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大一统”格局与中国两种延续性背后的普遍主义

——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3 次 更新时间:2016-09-28 19: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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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  

   【内容提要】在《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一书中,赵鼎新的问题意识起源于20世纪末期对“超稳定结构”的讨论。但是,与这一影响了20世纪末期中国知识界的重要问题不同,赵鼎新的新著对这一稳定性表现出了强烈的理论与文化自信。他尝试从比较史与历史社会学角度出发,梳理中国历史发展中对“大一统”追求背后的历史逻辑。本文认为,这种对宏大叙事的回归背后传递了《儒法国家》最核心的理论关怀与当代意识。本文试图从解读《儒法国家》问题意识背后的学术脉络的角度出发,梳理“春秋公法”观念产生的历史脉络,对本书处理的核心问题——中国“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形成及其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阐发,并尝试阐明书中强烈的当代意识。

   【关键词】春秋公法 国际法 天下 世界体系 主权国家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的英文新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以下简称“赵书”)将两个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浮现的问题又重新带回到了当代学术语境。①其一是困扰英语世界社会科学研究者一个多世纪的问题,即中国何以能作为一个统一帝国存在两千余年。这一问题,也同样与汉语学界在20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困扰了一代学人的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问题形成呼应。②两个问题中,前者代表了马克思•韦伯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对中国历史进行理性主义式的规训尝试;后者则更带有中国历史学传统脉络,甚至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那种浓重的历史意识。③

   赵鼎新的工作,可以被视为对“为什么”这类大问题的回归。他试图解释这一天下普遍主义秩序形成的动因,及其在“天下观”内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逻辑。当然,也应当看到,赵鼎新对宏大问题的回归,在英语学术世界并不是个案。近些年,在西方国际关系与政治学领域,采用历史案例对这种“为什么”问题的学术兴趣重新浮现。④我们也可以发现,赵鼎新的兴趣更侧重通过对长时段历史的整体分析,寻找“中国”作为一个地理与知识范畴内部的政治与历史发展逻辑。《儒法国家》的历史感,体现为赵鼎新那种斯宾格勒式的对“文明”变迁动态及其未来的强烈关怀。

   《儒法国家》处理的是跨越了2000年的长时段历史。赵鼎新试图回到历史现场,将“儒”“法”两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权力治理实践中的展开作为逻辑主线,对中国历史发展中对于“大一统”的追求,以及“效率导向型的、面向公共事务的工具理性文化与累积性发展模式”(publicly oriente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efficiency-oriented culture, and a pattern of cumulative development)⑤——这种政治特色产生背后的历史与社会动力学逻辑做出阐释。而也正是对“大一统”这一中国历史政治发展中的重要特性的分析,构成了《儒法国家》最有价值,也是最具当代关怀的问题意识。

   在笔者看来,《儒法国家》的问题意识体现出的上述两个层面,是本书诸多努力中最具吸引力的两个方面。与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赵鼎新并未用一种焦虑的心情去看待中国历史中的“超稳定结构”问题。事实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相比,中国在历史叙述与政治疆域两方面,存在着极为特殊的长期连续性。而这两种连续性,似乎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根本动力,在长时段的历史动态中,保证了中国作为文化认同与地理疆域的相对稳定与统一。赵鼎新试图找到这两种连续性背后的普遍性逻辑。

   本文并不奢望对赵鼎新先生《儒法国家》这一几乎涵盖了从西周晚期到辛亥之前全部“帝制中国”时段的宏大作品做出整体性的评价,⑥而仅试图从解读赵书问题意识背后的学术脉络的角度出发,对书中处理的核心问题——中国“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形成及其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阐发,并尝试阐明书中强烈的当代意识。

   从《儒法国家》的叙述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从比较史视野出发,试图对世界帝国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球秩序性变迁问题做出的回应。因此,它所涉及的内容又触及一系列国际关系史、全球史,以及社会经济史领域内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春秋公法”与欧洲现代国际法秩序比较问题,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诞生及其历史普遍性问题,全球化与现代性政治、经济秩序问题,等等。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赵书处理的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其基本的问题意识是政治性的。总体说来,无论是20世纪初从年鉴学派的工作中逐渐兴起的西方对长时段历史的兴趣,还是中国历史传统中对国朝史的重视,背后都是对足以系统影响一个“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的“整体史”的关注。这种对整体史的探索及叙述,折射出叙述者对社会秩序形成与延续脉络的浓厚政治兴趣,以及对当下世界历史走向的强烈道德感。这种历史书写本身,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参与。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历史研究领域内这种对长时段“整体史”研究的兴趣逐渐退潮,取而代之的是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的那种对“细碎”历史的片段式回归。赵鼎新一再强调,引入对宏观历史(macrohistory) 分析的辩证视角是《儒法国家》希望展现的一个基本历史意识。实际上,这一历史意识恰恰体现了曾经影响整个20世纪世界政治与历史发展轨迹的“历史唯物主义”潮流。

  

一、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

  

