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高压稳态”政治容易滋长七种毒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40 次 更新时间:2016-09-30 13: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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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一切西方哲学都是对古希腊哲学的注释一样,秦汉以来的所有中国哲学也都是对春秋诸子哲学的注释,只是注释得不如人家好罢了。

  

   西汉文景之治虽没有这个时代伟大,但它是“汉民族”作为一个世界性民族开始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它内修德政,外息刀兵,轻徭薄赋9,藏富于民,政府廉价,且人才辈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文明模式--河流域地区多民族、超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与小农经济结合。它开始了中华文明的聚变过程,为精神-物质文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第一,缔造了一个以大规模的政治体作为承担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二,提供了超民族的文化认同。虽然还没有形成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但农业经济的繁荣接近登峰造极。

  

   贞开之治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上的第三座高峰,也是全盛时期。唐太宗及其所治之天下,树立了一个君主和一个王朝所可能达到的治理高度的一根标杆,其高度,似乎不仅中国后世王朝,即使是世界其他国家王朝也未必达到过,特别是在人道主义、包容性和开放性方面。描述或刻画它,多少字都显轻薄,也不是此节的任务,仅录史家如下一小段记述足矣:唐太宗曾经和大臣们谈论如何止盗,大臣们都说要用重法。太宗说,老百姓不得温饱才偷盗,我节食俭用,就可以轻徭薄赋,再选用清官,不就行了,用重法干嘛?“自是数年之后,海内生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史书这样说。

  

   康乾之治离近代不远,且有那么多文字和影视作品铺陈演义,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清王朝从此时开始实施免征农业税赋政策,这件事汉文帝曾经做过,但没有一个王朝像清王朝那样长期坚持;第二,除了元朝铁蹄短暂踏过的地方之外,康乾时代的清帝国版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

  

   民国黄金十年指的是1927年至1937年,也就是北伐成功到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从经济成就上评估,是黄金、是黄铜抑或是黄昏,涉及意识形态和评价标准问题,见仁见智,见鬼见神,先存而不论;但有一点,不难达成共识:凡是今天在其所在界别可以被称得上“伟人”或“大师”的人,哪一个不是在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

  

   五个时代,跨越二千七百年,有共同之处吗?有!它们的母体都是负压或负压与高压混合政治,或母亲,或祖母。春秋不用说,文景之世也不用说,都是中央政府弱于侯国(景帝时梁孝王几乎与中央分庭抗礼),有所不同的是唐初。有趣的是,从春秋到汉武帝,中国历史完成了第一个政治史大循环:从负压(春秋)-战乱(战国)-高压非稳态(秦帝国)-负压(文景)-高压稳态(汉武);从魏晋到唐宋,则完成了第二个政治史大循环:负压(魏晋)-战乱(五胡十六国)-高压非稳态(隋帝国)-负压(唐初)-高压稳态(宋)。第一个循环历时近700年(前770-前87),第二个循环历时也是700年(220-960)。

  

   宋元明三朝,又700年(960-1644),出现了高压稳态与战乱分裂的单循环,再没有出现负压政治,因此也就与黄金时代无缘,而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从顶峰开始滑落、进入下行通道的700年。

  

   活力之“鱼”与稳定之“熊掌”:如何才能得兼?

  

   能从上节的讨论得出结论说:理想的政治,就是负压政治吗?非也。负压出“黄金”,但也出战乱(假如控制不住,如春秋之后的战国、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或者出高压稳态政治(假如控制得住,如汉武帝、北宋、元、明等)。

  

   负压之所以能出盛世,因为它释放了活力;高压稳态之所以会长毒瘤,因为它禁锢了生机。虽然既有活力又能稳定是所有政治追求的目标,但在中国四千年的政治框架里,这种状态虽然有过,但其存续时间很少超过一到两个帝王在位的时间。要活力,就要牺牲当下或未来的稳定;要稳定,不得不牺牲当下或未来的活力。

  

   不难看出,中国政治的活力与稳定问题,从政治操作层面来看,其实是个分权与集权问题。政治不稳定或动乱时代,稳定的价值被置于优先考虑,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倾向于集权,倾向于肯定郡县制,否定侯国制,比如战国时期的法家、中唐安史之乱后的柳宗元16等。在无法中央集权条件下,则主张“宗室”集权,如曹魏时的曹囧。17有意思的倒是陆机,见西晋统一好于三国之乱及重建侯国惩于后汉专制之祸,故极力称赞五等封侯的圣王之制18,但他所称赞的分封制下的西晋全国统一政权,只生存了52年。

  

   到了宋代,中国的政体之路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连大儒朱熹也都进退失据。看到了宋朝高度中央集权带来的“七毒”19、“两祸”20横行,朱熹当然会想到封建与藩镇21;但他博古通今,知天识地,不可能不知道侯国制度曾经造成的祸乱22。那怎么办?朱熹想出了一个妙法:将“封建”杂建于“郡县”之间。23这其实不过是对汉初体制的理想化,在他生活的年代,已经行不通了。

