】牌九：一种旧式纸牌。牌中，有天地人和长及大小不同的各种点数。
【10】“三钢三新”，“百万雄师”，都是文革时期武汉地区的群众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