   无论是在传统的西方汉学家还是在对中国社会有兴趣的社会历史学家的讨论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对“儒家”思想的先验预设。这种静态的文明论假设,一方面将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之前的世界史看作是由“儒家中国”“基督教西方”与“伊斯兰东方”三个主要板块拼凑起来的集合。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一些用英文写作且主要活跃在西方学术界的华裔历史学者很早便对这种“迷思”提出了批评。例如,何炳棣的研究很早便向英语学者们指出,中国帝制的基础实际上是法家思想,而儒家则从道德与社会伦理秩序层面对法家进行制约,是一种政权的工具,而非主宰。⑦

   同绝大多数传统西方汉学家以及用英文写作的华裔历史学者们不同,赵鼎新试图用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及定量方法,梳理出在历史动态中形成的中国“大一统”的权力来源。他不但未假设“儒家”在中国权力制度中先验存在的权威地位,也未轻易认同帝制时期国家/朝廷(state)具有绝对权力(absolute power)的定见。⑧在他看来,国家的绝对权力是法家对政治理想状态的描述,是一种霍布斯式的国家论理论叙述。⑨“绝对主义”(absolutism)在中国历史中的形成,则需要放在列国战争的大背景下去理解。⑩赵书提出,“战争”(war)是构成帝制中国时期“儒法国家”行政与社会秩序特色的基本动力。当然,这一观点并不是全新的,赵鼎新在书中也承认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对其理论的重要影响。的确,读者可以清楚看到,在他的理论框架内,战争与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特别是国家作为强有力的公共行政权力——之间的重要联系,明显带有蒂利对罗马帝国衰落后,在欧洲历史中战争与国家治理关系分析基础上提出的掠夺性国家建设理论(predatory theory of state-building)的痕迹。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对于其内部以及相互间长时段、大跨度政治发展进程的兴趣,也很能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的以蒂利为代表的一批政治社会学者对国家形成及社会政治权力来源的问题意识中。在书中,赵鼎新也反复回应了曼对社会权力四种来源的提法,并试图通过分析春秋时期历史,对其理论进行修正。11

   虽然赵鼎新在序言中便明确揭示了其问题意识与蒂利、曼之间的精神继承和呼应关系,但是我们也可以很明确地看到赵鼎新与欧洲中心式的社会政治历史分析之间的本质差别。简单说来,蒂利等人所描述的欧洲历史内部“国家”的形成,是在罗马帝国大一统格局逐渐解体,欧洲地方王权(sovereign)兴起,王权、君权(imperium)与教权(papacy)之间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出现的分裂性碎片化过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在公元11至12世纪,欧洲世俗君主同教皇多次在主教叙任权(investiture)问题上爆发的严重冲突。也正是在这一权力冲突的紧张关系下,世俗君主国家的法律学者开始重新对罗马法进行创新性解读,以谋求对教会法及其所代表的教皇特权进行削减和制约。12在此历史基础上形成的欧洲现代主权(sovereignty)概念是理解现代欧洲主权国家间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的历史与政治基础。这种“国际间秩序”的形成与赵书所处理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一统国家/帝国形成前的政治秩序存在着本质性差异。后者明显是一个对分裂王权进行整合并进一步形成统一君权及律法的大一统过程。在中国历史现场,这个“从分裂到大一统”,并以大一统为基本历史轨迹的趋势,构成了与欧洲中世纪“从统一到分裂”轨迹的根本区别。在这两种历史轨迹背景下对国家及其权力诞生的讨论与比较,便成了最具创新潜力的富矿。

  

二、天下秩序与主权国家秩序

  

   如果欧洲中世纪历史中形成的“主权国家”政治逻辑可以被视为一种在欧洲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普遍主义秩序,那么在春秋战国语境下构成的大一统秩序,则可以被看作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之前,存在于亚洲的以天下观为基础的另一种普遍主义秩序。在英语世界,赵书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政治动态及之后中国“儒法国家”治理秩序形成的讨论,可能经常会被拿来同许田波的工作进行比较。的确,许田波作为一个重要的回应对象,反复出现在《儒法国家》的叙述中。在其《古代中国与现代早期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中,许田波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角度出发,对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56年—公元前221年)与欧洲拿破仑战争结束前三百余年(1495—1815年)间的历史进行了大胆的比较。13其核心问题是希望讨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state)何以能够经过先秦的“无政府”“国际”状态,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实现统一,并建立起科层化的国家官僚行政机构。而在早期的欧洲,虽然经历过长期的战争,直至19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结束,这种大一统格局也未能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起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结构。

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在当代英语世界国际关系学科背景下写作的许田波有种对学科的使命感。她的工作,似乎是在通过对这种“为什么”问题的解读,从其学科内部寻找可以跨越时空的普遍主义理性方法论。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寻找到肯尼斯•沃尔茨(Kenneth Waltz)的影子。14在她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由许多“具有领土主权的国家”(sovereign territorial states)组成。15但是,本文在开始便提出,这种非历史的比较完全忽略了国家及其权力在中国与西方历史语境中的差异性起源和发展轨迹。能否用欧洲中世纪历史动态中形成的“主权”观念,去简单类比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历史,去消解中国历史中对春秋时期以“王道”与“霸道”之争为主线的历史叙述,消解这一争论背后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合法性?赵鼎新跳出了许田波式的当代英语世界国际关系学科框架,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并展现了在世界政治历史进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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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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