  

   批判中央集权最激烈的,要算明末和清代政治思想家。这一方面是因为明朝政治特别黑暗,也因为清朝是异族少数统治汉族多数。最著名的批评者,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袁枚等,还有被钱穆评为“30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大师中的大师”的颜元。

  

   五位大师虽然都反对中央集权制,但坚决为分封制辩护的,却只有袁枚和颜元,这里先略过不提。顾炎武沿袭朱熹,试图调和封建制与郡县制,提出在郡县制下分权,想搞县令“政治承包”25;黄宗羲认为封建、郡县皆“私法”,故提出“公法”,要“君臣平等”,建议构建类似于立宪体制下的“内阁首相”制26的体制;王夫之也批评封建制和郡县制皆私天下,类似黄宗羲,但更激烈,其解决方式是分权于“兵民”和“列藩”27--这个主张出于“公天下”的理想,但在非立宪民主的君主制下,只能重走唐代藩镇的老路;在无君权、也无民权且只有军权的辛亥革命后,它演变成了“联省自治”,结果就是军阀混战。

  

   这就是中国四千年来的政治困境:中央不集权,地方分权,虽有活力,但容易处于低压或负压状态,不稳定,容易“瓦解”;中央一集权,集急了,高压不稳定,容易“土崩”,而集慢点儿,最好也就是高压稳定,慢慢“癌变”。

  

   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活力之于中国,有如孟子所说的“鱼”和“生”,而稳定则是“熊掌”和“义”,比如,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在舍活力而取稳定。难道中国真的就不能超越“负压”、“高压不稳”、“高压稳态”三种政治状态,从而达到一种更为理想的政治状态吗?

  

   我以为能。

  

   中国人的稳定在于“分权”和“集团”,西方人的稳定在于“统一”和“独立”

  

   活力与稳定难以兼得,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与中国春秋时代同处历史“轴心期”的古希腊,也受同样问题的煎熬。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一、雅典三哲未知“天下”

  

   公元前431年前的某一天上午,雅典,天空应该晴朗,远方海浪相逐,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微风荡漾,像微醺的女神雅典娜躺在花丛中从口中吹出的气息,橄榄树叶飒飒作响。雅典城中心广场上人头攒动,公民大会正在举行。这是一次特殊的大会,会议结果,将决定雅典和整个希腊未来的命运。

  

   “雅典人!”科基拉城邦派来的一个代表上台演说道:“我们遭到了科林斯人的侵略,前来请求与你们结盟,并希望得到你们的援助,这样做对你们有很多益处……”

  

   台下一片嗡嗡声。

  

   接着上台演说的,是科林斯城邦的外交官,他说:“科基拉是我们的殖民地,但我们却反而受到他们的侮辱。对他们作战,不是我们的错误。你们有理由保持中立,或者加入我们一方,不要支持叛乱者。而且请记住,在波斯入侵之前,你们在埃吉那作战,舰船缺乏,我们为你们提供了20艘船……”

  

   有人叫好,有人发出嘘声。

  

   这场辩论,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而且是点燃那场战火的火星。当时,科基拉是科林斯的殖民地,有个小城邦,叫爱皮丹奴斯,又是科基拉的殖民地。换个说法,科林斯是科基拉的母邦,是爱皮丹奴斯城的“祖母”邦。爱皮丹奴斯城的平民驱逐了贵族,贵族投靠异邦人,并和异邦人联合袭掠爱皮丹奴斯。情急之下,它派人到母邦科基拉的赫拉神庙里陈情,请求保护,但遭到拒绝。于是,他们到德尔斐问神。神谕说,可以把城市交给“祖母”科林斯保护。科林斯人欣然接受。这触怒了科基拉,从而爆发了“两科战争”,双方动用舰船共155艘,结果,科林斯战败。

  

   战败的科林斯开始大规模备战,这让科基拉人感到惶遽。当时希腊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以雅典为首的同盟--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同盟--伯罗奔尼撒联盟。科林斯属于斯巴达同盟,而科基拉没有加入任何一方。它知道一个城邦不可能战胜一个同盟,于是派人到雅典要求结盟。科林斯知道了,也怕希腊世界的两大海军强邦联手,派出代表到雅典,试图阻止这件事发生。

  

   雅典人听了双方发言后,召开了两次公民大会。第一次大会上,民众倾向于支持科林斯;第二次大会的民意变了风向,决定与科基拉结盟,但是一个防御性同盟,只有当科基拉领土受到侵略时,雅典才有义务援助并参战。长达30年的希腊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从此拉开序幕。这场战争,最终把整个城邦国家引向崩溃,把希腊文明推向悬崖。

  

   上述三个城邦(科林斯、科基拉、爱皮丹奴斯)和两个同盟(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纠葛,是古希腊世界花豹身上的几个斑点,通过它们,可以窥见整个古希腊城市国家在希波战争后的政治生态全貌:“不是无止境的城市间爆发战争,就是城墙之内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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